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侦
6 月底，美帝侵略朝鲜。东北各地的反动残余分子利用这个机会自发地进行
反革命活动。长春公安局逮捕了一些现行反革命分子。一天郭股长找我，对我说
：“新逮捕了一些人，属现行反革命。你搬到他们屋住，有什么情况随时反映。”
我化名郭依平，因为我二老婆叫郭依平。这个名字是我给她起的。今天我就
挂这个名在监号活动。
接触的第一个对象是孙×，汽车司机。他的姐姐在长春一个军医院当护士长。
1949年与医院的一个老干部结婚。后来，这个医院的秘书被暗杀，这老干部失踪。
公安局便认为孙×的姐姐有嫌疑，抓来押在小红楼楼下二号。押了几天又把她的
弟弟抓来，押在小红楼楼上十三号。我到这个监号、什么也没拿，空身进屋。门
开之后，看守在门口厉声地说：“你们俩，认识不认识？”
“不认识。”他说，我也这样说。
门一锁，看守走了。石灰地上什么也没有，坐下太凉，我便把鞋垫在屁股下。
吃完晚饭，他看看没有看守战士，便小声问我：“你怎么来的？”
“今早抓来的。”我表现出害怕的样子。
这个案子是把杀害秘书的凶手抓到，这是侦察的中心。他姐夫跑了，可疑。
他姐姐是否知道他姐夫的去处呢？他是否知道这些情形呢？
如果常识不丰富，是谈不到做工作的。他是司机，我懂汽车。我先从汽车谈
起，问他驾驶的是什么汽车？这样有了共同语言。他问我是干什么的？我告诉他
是饭馆的茶房。饭馆的常识我也知道一些，是可以叫他相信的。他问我为什么被
捕？我说因为一贯道的嫌疑。谈来谈去，他说伪满时给王庆璋开汽车。王庆璋是
伪满的邮政总局局长，我的三舅。谈到王庆璋家中情况，我说得很对。他对我更
有好感了。我对他说：“咱们是患难与共，不容易，有缘分。”我同情他，站在
他的立场上替他想办法。他很相信我，什么话都对我说了。最后他说：“我姐姐
嫁的那个干部是一个转业军人，年龄40多岁。他们结婚的经过我不知道，他们俩
只到我家一次，他们的活动我不知道，他们出了什么事，我也不知道。”
我再三试探也没有在他身上找到东西。肯定他与暗杀案件没有关系。他被提
出去审讯的时候，正是我回去汇报情况的时候。我对郭股长说：“这个案件只能
到这儿，没有发展了，我今天再挖一下看看怎么样。”
我们俩先后回到监房，我回去时装作很高兴的样子，对他说：“我的案子结
束了，一两天就会释放我，我出去到你家去送个信，你有什么要紧的话可以告诉
我。”
“我家住在长通路天主堂后边，一个小角门里。你见着我家里的，告诉她：
我因为姐夫逃跑押起来的。我不知道他们的事。姐姐也押在这里。我不会很久就
能出去，不要着急。家中没有钱向老史家借几个，先维持一下，对亲友们就说我
到沈阳去了，不要说我被押起来。”
我说：“家中没有钱，不要紧，我在长春有朋友，我可以借给你几十万元
（即人民币几十元）。等你出去，再还给我。你想想还有什么话？”
他接着说：“没有什么话了，你对我这样好，我出去再报答吧。”
第二天，我就离开了这个监号，回到原来的屋子。
没有几天，郭股长又找我，他说：“这些日子，逮捕了一些现行反革命犯，
有一个小学教员叫周铁航的，说是与军统大特务毕泽宇有关系。他在长春建立部
队，吸收人员，活动很厉害。内中有个卜凤林很起作用，他派人在公主岭活动，
有几个人参加建军。虽然他们知道卜凤林，但是都没见过他，我们也没有抓到。
这几个人已捕来，押在楼上十三号。他们是四个人，加上你五个人，你就说你是
卜凤林。”
我问了一些卜凤林的情况，郭股长告诉我一些，但是掌握材料不多。我去的
主要任务，是把周铁航、卜凤林的建军及现行反革命活动弄清楚。
我先在看守所换了衣服，吸了几支烟，口袋里有意留下一些纸烟的沫子，一
看就知道是新进来的犯人。看守把门打开，说：“你们不准讲话，要是讲话，就
处分你们！”
