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民政策与国民心理

    强制同质化的实现，首先在于法西斯国家权力的作用。利用对外战争煽起排外
狂热，实现举国一致，这在战争顺利进展的情况下是很容易做到的。但在内外交困
的情况下，仍能控制多数国民，主要是政府操纵了所有舆论工具、国民组织和文化
团体，使信息渠道单一化，舆论一边倒。国民长年累月受到千篇一律的思想灌输，
内外一切不同声音受到封锁和压制，从而麻痹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失去了独立判断
的可能性。如此实现的强制同质化，实际上是一种现代愚民政策，使国民盲目追随
军部和政府，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种现代愚民政策对青少年的毒害最大，
战争末期许多青少年充当神风队的飞行员，枉为肉弹和炮灰就是有力的例证。

    利用天皇权威和传统观念，是能够造成强制同质化的重要原因。明治以来国体
论和忠君爱国的思想灌输是以传统的家族主义、集团观念为基础的，国体论极权主
义的传播也是如此。日本人习惯于把社会集团作为扩大化的模拟化的家庭，因而也
自然而然地把国家作为家和集团的扩大化。正是利用这种心理，国体论所谓的“君
民一体”被大肆宣扬，并从中引伸出“家族国家论”，把日本说成是以天皇为首的
“一大家族国家”。天皇既是一国之君，又是一家之长，一君之下万民平等，一国
之内共存共荣。从而要求人人归一于天皇，扶翼皇运与天地共存，实现“八统一宇”
的皇国使命。正是基于上述心理，多数国民相信了国体论、家族国家论，把自己的
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天皇身上，把国体论极权主义看作理所当然，从而接受军部和政
府以天皇名义，以扶翼皇运而提出的内外政策措施。

    此外，日本传统的集团观念强调协同一致。人们在日常集团生活中，不提倡、
不习惯发表、坚持个人不同意见，凡事最好看人学样，人云亦云随大流。这种习惯
心理也严重泯灭了人们的独立思考能力，即使有不同意见也要随声附和大多数，不
能破坏集团一致性。这种一致性的形成又反过来成为人人难以抗拒的约束力，抑制
了个性和独立思考。举国一致局面的长期维持，与此有很大关系。

    思想文化统制离不开知识分子，对于强制同质化的形成，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曾
不同地为之效力。矢内原忠雄把当年知识分子分为四类：第一，与军部法西斯政治
和进行战争积极合作，为法西斯统制、天皇神格论、大东亚共荣圈提供理念的少数
超国家主义者；第二，虽然不喜欢法西斯政治和进行战争，但又害怕日本战败灭亡，
而不得已协助战争的人们；第三，虽不赞成军部的法西斯政治和战争政策，但认为
任其为所欲为，对国民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要自己置身其中，尽力保护国民的自由，
缓和军部的法西斯政治，使之走上合理的道路，因而与战争合作的人们；第四，积
极或消极地不协助战争的少数人。

    第一种人人数不多，起的作用极为恶劣。德富苏峰、纪平正美、平泉澄、蓑、
田胸喜等人是其中的代表。如蓑田胸喜，从泷川事件到津田左右吉事件的几次文化
迫害事件，他都充当了挑拨者、打手的角色。日本战败使他受到致命打击，以悬梁
自尽结束了一生。第四种人也不多，他们刚直、清醒地坚持自己的信念，不同流合
污，值得尊敬。第二、第三种人占大多数，他们的态度很值得研究，因情况复杂，
篇幅有限，只能简略地涉及主要之点。

    第二种人与当局协力，虽然有些不得已，实际上是随波逐流，越陷越深，终于
同流合污。“一些人在时代逆流冲击下，渐渐地或突然地向右倾斜。他们为了生存，
在一定程度上使自己的教养、技能、知识适应这种反动势力，为不被溺死而抓住稻
草。

    为了生存，昨日的马克思主义者成了今天的国家社会主义分子，昨夜的自由主
义者成了明天的国粹主义分子。摇身一变，沦落为“御用评论家”，这在学者，评
论家中有之，编辑中有之，过去的左翼活动家中也大有人在。”在任何一次历史大
风浪中，都会出现这样一批人，不足为奇。在当年日本“举国一致”的环境下，受
到强烈的集团观念、国家观念的压力，是他们转变的重要原因。他们认为不能自外
于集团、自外于国家，这是首要的，至于集团与国家的行为是非是次要的。同时，
他们认为自己是为了集团和国家而心安理得，甘愿同流合污。

    最可悲的是第三种人，他们明知国家内外政策走上邪路，却要极力从中发现某
种积极因素，力图加以引导，使之走上“合理”

