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王安忆（2）

    写作原则的圈套

    王安忆在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叙事视角与艺术观念，在消解了其他作家都
津津乐道的象征，隐喻和暗示等修辞手法的同时，她却又不可避免地染上了与其他
作家同质的毛病，那就是过于绝对化的写作策略的提出，这虽然表现了她在写作原
则与方式上的自信，也表现了她要写出经典作品的那种追求和理想，但是王安忆的
这些具有决定性的选择同样不是无懈可击的。

    “一不要特殊环境特殊人物；二不要材料太多；三不要语言的风格化；四不要
独特性。”这是王安忆曾经说过的写作的著名的“四不”政策，王安忆这样出语惊
人，她是否真正地想过自己的写作从来不会违反自己的“四不”政策，恐怕从王安
忆写作之初到现在她真正地做到了这“四不”政策，这是非常值得怀疑的。这些抽
象的命题会在不经意间让一个主体性极强的作家目眩神迷地陷入自己为自己设定的
圈套。

    如果一个作家的写作没有特征的话，那么这样的写作的平庸性也就显而易见，
这样的写作如今也是俯拾即是。拿“一不要特殊环境特殊人物”来说吧，王安忆的
许多作品都没能跳出这个她自己为自己所设定的游戏规则，上海这个国际大都会难
道不是特殊环境吗？王安忆否认了这重要的一点。对于“不要独特性”，这一点王
安忆更是无法回避了，她的哪一部作品不是以其“独特性”而为她带来了声誉。王
安忆专门找出这些许多作家都无法规避的事实来为自己的写作设定某些具有反叛意
识的圈套。这是哗众取宠吗？这种感觉是相当微妙的，只有读者心里最清楚了。

    其实在王安忆的成名作《本次列车终点》中，理念化的写作倾向也是一目了然，
人物的声音完全受制于作者的控制。主人公陈信纯粹就是作者理想的一个单纯的传
声筒，他在经历过城市中那些勾心斗角的生活后，最终意识到北方更适合自己。这
时，他的理想升化了，他的心态开始变得平和了，有了一种不撞南墙不回头的绝决
与酸楚。结尾处陈信从那种对先前失去的东西无法挽回的遗憾上升到了对未来的憧
憬与向往。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个时代的结束，一个人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执着。陈
信这样的人物在王安忆中期的作品《流逝》中同样出现过，主人公欧阳端丽在大城
市生活的空虚与无聊中感到了人生的毫无意义。他们是否需要回归到乡村与土地，
王安忆本人也无法对这样的结局作出实质性的回答。

    早在1983年，评论家南帆就说过，“王安忆的小说很少为这些人物提供更为深
广的生活图景。他们周围的世界常常显得十分稀薄。小说无法在重重叠叠的社会关
系交错中，提示产生这种冲突的必然原因，小说的内容更多的是集中在一些人物直
接活动的范围内。尽管王安忆对这个范围内的一切具有细致的洞察力，可是拘囿也
是明显的。王安忆的观察点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单一的，静止的，而不是追随着生活
本身而深入。”所以，在她早期的作品中，主题先行的写作方式时刻都会在不经意
间流露出来。南帆就对王安忆的“题材接近的小说接连出现”创作方式留下了一种
“成批生产的雷同感觉”，现在我们来看王安忆的小说，这种感觉同样存在，千篇
一律的模式化创作虽然也有大同小异的细微差别，但是那种富有启示性的探索理想
却在她平缓的叙述中大打折扣。那“成批生产”的作品虽然材料大同小异，但是语
言风格却更是趋向了一致，尤其是她早期的“雯雯”系列的小说。同样，王安忆作
品的批判功能也大大地减弱了。

