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桥财政的成效与失败

    1931年12月，政友会总裁犬养毅组阁。年届八十的财政家高桥是清第五次出任
大藏大臣，以后又在斋藤实内阁和冈田启介内阁中继任藏相，除5 个月的间断外，
任职到1936年2 月被叛兵枪杀为止。

    面对经济大危机和对外战争的既成局面，高桥财政的基本政策措施，一是放弃
紧缩财政，靠发国债扩大政府开支，主要是大量增加军费支出。1931——1936年每
年军费支出从4 ．5 亿日元跃升到10．78亿日元。军费在财政支出（一般会计）中
的比例从30．8%升到40．4%.1932 ——1934年间，为救济农村，兴办地方公共工程，
振兴一般产业，投放了挽救时局事业费和低息贷款各8 亿日元，其总额相当于一年
地方经费的总和。  二是让日元大幅度贬值，以实行对外商品倾销，限制外国产品
进口。日元对美元的比价维持在100 比30上下的低水平上，比1929年贬值三分之一
左右。三是废除金本位制，转向管理通货制，大量增发纸币。这为实施前两项措施
所必需，也活跃了信贷和流通，有助于刺激经济。

    高桥财政通过财政金融政策，进行广泛的国家经济干预，标志着日本国家垄断
资本主义的形成。高桥财政的基本方针是，、采取军事与经济兼顾的“中庸之道”，
财政经济适应侵华战争和扩充军备的需要，但又以不妨碍经济的恢复、发展为限度。
高桥财政前期军费大膨胀，后期则力图抑制军费的过分膨胀。高桥是清预计，日本
经济景气的恢复要花5 ——10年时间。随着景气恢复，重建“健全财政”，是高桥
财政的努力目标。

    经济的回升比预计快得多。工业生产于1932年，外贸出口于1934年，恢复到危
机前的水平。1932—1936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6 ．1%，出口额年平均增长
17．8%. 最大的经济变动是实现了重工业化学工业化。从1933年起，重工业化学工
业产值持续超过历来处于首位的纺织业产值。1936年的工业产值中，重工业化学工
业产值占45．1%，纺织业产值占27．8%. 另一经济成效是地方工业迅速发展。1930
—1935年全国新增工厂近23000 个，其中百人以上工厂仅900 个，压倒多数是地方
中小工厂。爱知、兵库、静冈、福冈、三重等地城镇工业发展十分显著。此外，各
地还兴办日本战前最大规模的公共土木工程，除中央财政投资3 亿日元外，道府县
和市町村还筹资近10亿日元。

    日本一些学者对高桥财政予以很高评价，认为高桥财政“在经济上是成功的”，
“日本经济尽管含有经济军事化的倾向，但仍然存在着朝和平方向扩大的可能性”。 
高桥财政确实收到成效，然而又有不可忽视的负效应。由于高桥财政对原有经济体
制几乎没有触动，日本经济固有的弱点、弊病依然存在。新旧问题相交织，到高桥
财政后期，财政经济又面临困境。

    高桥财政的“军事与经济兼顾”，虽与全面扩军财政有区别，但以支持大力扩
军为己任。高桥是清力言扩军的必要性，并强调扩军的经济刺激作用，一再声称军
费“也有创造需求的效果，未必就是非生产性开支”。  于是，军费大幅度膨胀，
财政出现巨额赤字。为此连年大发国债，它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从20年代后半期的
2——8% 扩大到30% 以上。1931年未偿还的国债总额为61．88亿日元，1935年为98
．54亿日元，即将突破百亿日元大关。同期日本银行的国债卖出率平均只有85．3%，
表明庞大的军费支出已使财政经济难以承担，在扩充军备和经济正常运转方面如何
分配资金已捉襟见肘，面临难题。1934年高桥不得不承认，对于能否重建收支均衡
的健全财政，前景“很难预料”。

