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在院中徘徊

    火车到吉林车站已经是夜里9 点半钟。下车之后，由解放军武装战士押着往
解放团走。沿马路都站着岗哨，队伍已没有队形，零零落落。路上遇着一个卖酱
肉的，一群官兵围上去，把酱肉抢光了。卖肉的小贩喊起来：“你们是干什么的？
不是队伍简直是土匪！在长春你们抢人，到吉林还抢人。”解放军战士也没法子，
只好对那个小贩说：“你走吧，找不到人了。”

    走了两个多钟头，到了一个有铁丝网的大院子，说是叫北大营。进院之后，
按人数编队，坐在院里等着开饭。到过夜两点饭才煮好，苞米干饭、白菜土豆汤。
一点也不好吃。吃饭时，我看见了李济才（警备司令部参二科科长，后调充五十
六师中校副官主任）、方学儒（东北剿总二处第三组组长）。李济才的那个日本
下女现在成了他的老婆，她怀里抱着一个婴儿。他们怕我与他们说话，躲着我，
其实我也怕他们招呼我。心想，我是个危险人物呀，都怕我牵连了他们。

    吃完饭，又集合。走了许久，天亮时走到了船营中心小学校。解放军战士把
着大门。在院里又编队，又分班，又举班长。我们这八九个人，我指定陈震寰为
班长，他比较能办事。我们这一队共100 人，10个班，被安置在一个大教室里。
教室地下铺着谷草，分成十块、一个班一块。我们这个班在中间一块。我看到墙
上有黑板，还有批评与表扬的文字。这里没有大伙房，是由区政府给米，给柴，
发动老乡煮饭。晚上吃的是高粱米小豆干饭，炖白菜豆腐，很好吃，颇有家乡风
味。

    院里有许多送饭老乡，我看无人监视，就与他们谈了起来。先从东西贵不贵
谈起，谈到黄金，国民党，共产党，路条、户口，以至到沈阳好走不好走？最后
我问他：“明天你还来不？”“不一定，我们轮班往这送饭。”我计划利用这个
老乡，决定明天进一步做工作。

    这是尉官解放团，有1000多人，年龄都在30岁以下，很少有四十岁的。新一
军的京剧团，新七军的政工队，与我在一个屋子住。这些人小孩子一样的脾气，
不是吃就是唱。他们把美式大衣卖了，到街上吃大炖肉。长春吃不到猪肉，吉林
的猪肉一万元一斤，便宜。大门站着战士，凡是请假就可以出去。解放团内只有
几个干部，忙不过来，许多军官在大门口一挤就出去了。站岗的年轻战士阻拦不
住。后来，根本也不请假了，秩序特别乱。

    过了不久解放团成立一个小卖店，卖香烟、麻花、烧饼、花生米、鸡蛋、糖
块……应有尽有。据说成立这个小卖店是为了便利投降人员生活需要；另一方面，
这个学校作了解放团，损失了很多用具，用小卖店的盈利作为将来补修的费用。
担任售货员的都是小学校的男女教员。

    解放团内不但有尉官，也有尉官的眷属。有眷属的尉官住在一个大屋子，一
个家眷一块地方。这些眷属们不断的吵闹、打架、女人埋怨男人：“我说不来吉
林，你说到吉林有办法，有什么办法？住没住的地方，站没站的地方，这成了讨
饭的。放好日子你不叫我过，叫我跟你受这个罪，你真害人哪！”

    “我早就叫你到沈阳，你不去；我要到沈阳工作你也不愿意，就舍不得长春。
都是你这个倒霉的娘儿们，把我给坑了，你还埋怨我。”

    接着就是打、骂、哭、闹，这样的事晚上特别多，吵的各屋不能安睡，解放
团干部对这样的事也无可奈何，不知劝男的还是劝女的。

    没有家眷的排连长，到街上买一只鸡、买一斤肉，没有锅，便把头上的钢盔
翻过来当锅用。炖鸡炖肉，喝上半斤白酒，酒话就来了。

    “当了半辈子军人，从来没叫人缴过械，这回可好，一枪没放，什么也没看
见，全给人家了。真丢人！好歹打几枪，再缴械也是那么个意思，心中难过呀。”

    “难过啥？凭这一块，到哪不是当兵？共产党不要咱，咱回家种地。”

    10月20日，早晨起床，我到厕所去，无意中遇见了好几个熟人。

    “督察长也到这来了？”

