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债血还，杀人偿命
10月16日，星期日。吃完早饭，就听看守到一号监房喊：“十六号出来！”
我们知道叫的是陈牧。他戴着一副大脚镣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又把我们这屋的
门打开，我心想，陈牧提走了，这回该提我了。我要起来，看守说：“不找你！”
又朝张逸民一指：“找你，出来！”张逸民穿上鞋出去了。我心中暗想，有什么
重要的审讯礼拜天还办哪？到吃晚饭的时候陈牧先回来了，接着张逸民也回来了。
张逸民精神紧张，脸色苍白，饭只吃了半碗。饭后，张逸民坐在我身旁，不停地
摇头。我问他：“干什么去了？”
他说：“把我叫到局长室，一屋子干部。问我的一些罪恶；问经济大药房案
件；问在伪满的活动；问我在长春杀了多少人？我说没杀过人。他们说因为我搞
的情报，以致破了案子，都要由我负责。这么一来我就危险了。问我话的干部很
严肃，其他的人不说话。情形不乐观。回头，又叫我把这些问题写下来，我写了
两个小时。写完之后又拿去看，看回来又叫我补充。咳，不好办哪。”
我劝解道：“没有关系，不要难过，有问题就交待，他要杀我们，哪件事不
能杀？他要不杀，你多坦白个十件八件的也不会杀，反而说你坦白彻底。”
我总觉得张逸民没有我的罪大，他在伪满是个警尉补，在解放前是中统局长
春区的一个分区主任，地位不高，责任也不大。但是他收集的经济大药房的原始
情报，这一个案子就杀了六七个共产党的地工人员。还听说他在伪满时对老百姓
很厉害，是长春老百姓最仇恨的“三张二栗”之一（三张，即张效九、张逸民、
张耀先；二栗，即栗宗元兄弟二人）。他这一张地位虽不高，坏事却没少做。他
的老婆就是霸占别人的。还有一件坏事简直不好说出口，伪满时张逸民抓住了女
共产党人，用一条大绳子在阴户下边前后拉，把阴户拉烂，然后用洋蜡把阴毛烧
掉，最后强奸，杀害。这些残酷的行为我也感到过分。要杀就杀，用不着这样。
我也杀过女地工人员，但我不像他这样残忍。如此看来，他的案子很不单纯。礼
拜天干部办公，又来了那么多的人，不一般哪。我想，今天找张逸民，说不定明
天就会找我。自己掐指一算，1948年10月17日长春解放，今天是1949年10月16
日，整整一年。这一年，国内国外有了很大变化，我自己受了不少的折磨与考验，
今天还能活着，真不容易呀！可是将来会怎样呢？想了许许多多。
第二天是10月17日，长春解放一周年。天气阴暗，刮着凉风，仿佛要下雨似
的。早饭后，我以为照例会提我去前楼写材料，但是没有提。不一会，看守的战
士端着枪，表情很紧张的样子，来回在我们的窗户前监视着。这就预示着将要发
生不寻常的事情。接着把玻璃窗户里面的防空窗帘（一层黑纸）也关上了，这是
因为这些窗户靠大街，怕我们往大街上看。可是大街上什么也没有哇。我坐着想
着，今天是长春解放周年纪念日，也许……我想起3 月份追悼大会的情景，那句
“血债血还，杀人偿命”的口号，不能不使我害怕。我认为开大会不大好，一枪
打倒在这屋算了。否则不如袁家佩，吴殷强，孙伯宇等人，他们病死在这里，政
府给埋起来，外面人不知道，就算完了。可是郭股长对我说得清楚，“关梦龄不
但死罪没有，连无期徒刑也没有。”啊，这句话犹在我的耳鼓。郭股长不会说瞎
话的，我应当相信这句话，为什么偏要不相信，给自己增加烦忧呢？
看守所的人来到监房，监房异常肃静，一点声音也没有。看守手中的钥匙一
响，大家的心一跳。一号监房的门打开了。
“十六号出来！拿着东西！”
接着脚镣子响，陈牧走出了监号，在看守所门口下了脚镣。铁锤砸砧子的声
音我听得很清楚，下完镣，没有声音了。接着又叫十一号监房：“七十一号出来！
拿着东西！”
七十一号犯人是印匡时。他和陈牧一样在看守所门前下了镣。我以为这回该
叫我了，心中忐忑，无法形容。真的，看守所的人往我这屋子走来了……却在我
的对门站下了——把郭子襄叫了出去。郭子襄的动作很慢，因为他带的脚镣太重。
“快点！”看守催促道。
