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河口初起纷争

    1935  年6 月26  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
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稼样、张闻天、博古、张国焘、刘少奇、凯丰、邓发、
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林伯渠等。会议在两河口一个喇嘛庙里
召开，由中央队秘书长刘英担任记录，王首道也参加了会议的秘书工作。会议集中
讨论战略方针问题，主要是围绕要不要攻打松潘来讨论，从战略上讲这是关系向北
还是向南问题，从战役部署上说就是由哪个部队担任攻打松潘的先锋问题。

    会议在张闻天的主持下进行。首先由周恩来代表中央做报告，他分析了当前形
势，阐述了战略方针、战略行动和战争指挥问题。他提出，在什么地方创建新苏区，
首先必须有利于我们的作战，其次必须有利于消灭蒋介石的主力。在地区选择上，
应是，地域宽大，好机动；群众条件好，汉族人口多；经济条件比较优裕，能解决
红军给养的地方。他说，川、陕、甘三省广大地区具有上述优良条件，一、四方面
军会合后，新的战略方针即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岷山以北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
地，首先占领甘南。并强调两个方面军应集中指挥，指挥权要集中于军委，这是最
高原则。

    毛泽东继起阐述：我们应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此处南可防守，北可向蒙古靠
近。

    他说明共产国际曾来电指示，要我们靠近外蒙古，现在根据我们自身的一切情
况，也只有这样做。张国焘当即发问：“共产国际何时有这个指示？”张闻天起而
答复：在他们没有离开瑞金以前（约十个月前），共产国际在一个指示的电报中，
曾说到中国红军在不得已时可以靠近外蒙古。中央离开江西苏区后，即与共产国际
失去联系，现在无法通电报。

    毛泽东谈笑风生地说下去。他说，他打开地图一看，西北只有宁夏是富庶的区
域，防守那里的马鸿逵部，实力也比较薄弱。莫斯科既有这样的指示，虽然事隔多
时，相信仍会从外蒙古方面来策应我们，那我们也不怕外蒙与宁夏之间那片广大沙
漠的阻隔了。

    他自己问自己：“为什么我们要到宁夏去？”他自己答复说：“主要是蒋介石
的飞机和大炮厉害，现在蒋介石得意，我们倒霉。他耀武扬威的找我们打，我们不
中他的诡计，偏不和他打，我们不动声色的跑到宁夏，背靠着外蒙古，看他还有什
么办法？”他继续说明：我们的同志们不肯老老实实的承认飞机大炮的厉害，现在
我们只有变个戏法，也到外蒙古去弄点飞机大炮，来回敬蒋介石。

    他加重语气继续说：“打开窗子说亮话，我们是有被消灭的危险的！”毛泽东
在发言中同意周恩来的意见。他指出，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有它的好处：把苏维
埃运动放在更加巩固的基础上。他要求“在四方面军应作解释，因为他们是打成都”。
他强调应迅速北出松潘，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这地区条件太坏，后退不利，
应力争六月底突破岷江以北地区，以便消灭胡敌，进入甘南。他建议统一指挥问题，
由政治局常委和军委解决。

    张国焘接着发言，他说，目前，接近我们的敌人主要是胡宗南与刘湘，其他都
是配角。如果我们以现在占领的地区为起点，用主力向南、向成都方向进攻，消灭
这些敌人是不成问题的。然后向川南至汉中一带发展，以西康为后方，这个计划可
名之为“川康计划”。如果我们北进，必须打通松潘，进占甘南，估计胡宗南至少
有20  个团的兵力牵制我们，我们也要集中20  个团在松潘对付胡宗南，不然会吃
亏。松潘以北是茫茫草地，一片泽国，我们将被地势所限而入困境。

    从他的发言中不难听出，他的言辞非常巧妙，既不反对“北上”方针，也不放
弃自己的“南下”方针。

    毛泽东不赞成张国焘的川康计划，他认为事实上会使一、四两方面军被逼退到
西康地区。据他考察所知，西康地区只有二十万人口、不能供养红军，如果红军被
敌人封锁在这个地区，将成为瓮中之鳖。参加会议的其他同志也同意上述周和毛的
意见。朱德也主张：“迅速打出松潘，进占甘南”；刘少奇也不同意向南发展，他
说：“不能向成都去。”张国焘原来认为中央红军兵强马壮，他曾宣传中央红军有
“30  万”之众。

    这时他得知中央红军长途征战仅剩不到两万人的情况后，顿时变了脸色，野心
膨胀。在这次会议上，他明里不好反对攻打松潘，心中不愿攻打松潘，不愿承担攻
打松潘的重任。他意在保存实力，不愿同胡宗南部战斗。他讲话不紧不慢，不阴不
阳，绕圈子，不直接了当，脸上看不出春夏秋冬。他摆出各种困难、反对北上，理
由是北有雪山草地，气候严寒，行动不利，部队长途行军，减员必大；北面有胡宗
南部20  余团兵力，即便到了甘南也站不住脚。



