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莫言（3）

    赵甲声称，刽子手是“神圣庄严的国法的象征”。法是什么？法是统治阶级意
志的集中体现。当国家的意志交付一个具体的个人来实现时，那么这个人个体的主
体性就不可避免地丧失了。“杀人者偿命”与“杀人者有理”，二者的悖谬，淋漓
地映照出国家话语的荒诞。赵甲对其职业的美化，兼含着对国家的肯定，出于一个
小说人物的口吻，本来无可非议，然而，作者从各个不同侧面对酷刑甚烈的国家所
进行的高度肯定，就令人不可思议了。在小说的第十章，莫言作搬出了原刑部主事、
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来抬举赵甲：“其实，你干的活儿，我干的活儿，本质上是
一样的，都是为国家办事，替皇上效力。但你比我更重要。……刑部少几个主事，
刑部还是刑部；可少了你赵姥姥，刑部就不叫刑部了。因为国家纵有千条律法，最
终还是落实在你那一刀上。”这里，人们不禁要问：执法者的个人意志如何体现？
个人意志与国家意志的重合，又说明什么？历史上的刘光第，久在刑部任职，熟悉
刑法，就戮时对“未讯而诛”大感诧异。小说虽涉及到了这一史实，却忽视了历史
的真相：刘光第常思救国救民之策，提倡改革弊政，兴新学、行新政，在律法方面，
甚至主张“虽盗贼，临刑呼冤，当复讯”。莫言让这样一个维新人士，在旧制度的
铁杆卫士赵甲面前，说出上述一番话，未免有些开历史的玩笑。此外，赵甲还在袁
世凯面前引证了刑部任过职的袁保恒大人的话，“为盗杀人，天理难容；执法杀人，
为国尽忠。”诸如此类的国家主义腔调，在小说比比皆是，令人心惊肉跳。国家主
义认为，国家是有着自身偏好的自主的行为主体，国家与社会非此即彼，两者在权
力关系上属于零博弈，表现为国家以不同的形式、从不同的向度侵蚀以致取消个人
社会；对外，主张国际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要以国家为中心，（自己的）国家利益压
倒全人类利益。有“我”无“人”，唯我独尊。

    国家的敌人是人民。任不寐强调，个人存在不仅是我们这个世界的第一个事实，
也是它唯一的事实。人类以此化分为两类：承认自己是利己主义者的利己主义者--
这类人的确是少数，和否认自己是利己主义者的利己主义者--这类人很多，民族、
国家、人民、集体、社会、大多数等等" 大义名分" 是他们千古不变的面具。撕破
脸皮的国家主义者的宣言是：" 朕即国家" ；半掩朱颜的国家主义者的法律是：" 
批评领袖就是反对国家" 。由于" 国家" 不能" 亲自" 接受礼拜，因此" 朕" 是大
义名分的热烈鼓吹者和最后受益人。他们以国家名义占有个人财产，践踏个人权利。
霍布斯认为，" 公共权威" 的建立可以制止人们的偏私与天然冲突（他对人性的理
解是片面的），给社会提供" 安全保障" 。事实上，这个" 公共权威"-- 由于它必
然以代理人的形式出现--正是一种潜在的" 偏私" 和" 冲突";在缺乏监督机制的情
况下，这个代表者或篡夺者是最大的" 偏私" 和最大的" 冲突" 。庄子曰：“窃钩
者诛，窃国者侯”。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作为一种文化概念的祖国，与养育
了她的人民的祖国是不同的。在专制政体的国家里，" 国家主义" 是集权主义充分
利用人之劣性而发动的一场阴谋。所谓国家，不过是一件赃物而已。所谓“法”，
也大都是窃国者的护身符。为之杀人，从莫言自称的民间立场来看，更为“天理不
容”才对。然而，在他的笔下，我们几乎听不到任何质疑酷刑的声音。对于那些没
有人权追求自由的人们来说，一个制度性施暴的国家及其法令，是没有任何“神圣
庄严”可言的。在《檀香刑》里，这种国家神话无所不在。钱丁夫人是位“深明大
义”服毒殉国的烈女。钱丁在小说的结尾举棋不定：“这显然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
大清王朝啊，余是弃你啊还是殉你？”他最后杀死孙丙，与之一起完成了“殉国”
的壮举。作为一种制度的牺牲品，钱丁对国家的意识踌躇，毕露出莫言反殖民化思
想资源的匮乏。与殖民主义同样压迫人的国家主义，似乎成了他惟一的法宝。

    读《檀香刑》，让我不由地想到了诗人梁晓明的名篇《玻璃》。尤其是他在现
场的朗诵，对任何一个听众，都有些残酷至极。那种切割手掌的疼痛，叫特殊材料
制成的人闻之也得立马变颜，然而，作者本人却依然沉醉于个人的声音里。诺贝尔
文学奖获得者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对纳粹大屠杀的文化反思，值得我们注意，“大
屠杀是一种价值，因它在无法估量的痛苦中引入了无法估量的认知，其中蕴含着无
法估量的道德资源。”  把“大屠杀”替换为“酷刑”，在咱们这个国度，完全可
以言之成理。中国历代的酷刑文祸，吞噬、淹没了多少无辜平民百姓与知识精英的
生命？如此浩瀚的先天性道德资源之海，莫言居然没有从中取一瓢水？在《檀香刑
》里，他对酷刑只顾毫无节制地浪漫化，竟把二十世纪初叶中国的矛盾，降解为单
纯的中国人与外国侵略者的冲突，可谓是小说的最拙劣之处。也许是过于胶著于创
作“主题鲜明”的小说缘故，莫言有时甚至不惜违背历史的真实，前面已有详述。
大家都看过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人家在表现大屠杀时所蕴含的悲悯之情，在莫
言表现酷刑时根本找不到影儿。莫言在接受一家报社记者采访时表白：“整部《檀
香刑》犹如一出大戏，色彩浓重、主题鲜明。我称之为创作过程一次有意识地大踏
步撤退，在小说这种原本是民间的俗艺渐渐成为庙堂里的雅言的今天，在对西方的
借鉴压倒了对民间文学继承的今天，《檀香刑》大概是一本不合时尚的书。面对当
前高雅而温软的流行趣味，我突然唱起了土得掉了渣儿的猫腔大戏《檀香刑》，目
的就是想发出自己的声音。”依我的记忆，文学史上任何忠实于生活的真正伟大的
作品，都很难说是“主题鲜明”的。在西方某些人的眼里，对屠杀的美化乃是一种
“高级文化”，用中文来说，就是“庙堂文化”。《檀香刑》的第三种声音，不是
莫言所忌讳的“庙堂里的雅言”，而是国家屠宰场刽子手快意和宣泄之声，其最强
烈的表达，就是第二章的“赵甲狂言”、第十四章的“赵甲道白”以及第十七章赵
甲的儿子、跟他爹学刽子手的“小甲放歌”的声音。无论就其篇幅的冗长、铺排的
繁杂、欣赏的笔调、音量的宏大而言，这种残忍的杀戮之声，始终是压倒前两种声
音的最强音，是全书的主旋律。展示残酷的恶并不叫人恐惧，叫人恐惧的是展示者
竟给这种恶披上了“国家”庄严的外衣。国家这个概念，其实在咱们这个国度，与
个人、与民主是不兼容的。在民俗文学中掺杂“庙堂文化”之音，莫言可谓是长于
此道。他要想发出的“自己的声音”，不过是又一次与当今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合
谋，又一次对民族主义大合唱的变相加入。而这两种东西，在后极权主义的中国，
永远走运。如此看，《檀香刑》这本书很合时尚的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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