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编 远东 第一章 中日战争的继续 决定性的1939年一开始,就可以看到远东的冲突呈现出僵持的局面,它将一直 保持到1941年12月为止。在1937—1938年期间,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取得了很大的胜 利,夺取了华北和华中的许多重要城镇和交通线,以及南方的大港口广州。但是他 们在希望打一场迫使中国屈服和接受日本媾和条件的、决定性的“最后之战”方面 却没有能达到目的。现在,日本军方首脑们开始认识到要给予中国一个致命性的打 击是困难的,因为它的幅员辽阔,政治和军事的组织相对的落后,它的经济结构又 很分散,这就使得它能够在大灾难中午存下来,这种大灾难本来会使一个比较小的, 但是更加有组织的,因而也就更加经不起打击的国家早就屈服下来了。只要中国的 抗战意志还没有遭到致命的削弱,它就能够坚持抵抗下去,不管这种抵抗是多么软 弱无力。武汉三镇以及广州的丢失都似乎是由于地方守卫部队的懦弱无能,如果不 是由于更糟糕的原因的话,这就使得中国人的士气的确动摇了。仅仅粮据日本人就 要打来的谣传,就惊恃地把长沙市烧了。这进一步表明失败主义情绪的增长。虽然 面对着军事上严重的挫折和政治上重大的背叛事件,但是,蒋介石将军的态度仍然 坚定不移。 在国民党特权阶层中的第二号人物汪精卫,尽管没有实权,几个月来却一直在 努力争取一个妥协的和平。根据日本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影佐中将的证词,在1938 年秋天,汪曾派代表去上海同影佐和参谋本部的今井大佐620 讨论过临时停战的条 件。这些讨论显然构成了1939年12月22日近卫亲王宣布的解决“中国事变”基本原 则的背景。在此之前,汪精卫发现蒋反对在他同日本人安排的基础上议和后,就于 12月18日逃出重庆,两大后抵达法属印度支那的河内。当近卫的条件公开后,汪就 开始宣传赞成接受。于是,在1939年1 月1 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正式把汪驱逐出党。 汪精卫曾经是孙中山的亲密朋友和心腹,在反对满清王朝和1911年以后反对中 国军阀的斗争中他是孙的得力助手。汪具有相当的文学才华,曾为孙起草过许多演 说和宣言的文稿。“国父”临终时他也在场,孙留给本党的遗嘱就是由他笔录的, 遗嘱曾经为那位在病榻上的领袖所首肯并在上面亲笔签了字。汪精卫或许十分期望 党的领袖的斗篷会落到他的身上,但是由于蒋的崛趄使他相形见继了,在汪的心情 上和他的那个也曾是有名气的革命党人、有野心的妻子陈壁君的心情上,这确实是 引起苦恼的一个原因。在1925年至1937年中国政治的错综复杂历程中,汪有时反蒋, 在其余时间里,他们在表面上又和解了。而现在处于患难之际,汪显然认为他能用 提倡和平的方式击败他的对手。他所使用的论点无疑就是后来在上海他的宣传机器 上出现的那些主张。他那时断言,如果日本不能使中国完全屈服,那么中国也不可 能把日本人赶出它的领土。他宣称,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将耗尽一切,这将对中国 共产党人有利,并间接对苏联有利。汪相信,要避免这些危险,中国就应当在近卫 建议的基础上同日本媾和,并应当加入反共产国际阵线。汪有德国方面的关系:他 曾于1936年访问德国并见过希特勒。有理由使人相信,他指望德国夺取欧洲霸权, 然后在远东采取行动以限制日本的野心。 