我坐下之后，“咳”了一声，摇了摇头，又把头低下，使他们注意我。这样
沉静了一大会。吃晚饭了，发碗，发筷子，他们给我舀饭，这时候说话了，他们
问我贵姓，我说：“卜凤林。”他们说：“唉哟！老也没见面，想不到在这碰上
了！”
我又问了他们的姓名，他们都一一告诉我了，有三个姓杨的，一个叫杨兴元，
是一个小学校的校长；杨玉亭是公主岭的二流子，又开小买卖，又种地；杨森大
地主的儿子；另一个是23岁的石占山，他父亲开买卖，他跟着杨玉亭搞建军，想
要当反动派的官。四个人说得一样。我一想，要造成离间形势，才能套出真实口
供。他们对我说：“你派老胡找我们，我们没有答应。说你与周铁航认识毕泽宇，
队伍便成立起来了。但是没有经费，我们还没动手就被捕了。我们见过周铁航，
就是没见过你。”
第三天，郭股长提我出去，我说：“这几个家伙都是官迷，想当反动派的接
收大员，所以计划建立军队。他们也不知道毕泽宇是什么样的人，只听说是军统
的大特务，吉林省参议会议长。毕泽宇抗日是六十九军军长，1948年是哈尔滨市
市长。这个军队就是以毕泽宇的名义搞的。”
郭股长问：“毕泽宇能派人在长春建军吗？”
“我看不能，他在1948年冬，北京解放前逃到台湾的，他不会再派人搞建军。
他虽然是军统，但不是基干，戴笠对他不好。在长春的这些活动，不一定是毕泽
宇布置的。”
“周铁航、卜凤林建军是肯定的，是谁布置的，那又是一回事。这几个人怎
么说的？”
“他们说的都是在我没到这个屋之前编好的。现在把他们一离间，就能套出
实话。”我建议先提杨兴元审讯，然后叫杨兴元拿支笔回监房写材料。他们这些
人都是没念过多少书的，他们一定多心，我从旁一煽动，他们各怀心事，就能暴
露出内中隐情。“
我回来之后，便提走了杨兴元。
他走后，杨玉亭问我：“方才过堂怎么样？”
“我咬定牙关，什么也没说。要给我戴脚镣，我一想，戴什么我也不能出卖
这些朋友。叫我回来反省，一半天再谈话。”
“卜先生是好样的。”
“打官司嘛，宁可自己受委屈，也绝不能叫朋友跟着受连累，我看杨兴元这
个人……”
“人家是念书的，心眼多。”
“我看这个人还不错，大家都是打官司，都要顾整体。只顾自己出去，叫别
人住监狱，那不够跑腿的，也不够义气。”
又谈了一些闲话，杨兴元回来了。他手里拿着纸和钢笔，坐下来，一声也不
吱。大家看了他一眼，杨玉亭问他过堂怎么样？他说：“没问什么，叫我写材料。”
我给杨玉亭递了一个眼色，示意不要问。过了一会，杨兴元拿笔写起材料，
写了几个钟头还没写完。我在杨玉亭耳边小声地说：“写这么多，可够呛！杨兴
元有学问哪。”
吃完晚饭，我坐到杨兴元的身旁，与他谈一些过堂的话，我对他说：“我什
么也没有承认，大概是你们承认了。不然，怎么知道我派老胡找你们？咳，真糟
糕！”
谈了一些，我又坐回原处。我左边是杨玉亭，右边是杨森，我对杨森说：
“杨兴元这个人了不起，他能先出去。心眼多。”我又转过头对杨玉亭说：“一
样坦白，要争取主动，要当原告，当被告就没有意思了。打官司，没有文化，自
己又不能写，不能不吃亏。”
“杨兴元写的什么？”杨玉亭沉不住气了。
“我没有看清楚，大致是他不想搞建军是你们先搞的，他是被动的。我看不
十分清楚。”
第二天，杨兴元又被提去审讯。他一走出去，杨玉亭说：“我看咱们这几个
人早晚都叫杨兴元出卖了。咱们斗心眼斗不过人家，白天晚上写，写什么呢？”
“写什么？除了案子上的事，写别的行吗？”
“我看，咱们坦白吧，该死该活来个痛快。这么搞，他出去，我们出不去。”
杨森说。
这时他们几个人已经相互不信任了。过了两天，分别提出去一审，案情大白。
接着我又挖他们的武器，武器没有，只有杨森在长春家中私藏一些八音子弹，八
音枪卖了。我把这个情况报告郭股长，他说：“怎么只有子弹没有枪呢？”
“他说卖了，先派人到他家，向他家人要子弹，也要枪。如果只拿出子弹，
那就没有枪了。”