郭子襄戴着那副大镣哗啦、哗啦的出去了，他也在看守所门前下了脚镣。下
了脚镣能轻快吗？也许轻快一阵儿。
郭子襄的脚镣下完了，看守所的人直奔我这屋子，到门口开锁……我立刻站
了起来……看守战士在铁栏前面怒斥道：“你要干什么？老实点！”我的监号打
开了，看守指着张逸民说：“你出来！拿东西！”
张逸民急忙把自己的衣服包拿起来，到门口穿上鞋，走了。我想不会叫我了，
如果有我会与张逸民一块叫出去的。
这四个人走了，监房又恢复了原来的沉静。陈牧与印匡时的号数犯人都知道。
到我这屋没叫张逸民的号数，只说“你出来”，犯人们很可能以为把我叫出去了，
所以我咳嗽了一声，告诉关心我的人：我没有走。
他们这样走没个好，是开斗争大会吧？什么场面呢？想不出来一个轮廓，也
没有具体的听说过。小说里有斗争地主恶霸的描写——大会上要控诉地主的罪恶，
然后宣判等等。如果要控诉陈牧，他的罪与我的罪差不了多少。
陈牧是北京朝阳大学毕业，当时朝阳大学法律系是最好的。他毕业以后，入
军统的“黔训班”受特务训练，以后到沦陷区干潜伏工作。1946年调到长春督察
处充侦审室中校主任，1947年冬因贪污撤职，押了二个月。释放调充吉林组副组
长。他没到吉林，仍住长春。1948年3 月督察处的审讯工作忙，副处长张国卿念
他是“黔训班”的同学，叫他协助审讯。4 月，张国卿升为处长，又把陈牧调回
来，仍充侦审室主任。陈牧与军统长春站站长项迺光是同乡，都是辽宁开原县人，
所以项迺光对陈牧再回督察处也不反对。
陈牧吸食鸦片，为人阴险毒辣。不说别的，他与老婆吵架，操起椅子打过去，
把老婆的头部打出血。这件事就发生在解放前的半个月。对老婆尚且如此，对别
人就可想而知了。
督察处的人，凡是他领导的特务，如侦审室的人，看守所的人，都怕他。他
爱发脾气，接着就打人。看守所所长石玉璞常挨他的耳光。石玉璞对我说：“给
我调一调吧，我的能力实在不行。”他不是能力不行，是怕挨陈牧的打。
对自己的人还这样，对犯人就不用说了，因此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陈扒
皮”。
1948年4 月，他到长春大马路重庆饭店去吃便饭。重庆饭店在长春是一个比
较大的饭馆。经理姓庄，是个很活跃的商人，认识长春不少高级官员，在警备司
令部里也认识不少处长和科长，但督察处他不熟悉。陈牧要了两个菜，不合口味，
价钱还贵。陈牧发了脾气，茶房下楼把庄经理找来。庄经理排解一番，陈牧仍不
讲理，庄经理就与陈牧吵了起来。陈牧一生气拂袖而去。回到督察处，陈牧把政
治犯的案卷拿出来查了查，接着就从看守所提出一个新抓来的政治犯，问这个犯
人：“你从哈尔滨到长春，见了几次庄经理？庄经理给你几份情报？
这个犯人答复不上来，于是用刑，把这个犯人打得糊里糊涂不能不“承认”。
于是陈牧就派人把重庆饭店庄经理抓来，抓来之后，不问青红皂白，先把庄经理
重打一顿，然后押了起来。
第二天上班，陈牧对我说：“昨天夜里审讯，一个八路地工人员供称重庆饭
店庄经理与他有关系，并且说庄经理最近要到哈尔滨去，我怕他逃走，当时没有
来得及向您报告，就把他抓了来，现在我补一个报告。”
按督察处规定，未经督察长批准是不能抓人的。他这样一说，我因不知内情，
就同意了。他又对庄经理百般拷打。庄经理家中托了许多人，以后又托到我这儿，
我告诉陈牧把庄经理释放。这一押重庆饭店关门了，庄经理花了很多钱，一下便
垮台了。庄经理被释放之后，对人说：“这回我才知道督察处的厉害！简直不讲
理，叫人没有法子活。”
像这种无中生有的方法，是一般特务所想不到的，可是陈牧不但想得出来，
还能做得出来。
再有，陈牧的审讯“本事”极强，督察处处长张国卿对我说：“什么案子，
只要到陈主任的手，就能审得出来，审讯能力比法官强得多。”
陈牧的确比法官有办法，他能把被审的人绕在里面。比如审讯地工人员：
“你到解放区把长春的物价说出去了吧？谈谈物价，什么东西贵，什么东西贱，
没有什么关系？”
对方没有考虑其他，就承认了这一点。然而到了陈牧的笔下就是“多次往返
哈尔滨与长春之间，收集我方经济情报，调查物价，供给奸匪……”被讯问的人