汪希望他的似是而非的论点将会使国民党内有势力的右翼集团转到他的一边来, 这些集团有以陈立夫和陈果夫兄弟为主要领导人的著名的“C.C.”派和由校长蒋介 石将军领导的黄埔军校毕业的高级军官们所组成的“黄埔系”。受到中国共产党的 极大鼓舞和指导的华北和621 华中许多地方“抗战”政府的成立和扩充,使国民党 内部的不安情绪日益增加;而在1937年拼凑起来的“统一战线”,在1939年也出现 了第一次产童的分裂。但是国民党内那些有势力的集团并不因为对共产党人抱有反 感和不信任,就准备跟随汪精卫投入日本人的怀抱。他的少数几个亲信,包括他的 姻兄诸民谊以及林柏生、陈公博和丁默邨,确实是投奔了汪,并且当他的政权1940 年在南京成立时他们就作为这个政权的成员而出现了。但是,与近卫亲王所期待的、 并使继任的日本政府终于没有盼到而大失所望的那些军政显要人物的叛蒋相比,他 们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而已。 因此,在1939年的最初几个月里事情已经变得很清楚,即中国能够而且肯定会 继续斗争下去。1 月4 日近卫内阁的垮台,虽然更多的是由于日本国内政治局势的 紧张,而不是因为同中国议和的失败,但它是日本的希望已化为泡影和中国经受住 了一场危险的风暴的又一个标志。西方民主国家在它们分别致日本的照会中表示, 它们拒绝默认日本提出的东亚新秩序,这也就构成了对中国合法政府的一种保证, 即如果它自己不屈服于日本的话,那么民主国家也不会以灭亡中国作为代价,来换 取日本在未来的世界冲突中保持中立。那种冲突的阴影正在笼罩世界,在不吉祥的 1939年3 月里,当希特勒的军队长驱直人布拉格时,它更大大地扩展并加深了。迫 在眉睫的世界斗争将会是什么样子,这仍然很难明确地加以预测;但重庆政府既相 信,而且也很自然地希望,日本将会卷入同西方民主国家的,或同苏联的,或同这 两者的纠纷中去,而这两者的结合最终将会把它打倒。因此,在重庆政府看来,中 国最好的办法就是继续抗战,直到这样的事情发生;既然它不能没有别人的帮助就 解放自己,它的命运将同总的结局联系在一起。于是,中国政府决定等待那即将来 临的全世界范围的冲突。它深信,它的忍耐和不屈不挠的精神终将得到报偿。 军事上的考虑,和政治上的考虑一样,迫使中国采取一种坚持下去和等待外援 的政策。在1939年初,据估计蒋在非敌占区拥有一百五十万武装人员,但这些人员 622 与其说是一支正规军,倒不如说是一支质量和装备很不整齐的乌合之众的军队。 中国军事上的缺陷,不仅仅是由于缺少武器和弹药,包括重型武器和飞机,虽然这 方面的需要量是很大的。在中国广大内地,只有少数比大车路或碎石子路要好些的 道路,除了崎岖险峻的山区就是木片沼泽的水稻田。一支正当地征募起来的、有适 当的给养和训练、并配备有相当的指挥员的军队,在这种地区将会是一个危险的敌 人,即使它只是用步枪、机关枪和战壕迫击炮武装起来的。但是,虽然蒋及其部下 一些比较有识之士已尽了最大的努力来加以改善,中国军队的招募方法在很大程度 上仍然是按照都择王朝和早期斯图亚特王朝时期英国军事实践的研究者所熟悉的、 并被莎士比亚笔下的福尔斯塔夫不朽化了的那种方式进行的。这样招募来的士兵饷 银低微,缺衣少食,并且是用五花八门的武器装备起来的。他们的军官中很少有人 具有较多的现代战争经验,或精确组织和选择时间的实践,而这些对于正确地指挥 大部队却是必不可少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士兵在抵抗一个组织和训练都比自己 优越得多、物质装备也好得多的敌人方面,却能表现得不错,在实际上做得也很好, 这是很了不起的。 在1939年春天,据说日本在中国,除满洲外,驻有二十五个师,或五十万以上 的士兵。