    王安忆是不是一个固执的人，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她的一些作品在我看来却有
着直指心灵的固执，甚至可以说是偏执的。在王安忆颇富盛名的中篇小说《叔叔的
故事》里，叙事策略的非正常使用在让作品富于多彩幻想的同时，也将她的艺术观
念推向了不知所措的边缘境地。时间与空间上产生距离感的那种“陌生化”效果虽
时有呈现，但是这种对西方现代派小说流风遗韵的模仿却也并非天衣无缝，我们时
常会读到那些违反叙述规则的冒险尝试，因此刻意做作的表演成份也就更为突出一
些。在我看来，王安忆写作《叔叔的故事》就是想对以前的写作有一个叙事结构上
的突破，可是她所运用的个人经验与她的“不要独特性”的写作标准本身就是矛盾
的，这未免也过于绝对化了。



    对于此后像《富萍》和《上种红菱下种藕》这样匠气十足的长篇小说，“四不
要”写作标准更为残酷地从各个方面束缚了她的写作，最重要的就是，过于理性化
的表达将作品演绎得像温婉柔弱的催眠曲。评论家吴俊这样评论到：“王安忆借助
历史的乌托邦幻想和现实的乡村田园生活完成自己的当代意识形态表达。但她对历
史与现实、乡村与都市、人性变化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过于执着于单向度的思维方
法，认识片面而偏执。对都市生活的感性认识不足导致其理性判断的偏颇，所以，
文学表现的丰富性是其作品普遍缺乏的品质。”可以说，吴俊道出了王安忆在她的
长篇小说中所面临的困境，她对上海的描写到底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状态？王安忆
引人注目之点在描写上海上，但是缺点无一例外地也是出在描写上海生活上，她写
的越多，她与上海之间的那种紧张关系也就日益彰显，虽然这种细微的变化我们从
她的某一部作品中难以察觉，但是通观她近期的作品，这种重复描写的感觉就会接
踵而至。上海这个“特殊环境”让王安忆陷入了一种惯性的写作而不可自拔。

    在一次访谈中，王安忆曾说了这样的话：“其实生活本身就只有那么一点内容，
每个人看到的都是一样的生活，大家观察到的也都差不多，而大家写出来的作品不
一样，这要看你理性准备有多少。如果你的理性充分，你就深刻，就和别人不一样。
写作就像织毛衣，需要很有耐心，从底上开始，一针一线织起来，而且起头最难…
…”这样的一些写作标准现在在许多的年轻作家眼里或许是非常可笑的，但是从王
安忆那一代作家口中说出来似乎是再正常不过的。因为他们没有更多的对这个时代
感受的那种深入骨髓的真实。王安忆将写作比喻成织毛衣，而稍有一点常识的人都
知道，织毛衣是一种非常枯燥的而毫无建树可言的事情，它虽然要求人有耐心，却
对人的技术要求太过低下了。而有过写作经验的人也都知道，写作和织毛衣是不可
相提并论的。

    时常在传统与先锋之间徘徊的王安忆不敢冒险地对这个世界进行主观臆断，可
是她总是尽力恪守着自己为自己设定的画地为牢般的规则，她无法背叛，却又无法
拒绝，她的这种表达方式源于一个人对写作的理解，对这个世界的理解。有人说王
安忆爱絮絮叨叨，笔下总是充斥着说不完的小家碧玉式的感伤故事，这些故事的雷
同与写作材料的匮乏也不无关系，因为她曾经说过，她的写作“不要材料太多”。
评论家王德威这样评论王安忆的小说：“大抵而言，王安忆并不是出色的文体家。
她的句法冗长杂沓，不够精谨；她的意象视野流于浮露平板；她的人物造型也太易
显出感伤的倾向。这些问题，在中短篇小说里，尤易显见。”《悲恸之地》、《好
婆与李同志》、《逐鹿中街》等等莫不如此。

    过于绝对化的写作原则的提出，让王安忆时刻警戒自己不要违返了游戏规则，
她小心翼翼轻描淡写，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这样总有一天王安忆会感到疲惫的，束
缚得太多，限制得太多，而终究却又背叛了太多，如此一般，王安忆的“四不要”
现在看来似乎成了“四不像”。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