    尽管产业结构改组，出口年年扩大，但外贸结构的两重性并未发生根本变化。
在对欧美的贸易中，虽因重工业发展使机械进口量减少，可是高精档次的机器设备、
零部件，合金材料和汽车等进口数额仍然相当可观；从欧美进口的石油、金属原料
和其他原料明显增多。这些物品的进口大都与扩大军需有直接或间接关系。对欧美
的出口以棉丝织品和杂品为主。在欧美先进国市场上，日本还是没有改变后进国的
角色，继续连年入超。日本同后进国的贸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同欧美的亚非拉殖
民地、附属国的贸易，主要出口棉纺织品，同时输入棉花和其他原、燃料，出口略
超过进口，但其出超额不足以抵销从欧美的大量入超；另一类是同日本的殖民地和
中国的贸易，虽大量出超，因用日元结算，也不能用来抵销同欧美贸易中的大量入
超。

    1932——1935年，非日元结算的外贸入超额分别为0 ．91亿日元、1 ．80亿日
元、3 ．20亿日元、1 ．97亿日元，后三年均高于1929年的1 ．63亿日元。为此，
不得不动用有限的外汇储备，并运出价值1 ．30亿日元的黄金。1 735 年日本可用
于外贸结算的外汇储备，仅相当0 ．2 了亿日元。这使保证物资进口、物资供应面
临威胁。由于大危机和侵华战争，日本已经不大可能从欧美获得新贷款，日本在财
政金融上不能完全自立的弱点暴露无遗。

    借助日元贬值对外倾销，是经济回升的主要牵引力。这也兼有利弊，其主要不
良后果是把日本经济对于国外市场的依赖性推向极端，使日本经济立足于很不可靠
的市场容量之上。1934年限制日货进口的国家多达40个，1936年增加到56个。高桥
财政后期，出口量仍有增长，但业已扩大了的生产无法被相对缩小的市场所容纳。
1935年棉纺织业不得不减少开工，11月开工率降到66．2%. 同年下半年，生产人造
丝的利润比两年前下跌60——70%.    经济大危机带来的社会动荡虽因经济回升而
有所缓和，人民生活水平仍低于危机前水平。1935、1936年，工人平均实际工资比
1929年低8 ．7%和14% ，而日本工人的原有工资就偏低。

    1935年农户的平均收入仅为1929年的72% ，佃农的收入更为低下。因此，社会
不安的根源没有消除，只是在战争局势之下，国民对现状的不满受到一定的抑制。
当时，扩充军备是国民生活的最大重压，国民对现状的不满就表现为反军情绪的抬
头。

    陆军省的一份《调查报告》承认，公开的反战运动从1933年起在减少，但是，
“诽谤军队军人、要求缩减军备、攻击军事预算、诅咒军队、反对军事行动这类政
治言论乃至不满情绪，同年年终以来都有上升的趋势。”

    1936年二．二六事件发生时，内务省警保局的一份情报写道：“一般国民对于
这次事件的反响比之以前对于五．一五事件的反响，悬殊极大。对于叛军将校等人
残虐不逞的反感，进而成为对全体陆军的怨嗟之声，以至反军思想到处发生，令人
极为遗憾。”五·一五事件是军部扼杀政党政治的契机，它得到许多人的同情，事
后为事件参与者减刑请愿运动曾征得大批签名。

    对于二·二六事件，人们都怀疑是军部与之合谋，“企图扩大政治权力”，因
而“出现了不少针对军部全体的极端的反军言行。

    时隔三年，人心向背的变动却如此分明。

    高桥财政的这些问题表明，它到后期已难以为继，处处碰壁了。财政政策的转
换势不可免，只是时间迟早而已。重新回到平时财政绝对不可能，进一步转向战时
财政是必然趋势。财政政策的这种转变又必将伴随着国家政局进一步法西斯化的发
展。不仅九·一八事变以来的时局决定了这种趋势，高桥财政支持扩军，以扩大军
需作为经济刺激手段的做法也导致了这种趋势。高桥财政后期出现的种种难题，促
使军部和其他统治势力企图借助扩大战争和实行法西斯统制来对付难局。

    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和高桥是清死于非命，加快了国家政策，包括财政政策
的转变。广田内阁的成立及其内外政策标志着法西斯统治的建立，这是进一步扩大
侵略战争、实行法西斯极权统制的政治前提。受到军部支持的藏相马场瑛一推行
“以军事费为中心”的“准战时财政”，已是战时财政的前奏。在这一转变中，高
桥财政期间开始形成的军部与财阀的联盟有着关键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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