还认为没有什么关系，可是已被签处死刑。类似这样的审讯多得很，我也懂得不
少。
陈牧在1948年审了一个地工案件，内中有一个长春大学的女学生杜鸣兰。由
于这个案子不能构成“奸匪”之罪，原始情况也不具体，就把杜鸣兰等人开释了。
到4 月，办了一个政治案件，又牵涉到杜鸣兰。怎么牵涉的我不知道，是不是陈
牧故意牵涉的？不能肯定。这个案子要结案的时候，一个晚上，陈牧把杜鸣兰提
出来，威胁要处死她。杜鸣兰哀求他，他就把杜鸣兰强奸了。结果这个案子多数
人被杀，杜鸣兰没有被杀。这件事，南京来密令，叫我查。我包庇了陈牧。特务
们不满意：“抓到八路应该杀，不该强奸。强奸女犯，纵放八路，是犯团体纪律。”
陈牧的罪是数不尽的，还有一个我始终不明白的案子。1946年一个共产党机
关干部从哈尔滨来到长春，他叫李文宣，他老婆叫韩瑛。到了长春之后，说是向
国民党投降的。督察处把李文宣转送到沈阳东北行营二处，该处处长文强把李文
宣又派到长春督察处工作，并叫从优叙用。督察处便给李文宣一个中校侦审员的
职务。1947年冬，督察处处长由安震东接充，陈牧对安震东不满，说：“安震东
不学无术，什么也不懂，连公事都不会批。”类似这样的话很多，李文宣报告了
安震东。安震东就借陈牧贪污把他押了起来，并且撤了职。到1948年2 月，安震
东升充警备司令部参谋长，督察处处长由副处长张国卿升充。张国卿与陈牧是同
学，私交甚好，于是又把陈牧调回督察处。陈牧说李文宣是假投降，列出许多理
由。他对我说；“李文宣不是真投诚，第一，他在侦审案件时，对刑事案件往死
里追，看上去工作很努力，可是对奸匪案件，他总是审不出来。到他手的政治犯
就签释放。除夕的晚上，您在场，女八路庞静这个案子，原情报说她从哈尔滨到
长春，结交了一些新一军军官的眷属作为掩护，以便收集我方各种情报。李文宣
对庞静的讯问是这样问的：‘你到长春干什么来了？你有没有组织？’这样问犯
人是给犯人开脱，应当问，‘你在长春先后收集了多少份军事情报？’或者问，
‘你在长春什么时候开始收集情报？你把情报收集好了之后怎样送走的？’第二
个问题应当问，‘你们小组有多少人？’或者问，‘你领导几个人？’‘你归谁
领导？’不能问你有没有组织？这事，你在场还对他申斥了！这是他的可疑的地
方；第二，社会关系复杂，他每天外出，东一趟西一趟，乱跑一阵。因为他家住
在督察处院子里外人不敢到这里接头，他只好到外面去。我听说他有一些朋友是
从哈尔滨来的；第三，他的钱很充裕，如果不是有人接济他，他不会比我们有钱。
根据这些可疑之处，我说他是假投诚。”
我听了陈牧的这些话，觉得似乎有道理，我对陈牧说：“再好好调查一下。”
接着陈牧又到张国卿、项迺光那里游说。造成了一个先入为主的形势。到了3 月，
张国卿、项迺光及袁晓轩几个人一研究，决定把李文宣秘密处死，（这件事我不
知道。）决定好了之后，给南京保密局去了一个电报，南京回电照准。
3 月中旬的一个夜里，我一进办公室，军用电话铃响了，我拿起了耳机，对
方问：“你哪儿？”我答：“督察处。”“你是什么人？”“我是勤务兵。”
“找你们处长说话。”“处长不在。”“请督察长说话。”“也不在，你有什么
事情？我可以回来告诉他们。”
“你们的人在卡哨外，我们新七军三十八师的防地上放枪打死人，是怎么回
事？”
“你给处长公馆打电话吧，他的电话是××××。”
我放下电话，心想又行动什么人了？我怎么不知道？又一想多一事不如少一
事，不加多问，免得麻烦；再一想，如果我们督察处的人在外搞出事来，我能没
有责任吗？况且我们这些人都是亡命徒，天不怕地不怕什么事情都敢干。我想给
张国卿打电话问一下情况，但我又犹豫了。
第二天一上班，张国卿对我说：“李文宣是奸匪派过来的，昨天下午把他行
动了。”
“怎么布置的？”我问张国卿。
“昨天下午我把李文宣找来，对他说，‘袁晓轩有一些部队在南关外，叫我
们派一个人去给这个部队讲话，你去吧。袁晓轩也派两个人同去。’说完又给他
拿了一些路费，打发他与王厚甫、刘士培二人一起走了。他们出了卡哨，走到无
人的地方，王厚甫在李文宣身后开了枪，枪一响新七军的士兵来了，把王厚甫、