    “我现在改名吴国栋了，是新七军辎重营的少尉书记，告诉别的朋友，别叫
督察长了。”

    “好了，好了。”

    这样的事一天发生了七八次，我心想糟了，知道的人多了。

    晚上，我把陈震寰、李继先、苗可成等人叫到院子，他们都是我从沈阳带到
长春的，是可靠的部下，我对他们说：“这里不是久居之地，必须尽早作决定。
你们没有关系，我要马上离开吉林。你们明天早饭后出去，找社会关系，没有社
会关系到饭馆、车站找小贩，打听好到沈阳的火车要不要路条？我先到沈阳再转
到北京。”我接着指示他们，“吉林有多少部队？警察对户口查的严不严？报户
口有什么困难没有？都要打听清楚，在可能内收集一切情况，做到对环境了如指
掌。”

    陈震寰说：“昨天到街上遇见警备司令部一个参谋，原来他在长春，我与他
是朋友。明天我找他想办法。”

    晚饭后，来了一个矮个的干部，不知什么职务，穿着布棉袄，给我们全体投
降的尉官讲话，他说：“朋友们，”这个称呼第一次听到。接着他说：“蒋介石
那个王八蛋，卖国贼，祸国殃民，把中国统治了20多年……”一听骂蒋介石，心
里不是滋味。胜败军家之常，出口骂人不应该。以后的话我没有很好的听，最后
他说：“据我们了解，从长春到吉林来的上校以上的军官很多，在这吃住不方便，
受委屈。我们准备了招待所，现在只有几个人。不要害怕，我们希望你们到招待
所去。”接着他又说：“你们这些人中还有隐藏武器的，希望今天当众缴出来，
不加追究。如果不缴，被检查出来，那就不按朋友办，按敌人办了。”

    经过一再说服，有十几个人把匕首、手枪缴出来了。

    陈震寰他们到街上收集了不少情况，弄路条也不困难；吉林户口也好上；没
有队伍在吉林，在吉林的都是地方武装，新入伍的战士；地方治安由吉林警备司
令部负责；大街上的军风纪有执法队维持。但是陈震寰认识的那个解放军参谋今
天没有见着。

    我对陈震寰说：“这件事不要进行了，他会把咱们逮捕。自己送上门去，那
可是智者所不取也。”

    陈震寰问：“那怎么找路条？”

    我说：“咱们找老百姓，花几个钱买一张，这样办比较妥当。”

    《吉林日报》发下来了，每队两份。我第一次看到解放区的报纸，报载：辽
西战事，解放军逼进沈阳，士气旺盛，势如破竹。我一考虑，锦州解放，沈阳的
国民党军队已成瓮中之鳖；长春解放，围长春的第一兵团再开到沈阳，沈阳危矣。
东北全部解放，华北也要动荡，这么一来，我到沈阳已无意义。战争的进展比我
走得快，我走投无路，徒唤奈何？

    李继先从街上回来，对我说：“长春的人到吉林的不少，见面都问您，我说
不知道。他们说，您来到吉林有人看见了。”

    陈震寰说：“在街上遇见督察处总务科长陈哲，情报科长杨绍林，他们都在
校官招待所。招待所在一个饭馆里面，一顿四个菜两个汤。他们还问您呢。”他
又说，“听说共产党有宽大政策，不管有多大罪，只要坦白就没事。”

    我告诉他：“听共产党的话，要从反面解释，不要一听就相信。我们搞工作
这么多年，人家一说我们就相信，这样的人不配搞工作。”

    晚上，我想找那个胖胖的，说话很迟钝，看之很老实的干部透问一些情况，
特别是宽大政策。上灯时候，他一个人在屋中写什么。我先叫李继先进屋反映情
况，说解放团里每天夜里有人赌钱，有人喝酒，有人骂共产党。接着又进去了两
三个人，也是反映情况，我也跟着进去了，由纪律谈到生活，拐弯抹角的谈到宽
大政策上去。

    苗可成问：“干部，共产党真有宽大政策吗？有人说这是欺骗人的，有人说
新民主主义不杀人，说列宁主义杀人。”

    他对宽大政策做了解释，说：“这个政策是共产党毛主席制定的，决不欺骗
人。我们干部都要按政策办事，不管过去有多大罪恶，只要老老实实地坦白，就
可以受到宽大。相反，就要受到处分。解放吉林的时候，有许多人到政府坦白了
过去对不起人民的地方，坦白得好，政府叫他回家生产去，不处分。这样的例子
很多，慢慢的你们就知道了。”