其中十一个师驻在华北和内蒙,同样数目的师分布在长江流域,相当于三 个师的兵力驻在华南。这些兵力分散在有二亿七千万居民的六十万平方英里的中国 领土上。日本士兵没有,也不可能真正占领比这广大面积中的一小部分更多一点的 地方;他们只占据了主要的城镇及其郊区和主要的交通线。在广大的中间地带,中 国的各种各样流动军队和游击队,一直在扩充他们的控制区。他们与其说是对侵略 者的一个严重的军事威胁,倒不如说是使日本人很伤脑筋的事。这一部分是由于地 方各游击队内部之间因政治和其他方面的原因而闹纠纷;另一部分原因是他们长期 缺少武器、军火和炸药。然而,他们所占据的地方是大片富饶的华北和华中棉粮产 区,这对日本人在经济上剥削那些地方是一个实在的障碍,而这恰恰是日本打算建 立的那个新秩序的首要目标。日军派遣一个纵队去打击游击队,就好象以剑击水。 在日本远征军到来之前,游击队就散开了;等它返回基地,就又跟着跑了回来,并 且一有机会,就截断那些掉队的人。为了占据平原低地,日本需要有常驻的守备部 队,这就需要把大批增援部队源源不断地派往中国。623 尽管存在着十分巨大的空 间和地形方面的障碍,日本军队怀着征服自由中国的心脏、富饶而辽阔的四川省的 目的,本来是能够再进一步深入中国的。但是,即使他们能如愿以偿,还是没有绝 对的把握能使蒋屈服;他或许还会从更遥远的中国西北地区继续进行抵抗。何况, 这样的推进将会使日本人正在尽力解决的、已经很困难的交通和供应问题更加难以 解决,并且将会给中国游击队以新的可乘之机。这些都是反对采取进一步征服和占 领领土的政策的很有分量的理由。 此外,这种政策势必需要把日本在华的兵力再增加一倍。但这并不至于给日本 的军事和经济资源带来太大的紧张,关于这一点,在中国和西方流行着很多普遍的 误解。日军的伤亡是相当可观的,但它不仅被还在迅速增加的已超过七千万的人口 中每年达到入伍年龄的男子的增加数所弥补,而且还有多余。日本在对华战争中, 还使用了很大一部分年龄较大的第二线军队;而把它的精锐部队保存在国内和满洲。 日本从和平时期转入完全战时经济时,在缺少技术工人、生产环节阻塞、特别是在 机械工具方面,遇到了不少困难。结果是,它的实际军费开支往往达不到国会所批 准的公债发行数。但是这些困难并不妨碍它对装备差的中国人增加军事方面的压力, 增加这种压力只需要消耗不太多的军火就够了。日本的国债在迅速增加,但它全是 内债,并且被战时生产的刺激和劳动力的充分就业造成的国民收入的增长所抵消了。 日本人民对无止境的中国事变日益感到厌倦,对缺少消费品,特别是衣服和鞋袜, 感到恼火。但是增加的捐税和储蓄,控制住了通货膨胀的趋势,因此在人民中还没 有产生什么严重的不安。日本购买原料所需外汇储备日益减少;但它已经积聚了大 量的存货。在1939年,日本很象是一个在从事一场令人厌烦的殖民战争的国家,而 不大象是一个在竭尽全力和充分利用其一切资源来反对一个势均力敌的对手的国家。 实际上,日本军队首脑是在利用中国事变来为他们的国家卷入一场更大规模的 战争作好准备,他们倒也并624 不掩盖他们的这种意图。在1939年的大部分时间里, 最有可能成为敌人的似乎是苏联,日本同这个国家的关系是最坏的了。1938年11月 28日,当时的陆军省次官东条中将曾在一次日本企业家的集会上警告说,日本可能 不久就会发现它自己在同苏联和中国打仗,战时生产计划的制订要估计到这种可能 性。第二年1 月日本国会开会时,有人曾就东条的这一讲话质问陆军大臣板垣将军。 板垣答复说,日本军队没有侵犯苏联的意图,但他宣称,如果发生来自俄国人方面 的敌对行动时,“我们准备击退他们,并且毫不犹豫地消灭他们”。他接着又说, 当军从集中全力来彻底解决中国事变时,在这种解决和对付苏联的军事准备之间是 有着紧密联系的。“我甚至可以这样说,它们是完全相同的。”