刘士培逮捕，带到一个团部。后来给我打电话才把他们二人放了，就是这么回事。”
我越听越不满意，作行动不通知我，难道我还能泄漏机密吗？张国卿说：
“昨天找你没有找到，听说你到中央银行去吃饭，现在你要做善后的事情。”
过了两天韩瑛来见我，她说：“文宣去了几天也没有回来，不知是怎么了，
督察长，您有信吗？”
“据说他到那个部队的晚上，八路派不少部队进攻，他被俘了。我怕不可靠，
今天派人去调查，证实之后再告诉你。不要着急。”
韩瑛是哈尔滨有名的歌手，红极一时的韩小姐。后来嫁给李文宣，生了一个
小女孩，才一岁。今天我看到韩瑛眼泪汪汪，心也有点难过。我这样欺骗她感到
太不应该。
过了几天，她又来找我，我对她说：“没有调查清楚，家中的生活，我告诉
总务科陈科长给你想办法。”我拿起笔来写了一个条子，叫总务科给她发200 斤
小米，及李文宣4 月份的薪饷。这样又把她骗了一次。以后韩瑛又来一次，我对
她说：“八路抓去也不会杀了，将来我们抓了八路的干部和他们交换俘虏。”到
6 月份，韩瑛从督察处的职员宿舍搬出去了，她是不是已经知道丈夫被杀了呢？
陈牧害死的人多了，今天如果真的枪毙他，我认为很公平。
如果印匡时被枪毙，我认为是陈牧咬的。陈牧充侦审室主任时，一切公事皆
要经过秘书室复核，就是说要经过印匡时修改文稿。有的时候印匡时把陈牧的稿
子也给改了，陈牧不同意，俩人便闹意见。张国卿与我给他们从中解说，也没有
使他们和好。印匡时认为：“陈牧自以为是，有的地方不通，我当然要改。不能
把公事拿到别的机关，叫外人耻笑我们不懂公事。认为督察处无人。”其实印匡
时只在公文上咬文嚼字，其他什么事也决定不了，空牌位。督察处抓人、杀人的
勾当，他无权决定。只能在公事上看到。但是按例行公事他需要在这些抓人杀人
的公事上签字。这次被捕，陈牧便咬他一口，陈牧在坦白时说：“我签的杀人公
事，都要经过印匡时审核。他不同意，我的公事不能出手。”这样说就加重了印
匡时的罪恶，又加上印匡时坦白得不好，就注定了自己必死。
还有郭子襄，我第一次作证，就是郭子襄的罪恶。
有一天，郭股长把我提到一个屋子。我进屋一看是郭子襄，督察处少校督察。
他带着一副大脚镣，脚镣上还有一个铁球。
郭股长对我说：“关梦龄把郭子襄的血债说一说。”
“1948年3 月他在吉黑地区人民义勇总队充少校参谋时，在米沙子抢老百姓
粮食，打死了两个老百姓；1948年7 月初，督察处在南岭秘密杀害地工人员10人，
有他在场，是我指挥的。”
“郭子襄听见了没有？”郭股长问。
“他说有，就有，反正我没有杀过人。”他表现很顽固的样子。
我说：“郭子襄你到今天还抵赖什么呢？我们杀的人都挖出来了，杀人的刹
子手多数被捕，你还这样顽固，没有好处。”
我在讯问记录上签了名字。在事实面前还如此抵赖，郭子襄可谓是个顽固蛋。
他们三个都是督察处的。如果今天枪毙，督察处就被处决了三人。
我在屋子里看到窗外的天空，阴暗凄凉，使人感到忧郁。到晚饭的时候，看
守战士才把黑窗户打开，他们脸上的表情也不那样紧张了。这一天不比寻常，真
不容易过呀。
第二天早饭后，又提我到前楼写材料。
陈青波说：“早饭后，看守所把《长春新报》发下来，我一看开大会枪毙人，
有五个。一个工人说，给这些人点天灯也不多！这条消息我还没看全，看守所的
人就把报纸收回去了。”
“我们小红楼提出去四个，陈牧、印匡时、郭子襄、张逸民，那一个是谁呀？”
我问。
“姓苏的，是建军的土匪，听说这个家伙的血债很多，昨天圆楼只走他一个。”
李秉一说。
大家都感到很空虚，坐下来写材料，心老是沉不下来。
“咳！印匡时是贵州人，一把骨头扔在了东北。”我感叹道。
李秉一也很恐惧，解放后他潜伏在一个大车店，在那儿被捕的。他说：“在
大车店把我抓着，用木棒子把我好一顿打。我是被捕来的，所以危险成分多。”
在座的九个人都认为自己有危险，我最后说：“好了，咱们不谈这个，写材
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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