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进我进

    针对1942  年新的斗争形势，刘伯承提出了“变敌进我退，为敌进我进”的口
号。刘伯承的这一结论，是在充分分析了日军的行动规律的基础上得出的。刘伯承
是这样描述日军“扫荡”的步骤的：第一是各方面且进且击地齐向腹地作大合击；
第二是各部队分散配置，进行抉剔“扫荡”；第三是各方面分道撤出，转入另一区
域“扫荡”，或归还原巢。

    刘伯承在这一基础上又作了更加细致的描述：各方面敌人都是依托铁路向腹地
某点前进，先在前进道路上各自进行局部的合击，然后齐向腹地某点作向心的共同
的台击。每方面的敌人在局部合击时，在太北多以大队为单位，在太南多以中队为
单位进行为此，刘伯承着重指出：备方面敌人都如此进行，其意图是想把我军各部
队都向腹地中心压缩，使我们越发缩到中心，越发钻进它集团所预定的共同合击圈
之内。

    日军在合围八路军时，还设置了残置部队。为了防止八路军跳出合围圈，各路
“扫荡”部队在尚未构成合击之前，即在八路军可能转移的要路上，残置一个小队
或一个中队，构筑临时的封锁点，用这样的方法以弥补不断扩大“扫荡”正面而不
得不减小的纵深配置。这些残置部队，或配以无线电台，或配以军鸽，以便于传达
情报，日间上山，夜间下山，多方进行佯动，意在将八路军部队压进圈内，以威胁、
堵击等手段，使八路军不敢向圈外转移。

    刘伯承指出：这种残置封锁部队是起吓鱼入网作用的。

    刘伯承还细致地描述了日军的“铁桶封锁阵”。在构成每一合击圈时，两翼多
系有力部队，进展很快，正面多系直属小部队进展很慢。在进行每一较大的合击时，
都有飞机三至六架进行轰炸、侦察和通信联络，特别在发现八路军时，即以飞机抑
制八路军行动，并将八路军的位置指示给地面的敌人以构成合击圈，从而进行所谓
立体的合击。这就是日军所谓要构成逐步缩紧的“铁桶封锁阵”。

    将日军的情况分析到如此程度，“敌进我进”的理论也就呼之欲出了。

    刘伯承认为，敌人假定八路军主力是缩入腹地中心作战，重演敌进我退、诱敌
深入的老规律，故从各方齐向腹地中心来个铁桶大合击。对此如我们基干军队主力
不与合击者作被迫的战斗，即能出合击圈外转而去背击敌人，这是上策。如不可能
时，则仅与一方来的敌人略为战斗，即转出合击圈外，进行上述的作战，这是中策。
如被敌人越压越缩，陷入其大台击圈心，这时不论采取什么方法，都很难打出好的
结果来，自然这就是下策了。

    不难看出，最好的策略是完全的、“不与合击者作被迫的战斗”，即运动至合
击圈外，也即完全地实现敌进我进。同样，在上、中、下三策中由好到坏的一个重
要标志也就是看摆脱敌人，跳到台击圈外的程度，也就是敌进我进实现的程度。

    能否实现上策，在刘伯承的理论中又转换成了能否抓住“利害变换线”。

    “利害变换线”就是选择和掌握好跳出敌军合击圈的时机和地点。有了时机和
地点，也就有了时间和空间的概念。从时间角度来看“利害变换线”，就是时机的
变换；从空间的角度看，就是作战地域、地带的变换。

    只有在适当的时机、适当的地点才可构成“利害变换线”，才可在极其危险之
中，找出此危彼安的转换点。这其中有两个动态的、不确定的因素：

    时间和空间。由于时间和空间的不确定性，构成了“利害变换线”本身的不确
定性。于是，研究对手，特别是研究对手的行动规律，研究敌人的“备”、敌人的
“意”，就成了确定“利害变换线”的重要前提。刘伯承常说：五行不定，输得干
干净净。

    刘伯承在长期的军事实践中，借用我国古代“金木水火土”的“五行”观，提
出了作战指挥中的五个基本要素——任务、敌情、我情、地形与时间，从而形成了
刘怕承独具特色的新“五行”术。

    从多次反“扫荡”的实践中刘伯承得出一个结论：反“扫荡”作战成败的关键，
就是能否把握住“利害变换线”。在1942  年的反“扫荡”中，日军“经常东捕西
捕，南圈北圈，到后一个时候，则演成多数的小圈且套之以大圈，即使是一个小目
标，也是两个以上的纵队合击。”把握住了“利害变换线”就可以实现刘伯承所说
的“上策”，反之则会陷入“下策”。

    “利害变换线”既反映了反“扫荡”的客观规律，又充分体现了人在战争中的
主观能动性，是刘伯承军事理论中的一个独特贡献。

    刘伯承概括了五条运用“利害变换线”理论，发挥我军机动特长的战法：

    其一，“跳出圈外机动”。

    其二，“圈内突围与圈外接护协同一致进行”。

    其三，“善于在两敌接合部机动”。

    其四，选良机、看“火候”，转到外翼歼敌。

    其五，以利诱敌而后歼之。刘怕承认为，“以前我们的惯语说‘诱敌深入’，
乃是在游击战术上，把一路敌人诱引到伏击圈套内的一种趋利的机动，并不是在正
规军内线战役上，把几路敌人放引到利害变换线内，成为不能避害的蠢举。”在刘
伯承的著述中，像“利害变换线”这样的理论上的创造，比比皆是。

    从其中可以感觉到，刘伯承是无愧于“论兵新孙吴，守土古范韩”的美称的。

    5 月下旬，日军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扫荡”在即，刘伯承一边喝着太行山土
产茶叶泡的浓茶，一边在地图前严密注视着日军的动向。一连几天，刘伯承一直守
在作战室里，及时掌握敌情，不断下达指示。



    刘伯承在地图前对几个参谋说：敌人在制订合围闭幕时用的是“圆规划法”，
即以预想的某一合击目标力圆心，依据它的兵力和各路可能汇合的时间划定一定范
围的台击圆周。这个合击圆周形成的那一刻，就是“利害变换线”。基干军队要确
实掌握好这个“利害变换线”，及时转到合击圈外机动。

    只要干部能够经常查明敌情，隐蔽自己，平时对地形熟悉，就能使自己在游击
集团佯动掩护之下，实现这一点。

    实现“利害变换”理论，不仅仅是在图上找那根线，而且为了实现利害转换，
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当刘伯承预见到日军要进行“扫荡”后，立即电令各区、各部
：

    一、分若干精干小部队深入敌之“扫荡”基地，接敌侦察。

    二、派得力干部带小部队深入下层，领导县、区、村指挥部。

    三、若干团加强便衣活动乘机进行机动。

    四、各领导机关力求短小精干，派干部帮助下层。

    日军要形成一个个圈，用圈来套住八路军；八路军要钻出一个一个圈，粉碎日
军的“铁桶合围阵”。

    在1942  年炎热的夏季，太行山中展开的是双方千军万马不是游戏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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