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岸文三郎坐不住了

    石拐会议后，129 师386 旅的主力部队立即向敌占交通线展开，积极发动群众，
建立群众武装，在根据地周围形成了环形对外正面。当时的部署是386 旅771 团主
力挺进到平汉路西邯郸、磁县地区；772 团主力在同蒲路榆次、大谷段以东，正大
路以南，正定以西地区活动；同时各个游击支队也四处活动，在宽大的正面上不断
袭击敌据点，破坏铁路，打击过往运输车辆，打击小股敌人，对铁路线周围的日军
构成了很大威胁。

    与此同时，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只以129 师为例，以772 
团三个连为基础，在辽县成立了一个补充团（后改称第17  团），建立了旅直属队
和几个师直属队。到了1938  年初，129 师在原有3 个团的基础上，又新建和扩建
了补充团，独立团和骑兵团，总共有36  个团。同时，山西抗日决死队、政卫队、
工卫旅，以及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和第三战区民族革命战地动员委员会所属的游击
队，在山西境内各处建立起来，与八路军并肩作战。

    山西的这些新军是中共应阎锡山之邀帮助阎锡山在山西建立的，各个部队的领
导权大都掌握在共产党员手里，实际上已经成为共产党军事力量的一部分。在阎锡
山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后，山西新军也就正式隶属于八路军，其大部被编入129 师
面对中共抗日武装的发展壮大，日军在1937  年12  月20  日的一份报告中也不得
不承认：“朱德、彭德怀所率领的共产党主力在榆社宣城镇附近，其有力一部在五
台及太原西方山地……民众有渐渐亲近他们的倾向，将来更联合各地残兵难民等，
经过相当时期后，如果完成各方面的联络，势力一定会逐渐扩大。……假如我方停
止于现在配备状态，山西后方的扰乱愈发加多，共产军等一定会协力夺回太原。”
这份报告中唯一下准确的是对“民众有渐渐亲近他们的倾向”的判断。

    日军对民众和八路军关系的判断太保守了，因为八路军撒入敌后，就像种子碰
到了适合生长的沃土，立即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三、四个人的工作组可以在
短时间内发展为一个工作队，甚至独立团。这个时期，丝毫不用担心武器的问题。
那时，正大路沿线、同蒲路、北平至石家庄段的平汉路都是不久前的战场，遗留有
许多武器弹药，再加上国民党军后撤时丢弃的武器，恰好满足了游击队的组建之需。
所以，民众和八路军不是“渐渐亲近”，而是“亲如鱼水”。

    对八路军的威力日本人没有预计到，以至于对八路军的游击战术异常的恐惧。
刘伯承在129 师的游击训练班上曾经举过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现象。



    第一个故事：日军有一个叫伊藤的少将在一份报告中说：八路军“行踪飘浮，
出没无常，我前进则彼逃散，我停止则彼出现”，“在广大之中国，到处流窜，不
能使其作城下之盟。”第二个故事：129 师在榆次缴获的日军文件中，发现一个日
本士兵写的家信。他在信上画了一个圆圈，又画了一个小人站在圆圈的中央，小人
代表他自己，圆圈代表游击战。这个圈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已经被八路军的游击战
包围，因而不能回家，心情十分苦闷。

    如果说第一个故事表明日军将领对八路军的恐惧还只是“不能使其作城下之盟”，
是一种潜伏在心里的恐惧，那么第二个故事则已通过一个日军士兵的家信将这种恐
惧明白无疑地表达出来。

    同样处于这种恐惧之中的日军第20  师团长川岸文三郎不愿意使自己处于这样
一种类似慢性自杀的折磨之中，他要与八路军面对面的打上一仗。他认为：与其同
八路军枝枝节节地作消极守备，不如集中兵力一举消灭之。

    川岸文三郎坐下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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