    我听了这些话，也有些作用，不过我与别人不同，自己的事自己知道。情绪
始终忐忑不安，时刻提心吊胆预防着发生什么意外。有人看我一眼，干部在窗外
一站，我都认为与我有关。夜里失眠，精神恍惚，偶然入睡，有时梦中惊醒，吓
了一跳。

    平素嫌官小，现在嫌官大。但是有人却在这个时候充高级伪官。有一些尉官
冒充校官到招待所去，解放团里也有不少尉官原是班长或者列兵，他们在长春弄
了一套美式服装穿上，冒充尉官，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士兵吃大灶，每天两顿粗
粮；尉官每天一顿粗粮，一顿细粮，还有荤菜；校官是每顿四菜两汤；将官吃席，
特殊招待。冒充的目的是为了改善伙食。校官有冒充的，将官就没有冒充的了。

    一些尉官到这以后，无忧无虑，把自己带的东西拿到大街上去卖，什么美式
大衣、毛衣、毛毯、派克笔、手表、皮鞋等，老百姓都抢着买。把这些东西卖了，
在街上又吃馆子又嫖妓女。回到解放团就赌博，赌输了就吵架，发牢骚，骂大街。
各个屋子谷草满地，随地吐痰，随处小便。还有一些眷属把小孩的尿布，女人的
裤子，挂了一绳子，五光十色，简直不像样子。可想而知，骤然间长春解放，长
春的十万守军大部分到了吉林，给吉林添了很大麻烦。学校停课了，饭馆、旅馆
都用作临时招待所，大街上小巷里都挤满了穿美式服装的官兵。这么多官兵每天
要吃要喝，吉林人民政府花了很大的人力物力来安置这么多官兵的生活，可是这
些官兵还感到不满意，有的士兵说：“我们的机关枪都给你们了，结果给我们高
粱米吃，我们早知道这样，不来了。”由于闹得太不像话，政府叫新七军三十八
师师长陈鸣人到尉官解放团讲话。我借故有病，没有去听陈鸣人讲话。见到他不
好意思，不见面好些。

    在这遇见了许多熟人，如督察处的督察王士廷、张致温，长春站第二组组长
邱明瑞，长春站的司书齐一文，军统特务孙国，李雄飞，邹盛文等，还有一些面
孔很熟，我叫不上来名字，他们都能叫出我的名字。见到了这么多的人，我已经
知道没有秘密了。

    25日晚上，我与陈震寰、苗可成、李继先在院中研究了多时。关于我走的问
题，找路条、上火车都已不成问题。他们的意见还是叫我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我犹豫，我提出要向共产党自首。他们都说那是危险的事，虽然有宽大政策，并
没有见过例证；再说督察处的人不比别的人，北满杀人唯一的特务机关就是督察
处，尤其是我，他们说：“万万不能那样做！”

    我的理由是：

    一、做件非常的事，军统特务像我这样的职务，绝不会有自首的，我开个先
例，叫共产党看看。真的把我这个先例杀了，那好了，他们去宽大士兵吧，今后，
谁还敢自首？潜伏也是死，自首也是死，宁愿逃跑或潜伏起来，也不自首。所以
不一定杀我；

    二、到沈阳、到北平都有被捕的可能，如果将来被共产党抓到，用小绳绑上，
那就不够面子了。自己送上门去，该死该活来个痛快；

    三、如果宽大政策欺骗了我，将来共产党就不会成功，而共产党又何必欺骗
我呢？因此，我自首不会不按照宽大政策办事；

    四、我到共产党那方面去，依我的特务工作能力，再来对付国民党那些特务
——军统和中统我都有办法。给共产党做一些工作，可以得到意外的职位。

    我又说：“大丈夫到必要的时候，要拿得起放得下，当机立断，慎之于事先，
不必悔之于事后，有办法的人到任何时候也不至于糊里糊涂地把自己葬送了。”