    他主张依托懋功地区，避开胡宗南部，先向南打成都，然后向川康边发展。

    由于大多数同志同意中央意见他最后不得不表面上同意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
据地的方针。毛泽东看透了张国焘的心理，很耐心很诚恳他讲道理，说得他理屈词
穷，最后也同意由红四方面军负责攻打松潘。最后，张闻天作了总结性发言，强调
建立川陕甘新苏区“战略方针是大家一致意志，应一致来实现。这战略方针是前进
的，唯一正确的”，”要实现这一战略方针首先进攻和控制松潘”，“创造川陕甘
苏区只有依靠决战胜利。”他还强调一、四方面军应统一领导，“国焘同志是常委，
是军委负责的一个”，一，四方面军需调整和组织，办法再具体商量。

    散会后，张国焘回到住处。午餐时，他的秘书长黄超将一份中共中央出版的《
布尔什维克报》给他看。这份油印的刊物是中央到懋功后的第一次出版物、刊物上
第一篇文章便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凯丰所写的《列宁论联邦》一方。这篇文章的大
意说，列宁曾反对“欧洲联邦”，因此西北联邦政府是违反列宁主义的；再则这个
所谓西北联邦政府，也违反了中共中央的苏维埃路线，在此严重关头、居然提出西
北联邦政府的名义，无异否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张国焘看了这篇文章，非常生气，他的政治主张在两军会师立即被公开批评，
令他震怒，他推测一定是中共中央曾经开会慎重商讨，决定“反对张国焘的机会主
义”，才会由凯丰署名发表这篇文章。

    黄超又告诉张国焘，这份刊物是一方面军一个干部私自交给他的，中共中央在
两三天以前发行了这个刊物，规定只发给一方面军的干部看，不给四方面军的干部
看。听了黄超这些话，张国焘心中更为不安，疑虑丛生。

    恰在这个时候，张闻天来了。张国焘将这份刊物给他看，并问他：“中央机关
报发表凯丰这篇文章，用意是不是要展开西北联邦政府的辨论？”这篇文章是不是
根据中央的决定写的？

    张闻天避免答复这个问题。他当时面色也非常尴尬。他表示，现在一、四方面
军急须一致行动，不宜讨论这些引起争执的问题。

    在两河口会议双方的意见交锋中，博古曾讽刺张国焘南下、西进方针好比是
“麻雀钻阴沟”，引起了张国焘极大反感。会后，毛泽东劝博古说，不要讲这种刺
激性的话。

    不久，博古找张国焘谈军中政治工作的问题。他虽然做过三年中央的书记，也
遭受过遵义会议的贬斥，看来历练似仍不多，说话直率倒是他可爱之处。张国焘说
话时多少有点中国的传统风格，称呼各个同志往往照1927  年大革命以前的习惯，
如对毛泽东只称他的别号“润之”，对朱德称“玉阶”，有时，还在他们的别号之
下加上个“兄”字，或者“老兄”。这使博古有些不顺耳，他一见面即质问张国焘
：“想不到你还喜欢称兄道弟？”他认为这是国民党军阀的习惯，与中共布尔什维
克的意识极不相称。

    张国焘听了他这种小题大做的质问，有点哭笑不得，只得向他解释一番。

    他指出称兄道弟是中国民间表现友爱的传统，与国民党军阀作风是风牛不相及
的。

    博古放下这个话头，说明了来意。他指出中央在军队中改正了官长与士兵间的
阶级观念，而代之以同志的亲切关系。如军师团长改称指挥员，伙夫马夫改称炊事
员饲养员等，而四方面军却仍援用军阀时代的老名称，有所谓“军长”“师长”乃
至勤务兵，伙夫马夫等。特别是“勤务兵”的称呼会使他们有“马弁”的感觉，马
夫的称呼会使他们感觉自己所做的是贱役，他质问张国焘：“难道援用这些旧的名
称，不会保留旧有的军阀观念吗？”博占指出四方面军长期脱离了中共中央的领导，
自然缺乏布尔什维克的气味。他继续挑战，指出四方面军的官长对士兵，仍采打骂
手段，这就是军阀统治的象征，他曾看见四方面军的一个连长，高声怒斥他属下的
一名士兵，官长对士兵缺乏说服教育的精神，所实行的自然是军阀统治。

    张国焘对此表示抗议。他也承认四方面军中仍有打骂现象，但这是个别的，并
不是普遍的现象，更不能因此就认为是军阀式的统治，他指出红四方面军的打骂事
件，在鄂豫皖时很少发生，到川北后有些增加，这与新兵大多和强迫戒烟等事有关。
他说一方面军中也还有个别的打骂现象，但他决不因此就说一方面军是军阀统治。

    两人不欢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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