换句话说,日本的 军事力虽必须强大得足以制止苏联站在中国一边进行武装干预,或打败这种干预, 如果它发生的话。 这样,日本的军方首脑们就已预见到了,日本由于企图在远东称霸,可能会卷 人同一个或几个大国的纠纷中去。因此,他们不想在中国战场上投入太多的武装部 队。此外,如果欧洲大战爆发,就有可能——在日本的将军们看来是很可能的—— 德国不是打败它的对手,就是削弱它们,使得它们不能在远东做任何事来反对日本, 从而被迫放弃它们对中国的支持并接受日本的新秩序。在那种情况下,失去了外国 援助希望的中国,就可能无须再经过重大的战斗而屈服。这样,从日本人的观点来 看,同中国人的观点一样,在中国的这场斗争的结局,将不可避免地同未来的世界 冲突联系在一起。 由于这一切原因,日本人决定在中国不再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而只是把他 们的力量用在打击和击溃任何中国军队的集结上,这种集结可能表示中国人要对某 处重要的日军阵地发动一次区域性的反攻。1939年初,日本人的确向长江以南发动 了一次进攻,结果是在3 月27日夺取了江西省省会南昌市。但除此以外,他们没有 试图再去占领任何新的大片领土。1939年5 月可以看到日本新策略的一个例证:当 日军从汉口的西面和西北面越过汉江向前挺进时,似乎有攻取沙市和宜昌两市的企 图,但625 经过三周的战斗之后,它又返回了原地。日本人声称已经切断和击溃了 大批集结起来的、可能打算重新夺回汉口的中国部队;另一方面,中国人则断言, 他们已打退并挫败了一次日本人向长江上游推进的努力。外国记者们倾向于对双方 的说法都持怀疑的态度。但鉴于日本人没有能在中国打出决定性的一击,报纸的报 道有点倾向于低估日本取得的成就,而接受中国人所作的关于日本正在变得衰竭和 虚弱的宣传。实际情况远非这样;日本正在把大量的开支用于扩充和改善它的战争 潜力。1939年10月,英国驻东京武官报告说,日军在人力、士气、作战经验和军火 储备等方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 至于别的方面,日本人在1939年春夏之际对华北和长江流域的游击队发动了广 泛的“扫荡”远征。但是,这些出击并没有产生什么持久性的结果,到7 月,由于 河北和陕西南部发生洪水,更是受到了极大的阻碍。日本空军加剧了对自由中国各 城市,包括战时首都重庆在内的空袭;这就引起了外部世界的抗议,对于这种不分 青红皂白地滥用空中武器,那时的各国还不曾变得麻木不仁,无动于衷。 但是当中日冲突这样有气无力地拖延下去的时候,虽然形势变得日益明显,最 终的结果将主要取决于远东以外的事态发展,可是冲突仍在继续进行和日本已不能 随心所欲地决定一切这一事实,却对世界的其他部分有着很重要的影响。一方面, 日本军政界首脑中那些对于使日本卷入新的冒险的做法主张要谨慎、并且反对加强 日本同欧洲轴心国的联系的人,可以用中国事变仍在继续这一事实来证明他们的态 度的正确。同时,在征服中国的努力中消耗掉了相当大一部分的日本资源,这就使 得日本成了一个不很得力、因此也就不太合乎需要的盟国,特别是在共同反对苏联 方面,这并不是对德国的政策不发生影响的。另一方面,日本军方首脑既没有能单 凭武力来解决中国事件,又没有能使自己从中国事件中摆脱626 出来而不损伤其国 内威信,这种失败促使他们采取了一些措施,特别是涉及外国在中国的权利和利益 的措施,从而更加扩大了日本和西方民主国家之间的裂缝,并帮助了那些赞成日、 德、意三国更加密切合作的人。 ------------ 转自军事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