    苗可成的意思还是叫我再考虑一下，他说的也对，这不是赌钱，孤注一掷，
输赢没有关系。他说这是赌命，不能输只能赢。我同意他的这个见解。

    和他们谈了一会儿就散了，他们回屋睡觉，我一个人在院中徘徊。我想起了
从前，1934年我19岁，在北平电话局当出纳员，学会了赌钱，学会了一些骗人的
技术。不论打麻将或推牌九，我用这种技术都能赢钱。父亲是东北军官，自己是
“少爷”，在外面招摇撞骗弄了很多钱。1936年在北京东方大饭店开了一个常房
间，自己有包车，有各种衣服，我还是青帮家礼，在北京前门外人们称我“关二
爷”，背地里称“小孩王”。因为钱来得容易，去得也糊涂，什么人找我借钱或
求帮，一概应允，颇有侠义气概。要作上海黄金荣和杜月笙那样的人物。日子一
久我成了赌棍，于是一些朋友看不起我了，渐渐和我疏远起来。正在这个时候，
有一个同乡马博权从东北来。他在辽南与我哥一起搞义勇军。我哥当团长，被日
本鬼子俘去，用开水浇死。他给我哥当团副，跑了出来，到了北平，继续抗日。
他想在察北利用汉奸王英成立军队，打进去进行活动，把实力搞起来再拉到内地。
他到饭店找我是下午两点，我还没有起床。他进屋一看：又是女人，又是鸦片烟
灯，20岁的青年这样堕落，他很失望。马博权对我说：“你哥被日本鬼子用开水
浇死，你家仇国仇都不顾，在这过着慢性自杀的生活，你回头看看东北故乡，父
老兄弟姊妹在敌人蹂躏下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你这青年人就熟视无睹吗？你赌
钱赌得好，那又能怎样？不过是左手来右手去，落一个赌棍之名，最后没有人理。
如果在这国家多事之秋，当一个抗日英雄，或者作一个军事统帅，那有多光彩！
你人聪明，赶快离开这里，与我到西北去成立军队，我有路线。”我很犹豫，经
过一天的反复思索，最后决定离开北平奔赴察北。临离北平之时，我辞别双亲，
苦干十年，不成功不回北平。一下子到了西北，脱了大褂，开始当兵，一步一步
从汉奸的二等兵干起。以后这个部队反正到国民党那方面。我一直干到上校。光
复后回到北平。有了1936年那个决定，才有以后的前途。可是今天呢？既然我认
为这个决定对，就不能再错了，一错再错，一辈子就完了。辗转反侧想了一夜，
还是认为应该自首。不然精神上的痛苦和折磨受不了。

    10月26日起床以后，发下一种登记表，姓名、年龄、职务、经历，这个表要
求下午填好。我一看名堂越来越多，昨天重新编队，造名册，今天又要填表，我
怎么填呢？全填内地的经历，内地没解放，这里的政府也没有地方去调查。先这
么办，打个经历草稿，一项一项地伪造，可是伪造起来感到心虚。问题不在这个
表上，今后的日子难过呀！填完经历表，再找个别谈话，再从别人那里了解我，
我隐藏得住吗？我一跺脚不填了，把表撕碎，决心自首。我把苗可成、李继先们
找来，我说：“我决心自首，你们将来有机会给我北平家中写封信，告诉一声，
就说我在吉林公安处投的案。”

    勤务兵杨成荣说他也跟去，我说：“你不要跟去了，这是跳火坑，凶多吉少，
你这份义气，我心领了，在这个时候看出来，我用的人对我不坏。行了，把东西
给我拿过来。”

    “不行，我一定跟你去，跳火坑一齐跳，没有关系，您现在身体不好，没有
人服侍那怎么能行？我去了也不一定把我怎么样。”

    杨成荣并不是我的勤务兵。他是锦州人，伪满国高毕业，1946年，他加入
“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办的情报训练班，毕业后，在该部第二处当谍报员，少
尉军衔。1947年9 月15日，陈诚命令成立各兵团谍报组，我当时被派为第七兵团
谍报组组长，他是我的组员。1947年11月24日我从沈阳到长春，他随我一路到长
春，1948年1 月，他被派为新七军谍报组组长，在长春卡哨处收集解放军的情报。
搞了一些钱，他与一个女人姘居。把钱花光了，女人与他分开，他病了。1948年
8 月，他到我这儿，我看他有病无钱没处去，就叫他在我的住处养病，代管我的
日常家务，扫地、做菜、侍候我，成了家人一样。我逃到吉林，他也不离我，别
人问，我就说他是我的勤务兵，其实他与苗可成、李继先、陈震寰等人一样是谍
报队的组长。他一定要与我一起自首，我同意了。杨成荣拿起两个灰色军毯，一
个粗布饭包。他每天不离身背这个饭包。那里面装着鸦片烟药、药针。挎着饭包，
背上两条军毯，他跟我到了干部的屋子。干部不在。我俩便找了一处矮墙跳了出
去，到了大街上，雇了一辆马车，直奔公安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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