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现代修正主义”
50 年代未60 年代初,中苏曾爆发了一场关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论战。
如今,这场大论战早已成为历史,如果我们以冷静的目光重新审视那时中苏两
党的论战文章,可以感到当时苏共那大国沙文主义“老子党”气焰确实过分,而中
共的极左思潮也相当厉害。
邓小平在1980 年5 月31 日的《处理兄弟党关系的一条重要原则》一文(见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第456 —457 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对这场大论战作了客观的总结:
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
欧洲共产主义是对还是错,也不应该由别人来判断,不应该由别人写文章来肯定或
者否定,而只能由那里的党、那里的人民,归根到底由他们的实践做出回答。人家
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进行探索,这不能指责。即使错了,也要由他们自己总结经验,
重新探索嘛……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
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对于“现代修正主义”的批判,尽管中共的锋芒所向是
对准苏共赫鲁晓夫,但最初却是点南斯拉夫铁托的名,陈伯达在《红旗》杂志创刊
号上,便发表了《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向铁托猛轰一炮。
伍修权在他的回忆录《外交部八年》中(见《中共党史资料》1982 年第四辑),
曾写及当年的陈伯达的文章造成的错误影响:
1958 年5 月我奉召被调回国内(引者注:当时伍修权担任我国驻南斯拉夫大
使),一到家就先在外交部把我批了一顿,因为我是八届中央委员,又责成我到八
大二次会议上去作检讨。我听了对我的批判,又重新看了我从南斯拉夫发回来的几
个电报,自己也觉得同国内的调子相距太远了,我的报告肯定南斯拉夫还是一个社
会主义国家,认为南共纲领中有着符合马列主义的正确的一面。而国内的论调却把
南共纲领说成是“反马列主义的,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南斯拉夫已实行了资
本主义复辟……
我对这些说法起初是难以接受的,因此在八大二次会议的小组发言时,仍然讲
了一些南斯拉夫真实情况。但是我个人看法改变不了上面定的调子,当时康生和陈
伯达对这事就特别起劲,他们又写文章又作报告,大骂“以南共为代表的现代修正
主义者”,到处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
康生、陈伯达如此起劲地批判“现代修正主义”,为的是表白自己“紧跟”毛
泽东。因为毛泽东早在1957 年3 月,便已明确指出:“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
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在《红旗》创刊后的第二期上,陈伯达再度批判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
写了《美帝国主义在南斯拉夫的赌注》一文。
此后,论战公开在中苏两党之间进行。1960 年4 月20 日,为了纪念列宁的
九十诞辰,陈伯达所主编的《红旗》杂志发表了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万岁》。这
篇文章以纪念列宁九十诞辰为契机,全面谴责了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如何背离了
列宁主义。《列宁主义万岁》一文在国内外引起广泛的关注。
从1962 年12 月15 日至1963 年3 月8 日,中共接连发表七篇论战文章。
这些文章是: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的敌人》
《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
《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
《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等同志》
《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
《评美国共产党声明》
这些文章,公开了中共与苏共、法共、意共、美共在意识形态上的严重分歧。
这些文章大都由钓鱼台的“秀才班子”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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