批判张爱玲（4）

    披上现代外衣的善恶哲学

    对于如今的纯文学写作，许多作家笔下的人物没有善恶分明的界限了，他们都
是以一种超善恶的姿态来描述这个现实中的一切，表现“恶的美感”似乎也成为了
一种时尚。然而在张爱玲所处的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她将自己从《金瓶梅》和《
红楼梦》等古典小说中学到的表现技巧，包装上现代背景后直接给她笔下的人物套
上了，于是就有了善与恶二元对立的精神界线，这种单向度的阉割方式让她的小说
失去了人的精神多元呈现的可能性。

    可是张爱玲本人否认了这一点，她曾经这样说过她作品中的一些缺点：“我喜
欢参差的对照写法，不喜欢用善与恶，灵与肉的斩钉截铁的冲突那种古典的写法，
所以我的作品有时候就主题欠分明……”对于前面的观点，我是不敢苟同的，善与
恶还是她周旋于爱情与婚姻法则中的一个标准。张爱玲的小说绝不是超善恶的。在
她的极端现实主义的作品里，人物的声音带有那个时代所烙下的特有的印记，在《
金锁记》（此篇文章中仅以《金锁记》为讨论的对象，而不以《怨女》为对象）中，
曹七巧的变态心理就是代代相传下来的“恶”的缩影，在此，张爱玲恰恰没有遵循
她的“参差的对照写法”。

    当虚伪遮蔽了一切，生活必然呈现出可怕的阴暗面貌。那些时刻晃动着的鬼影
正在无情地侵蚀我们的灵魂，恶在此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我们在张爱玲的小说中读
到的是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残忍，主人公的行为游离在现实之外，但又在悲苦中漂
泊，精神上的通达洗练基本上都带有矫枉过正的成份。就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让
张爱玲在哀怨与叹息中诉求着人类的情感纠结，欲说还休的人生体验无法满足一个
作家对世界的阐述，她需要吟唱惊心动魄的爱情与婚姻之诗，但是现实与理想毕竟
还有那一步之遥的距离，能否跨越这道生命中的悲愤之坎，是一个人期待与渴求的
愿望。

    对美好事情的仿真刻画可以让一个作家有自我解嘲的享受，然而对任何事情三
缄其口，这种明哲保身的做法并不符合具有反传统与叛逆倾向的作家的心理。张爱
玲无法沉默，当然也无法遮蔽，她需要释放心中所有的能量，将全部的怒吼都撒向
笔下的女人。她们带着恶的愿望与人交流，那样更能获得真实的感受。毫无疑问，
单纯的恶也是偏执的愚蠢所造成的真实，其中没有任何斡旋的调解剂。在张爱玲那
些具有某种特殊倾向的小说文本里，恶已经成为愤怒的标志。

    在《半生缘》这部张爱玲真正意义上的长篇小说中，通篇都是善与恶的较量，
真实与谎言之间的对绝。沈世钧的善良与懦弱让他失去了一次又一次对爱情表达的
机会，曼桢的真实却并不为人所接纳，尽管有许多虚拟的感受需要让人去承受，但
她的善良与痛楚也是在存在的限度内被欲望化的生存所消解。关于恶的两个极端，
祝鸿才是上帝安排下的一个特殊的人物，他带着一股喧嚣的气焰搅乱了所有的温和
场面，屈辱的历史开始占居了整部小说的主导。曼璐的一切计划都有条不紊地进行
着，她操纵着所有的安定或罪恶的因素，她并不复杂，而是简单到了令人揪心的地
步。所有的人在她眼里都无法得到宽容，为了一个简单的目的，不惜牺牲自己的妹
妹，这种做法也只有张爱玲能在不愠不火的书写中缓缓生成。

    张爱玲能够描写男权制社会里女人的恶，这本已是她想象中非常大胆的成分了，
可是她还有出奇制胜的第二种方式，那就是描写男权制的社会里男人的软弱，重要
的是这不是男人善的表现，而是恶的极致，我们在张爱玲的笔下能经常见到这样的
软弱男子，长白（《金锁记》）、沈世钧（《半生缘》）等人都是悲情氛围里的一
味药剂。张爱玲的恋父情结虽然没有在她的小说中表露出来，但是通过这些混乱年
代里男人暴力的消失与熄灭颠覆了男权社会根深蒂固的理念。

    张爱玲笔下所描写的那个时代的精神状况显然不会比现在更，但是出生名门的
大家闺秀与小家碧玉们都还没有摆脱清朝风尚所遗留下来的余韵的影响，她们带着
自己安静的心情度过一个又一个世俗的日子。对于自由的向往不属于这些锈迹斑斑
的心灵，她们只能在养尊处优的位置上度过黯然的一生。