    的道路。这种人为数也不少，前面提到的昭和研究会中有这种人，在左翼转向
者中也有这种人。其主要的代表是京都学派：京都大学哲学教授西田几多郎及其弟
子。前面提到的三木清是西田的学生，他的立场和他所主张的协同主义已有评述。
1941年11月、1942年3 月、1942年11月，《中央公论》杂志邀请西田的高足高坂正
显、西谷启治、高山岩男、铃木成高举行3 次座谈会，先后以《世界史的立场与日
本》、《东亚共荣圈的伦理性与历史性趴《总体战的哲学》为题，发表了座谈纪录。
西田及其弟子还发表、撰写了内容相近的著作。西田曾为东条内阁起草《世界新秩
序的原理00 1942 年？月，《文学界》杂志召开《现代的超克》座谈会，共有不同
立场观点、不同文化领域的13人参加，其中有西谷和铃木。



    几次座谈会的中心议题是如何评价当前的战争。京都学派的人们借用德国史学
家兰克所谓“道义的生命力”这一概念，展开他们的议论。认为世界史的动力始终
是“道义的生命力”，必须借助道义力量创造新的世界史。“大东亚战争”是因为
“盎格鲁撒克逊的世界秩序”穷途末路而导致的“世界史的必然”。日本打破西欧
帝国主义统治亚洲的战争，建立“东亚共荣圈”的目标，正是创造新世界史的“道
义的生命力”的表现。关于< （现代的超克“问题，与会者一致肯定“大东亚战争”
是超克“西欧式现代”的圣战、义战。对于如何评价“日本式现代”即明治以来的
文明开化则有分歧，既然承认超克“西欧式现代”，也就否定了“西欧式现代”的
精神和原则即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京都学派讲得很明白：“总体战的意义”就在
于“全面清算过去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世界观，创造一种成为新时代支柱的历
史原理”，肯定了国防国家体制和国家法西斯化的正当性。

    京都学派的说法大受欢迎，登有座谈会记录的杂志发售量特别大。当时人们关
注如何评价当前的战争，特别是李生和青年知识层急于弄清自己投身战争是否值得。
京都学派的议论，与官方，右翼学者关于国体精神、皇国使命之类千篇一律的陈词
滥调相比，对许多人特别是学生和青年知识层带来新鲜感，并给予“理论”认识上
的满足，因而有很大吸引力，产生了特有的恶劣作用。当然，京都学派对当局的内
外政策是有保留的，他们高谈“道义的生命力”，企图以“道义”去约束战争行为，
使战争符合“道义”的方向，也曾明确表示日本不能走西欧的侵略道路：当右翼全
面否定日本式现代，认为那是向西欧屈服，主张彻底回归日本的时候，京都学派认
为过去日本为了发展而学习西欧是有必要的，有条件地肯定“文明开化”，对于右
翼借以鼓吹法西斯化的“回归日本”论保持某种距离。但是，他们对侵略战争和国
家法斯西化所作的肯定是主要的，影响了许多人自觉地支持战争和法西斯化。而他
们所作的保留是无济于事的，对于战争的侵略性质和法西斯化不会带来丝毫的改变。

    第三种人的态度，除了思想糊涂、不懂政治的书生气，无疑也多少受到头脑中
国家观念的驱使，企图以他们的方式尽到对国家的责任。但是，他们不是大声疾呼、
直截了当地指明国家的错误，而是力图用一种让人可以接受的委婉方式，把国家引
上“合理”的道路。这大概也是日本人在集团生活中养成的惯常心理和处事方式吧！
可是，当局只是利用他们，对他们的立场并不认同。他们终究还是遭到当局的冷落
和排斥，不断地受到蓑田胸喜等右翼思想家的大肆挞伐。京都学派的主张被攻击为
“反军的、败战的、反国家的”。三木清因为掩护这位被缉捕的友人而身陷囹圄，
死于狱中。

    “强制同质化”反映了法西斯极权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从国民统制和文化统
制可以再一次看到，  日本有它特有的自上而下的极权主义统制网，这个统制网是
靠国家权力和传统力量编织起来的，与德意法西斯的具体做法有所不同，但统制的
严密和严厉程度几乎是一样的。当然，反动体制不论编织得》口何精巧细密，总要
破裂。由于军事上节节败退，经济上困难重重，民心动摇不断扩大，所谓“流语蜚
语”和缺勤怠工的数量月月上升。

    国民统制、文化统制以至整个法西斯体制都在发生破裂，日趋崩溃。

    （本节撰稿人：吕永和，孙仁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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