回监房之前给我戴上了脚镣，意思是给他们一个威胁，促使他们交待材料和
武器。——我戴着脚镣走回监号，显出极端难过的样子。坐下来一语不发。我心
想：去年春天戴那副脚镣内心十分痛苦，现在心中一点也不感到难过。脚镣子再
重，精神愉快，我是来工作的。他们问我为什么戴脚镣？我说：“我有两支手枪
没有交待。家里人坦白了，枪也交出来了。妇道人家害怕，也不能怪她们哪。”
杨玉亭说：“有武器就缴，不缴，早晚是块病。”
“对，杨玉亭说得对，别跟我一样，早晚瞒不过去。”
过了几天，他们又交待了一些与他们有关系的人。这个案子本打算至此告一
段落，可是一个午后，长春市进行防空演习，当警报汽笛响起来的时候，杨森在
屋里说：“美国飞机来了，好哇！赶快扔几颗原子弹吧，谢天谢地！”一边说一
边磕头。这个情况，我立即报告郭股长。他说：“同屋的人都看见了？”“看见
了。”“叫谁写一个证明笔录？”“叫杨玉亭证明。”不久，我离开了这个监号。
后来他们这件案子在《长春新报》公布了，枪毙了七个人。听说杨森及杨兴元也
被枪毙了。杨玉亭是否被处死？不知道。他坦白得好，可能不死。
由这个监号出来，又到楼下三号。对象是一个土匪头子叫“青山好”，姓陶。
解放前他在长春市郊，抢、杀、掳、勒，无所不为。抢了许多钱，跑到长春市内
投到六十军二十一师当一个连长。六十军起义，他逃回长春，改扮小商贩。抗美
援朝之前，被捕到公安局，什么也不承认。给他戴了两副大镣。郭股长叫我去了
解一下。
进门，我一露青帮家礼，他答应了。他也是“悟”字班，是同参。接着叙话，
先说青帮家礼的话，接着说土匪的术语。他问我在哪儿干事？我告诉他在辽南，
因为到北满找一个朋友，被捕了。开始，他不谈他的事情，防着我呢。我只谈自
己的事情，干脆不问他的事。我说我怎样骑马，如何打枪，如何娶小老婆，如何
抽大烟，如何在长春请客……我这一说，他也说起来了，自己也不示弱的把“过
五关，斩六将”的那些罪恶一一述出。两人越谈越近，成了患难朋友。有三天功
夫，就把他的案子弄清楚了。解放前在长春市郊，他抢一家老百姓三匹马，打死
了两个人。这个血债他没有交待，这回却不经意地说了出来。其他的情况政府也
掌握一些。他这案子属于土匪方面，比政治反革命简单。
这件事办完，郭股长叫我休息两天。我回到原来住的屋子，徐克成说：“日
子不少，睡石灰地够呛吧。”
我说：“没关系！”我洗了洗脸，换上了衣服。看了看报纸，美帝在朝鲜很
猖狂。我心想，美帝这样搞，日本、蒋介石一定趁火打劫侵占东北。情况紧张，
前途不乐观，与我本身不利。他们打进长春，共产党不会把我释放，只能把我处
死，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呀。
又过了一天，下午一点多钟，郭股长把我找到前楼，我进那个屋的门口挂了
一个牌子：“执行科”。他在屋内沙发上坐着，叫我坐到他对面，我说：“这个
科是新成立的？您当科长了！”
他没有答复，笑了笑说：“今天没有事，随便谈谈。”他叫看守所的警卫员，
去买了二十个包子、一盒纸烟、一斤花生，不一会儿都买来了。郭股长说：“吃
吧，把这些东西都吃光，吃不光，明天再来吃。”我不客气地吃起来，他也吃了
一点，一边吃一边谈，他说：“今天你谈谈反动派内幕派系，政治的、军事的、
党的、特务的……”
我谈了有一个多小时，最后我问：“科长，我这个案子政府已经决定了，我
非常放心。说是没有死刑，没有无期徒刑，那当然是有期徒刑了。有期徒刑是13
年呢？还是10年？”
“你不要问这个，反正对你是最大限度的宽大。这样的宽大，不但人民有意
见，就是你们这些人，也认为判得轻。你好好争取吧！”
我们屋的竹中走了，把崔毓琛调来了。他是保密局长春站国际组组长，专做
苏联工作的。长春解放后，他抱着电台自首，表现得不坏。解放前与我也认识，
这次调到一个屋子，我心中很高兴。因为竹中走了，他可以教给我俄文。我对他