    有时我们总能感觉到，张爱玲是在挥霍她笔下人物的能量，困境的接踵而至让
人无法拒绝人物内心里所发出的呐喊的声音，他们需要拯救，需要安慰，可是张爱
玲像是举行某种仪式一样虔诚地告诉我们，真相就是如此，再无挽回的余地。《创
世纪》中的全少奶奶和《金锁记》中的曹七巧都是被张爱玲所安排在我们眼前的障
碍，她们在末日前的腐朽表现让人感到难以名状。善与恶之间的较量在此出现了更
加顽固不化的特征，一切都成为了被动的精神博斗。



    善恶这种潜规则与人类群体的命运结局是无法分离的，尤其是张爱玲将善恶截
然分开后，生命的律动舒缓似乎停止了，反而却成全了卑微灵魂绝望的呼喊。她笔
下那些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们也需要靠眼泪来骗得人们的同情，在他们的对立面，主
要人物的声音被激励着，他们也不敢大声地说出自己的立场与爱憎，因为毕竟还有
更多的疑问在等着他们去解答与推辞。玩世不恭的张爱玲还是终究没有忘掉自己批
判的本性，她站出来强烈地抗议着疯狂的侵入，张扬的信念被激发出来了，书写的
真实让许多人无地自容。

    有时候，张爱玲迫于现实的无奈，经常把受难进行改装与整容后当作一种创造
悄悄地渗透到小说文本的写作里。受难的母题历来就是作家们难以驾驭的使命，如
果处理得不到位的话，更多的写作就会前功尽弃而流于滥俗。受难与眼泪双向互补
已经成为大多数人书写的根据，它们对世人的诱惑让那些被炼狱洗涤过的灵魂也无
法抵挡。张爱玲就是如此，她预见性地指出事情发展的方向，同时她也会事后诸葛
亮一样将事情的原委对旁观者们和盘托出，然后神出鬼没地抽身离去。

    张爱玲在现实的善与恶中成功地激怒了一批人，那就是后来步她后尘的一批上
个世纪九十年代出道的女作家，她们不仅在这一点上吸取了张爱玲给她们留下的丰
富的营养，而且在吸收了之后不假思索地将张爱玲再次推向了众目睽睽之下接受后
人的洗礼。这种颠倒的做法曾经在中国文坛一度非常流行。那个时候，张爱玲成了
“作家中的作家”，她的影子出现在哪里，哪里就会成长出一批忠实的贩卖者。在
“游戏”的过程中，张爱玲扮演了一个极为尴尬的角色，虽然为许多人所仰慕，但
这种仰慕里都带有刻意而做作的成份。

    后来的女作家们都将张爱玲笔下的善恶之念进行了超越性的改写与嫁接，她们
的目的也就让作品更富有艺术的意味，而剔除了张爱玲通俗的逻辑框架。这就是为
什么人们喜爱看张爱玲的同时又要违心地告诉所有的人说，张爱玲是无知的。张爱
玲费心所做的一切都被别人利用了，这是连她自己也难以预料到的可悲的结局。

    随着一个人年龄的增长和逐渐有了区分善恶的能力，那么阅读张爱玲就是一个
体验成长隐痛的过程，有一种“痛并快乐着”的感受。张爱玲将一些惊世骇俗的善
恶理念诉诸笔端，表面上是在制造矛盾和冲突，以解决叙事的平面化，但是强烈的
历史感与责任感还是驱使着她去批判当时的社会现实，其实这本身也是由善恶观念
所决定的。

    张爱玲的对现实的批判也是建立在对人的恶的批判基础之上的，她的小说里也
有对现实社会的不满，但是这种状态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久（张爱玲真正的文学创作
的时间也不长），潜意识里流露出的那份执著随着善恶观念的重度渲染而走出了离
经叛道的囚笼，重新回到了自然与“荒野”中，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差异构成了
批判最基本的时空条件。

    在男权社会中，男性与家长占主导地位的局面已经是张爱玲几乎所有小说文本
中批判得以成立的契机，批判那个时代女人的奴性，批判其从属于男人的悲凉。这
一切批判又都建立在爱与同情的基础上，所以我们看完了张爱玲的小说后来反观她
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还是能深深地觉察到作家对人物身体的温情眷念。虽然有些行为
只是象征性的，但其精神内涵中还是希望女人浮出地表而接受人性的洗礼，即使这
种希望也是虚无飘渺的。

    其实，女性本真的柔弱与善良在张爱玲的笔下已经变异，在现代的外包装下女
性的善也有了恶的因素的渗透，无意识的批判被真相所拆解，张爱玲古典善恶理念
的躯壳所包裹住的小说文本在现代社会必然变成了一种消遣的速食品，而不是拯救
堕落的圣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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