一说，他慨然允诺。
一个礼拜天早上，又是10月17日，长春解放两周年。看守所把广播打开：
“今天上午在胜利公园举行公审反革命分子大会，共有7 名……”
收音机关了，我一想开公审大会，又要枪毙人了！我回头一看，看守战士把
裹腿都打上了。这少有的现象肯定与公审大会有关。我想了一会儿，枪毙谁呢？
小红楼上没有人，只有前面圆楼的人了。我问徐克成：“圆楼的特务还有谁？”
“好几十呢，李寓春都在那儿呢。”
下午晚饭后，一个看守战士来换岗，他脸上还有灰尘，我问他：“你们今天
到胜利公园去了吧？”
他没有说话，只点了点头。我心中明白，一定是从圆楼提人出去枪毙，能有
李寓春吗？
10月底，中国人民志愿军过了鸭绿江，情况很紧急。我们看守所的窗户一律
钉上管制灯火的黑色防空纸。这使我知道美帝飞机可能到东北空袭。战事迫在眉
睫。
一个下午，郭科长找我到前楼，他说：“现在有一个从台湾来的特务，押在
楼下三号。你去了解一下，要纵的横的关系，与他同行的特务都有谁？都在哪？
这个工作比较困难，你打算怎么做？”
我想了一下，说：“我以军统潜伏组组长身份出现，只有用这个关系，才能
开展这个工作。”
“一切情形靠你自己去了解，看看与政府掌握的材料能不能对上号。这件工
作越快越好，你马上到三号监房，回头再把他调过去。他戴着铐子，你也戴一件。”
“我戴脚镣吧！”
“行，你到看守所跟宋所长商量。”
到了看守所，我砸上了一副中等的脚镣。拿了一床被子到了三号监房。不一
会儿，看守所把这个现行特务调了过来。他两手戴着铐子，拿着被子、毯子，身
上还披一条毯子，上身穿一件便衣袍子。贴身穿一件英国式的西服衬衣，脚上穿
一双礼服呢便鞋，胶底。东西放在地板上。我看了他一眼，他看了我一眼。他坐
下来把毯子包在身上，另一条毯子坐在屁股下面，被子盖着脚，显出很冷的样子。
这家伙二十八九岁，高高的个子，灰黑的脸，两只狡猾的眼睛。这小子表面看不
好斗。
我一直头朝里不看他，忽然我猛地一动，脚镣子哗啦一响，随即我站起来，
小便。他看了看我的脚镣。我回到原位上“唉”了一声：“×他妈的，倒了霉了。
戴上这玩意老子就害怕了？”
他还没说话，我便把头往墙上一靠，两眼一闭，往右一倒，他赶紧过来扶我。
我长吁了一口气，勉强地坐了起来，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两手一抱脑袋。
他小声说：“不要着急。”
我一听是山东口音，便说：“你不知道多么气人，叫我没脸活着，真他妈的
背时！”我这样自言自语地说，他不能不发问：“你是怎么回事？”“我是特务，
不是特务还不丢人呢。”
“呵，怎么丢人？”
“我在长春潜伏了两年，没暴露身份。在审讯中方知道最近从台湾来了特务，
这样一来，公安人员认定长春有潜伏组，一查，我的一个组员被捕了，他把我供
了出来。你看，这么一来，一连串，都完蛋了！”
听完了我的话，他低下了头，一会儿他问我：“台湾来的是什么人？”
“不知道，人不多，只有一两个人。”
又沉静了一会儿，我问他：“你来几天了？”
“来两天了。”
“你何必来长春呢？你这套服装一到长春就得被捕！”
“为什么？”
“你看你这双胶底便鞋，胶鞋底上还有英文字呢，这样的鞋，大陆上是没有
的。解放后，各商号一律取消英文招牌和商标，所以有英文字的鞋底，不是从香
港来，还有何处？再有，你这个毯子上也有英文字，这不是也告诉人家你是从香
港来的吗？你的服装与长春的普通老百姓不同，使人感到突出。所以你容易引起
怀疑。”
他没有吱声，他问我是哪部分的？我说：“保密局直属组，在长春潜伏的。
我是组长，干了半辈子工作，就这回丢人了。”
“有台吗？”
“没有台怎么潜伏？没有台情报怎么报？什么都有。可这一次，什么都没有
了。”
“过堂了没有？”
“过堂了，什么还没说就给我戴上脚镣。戴上就戴上，说坦白从宽，我不相
信。你从香港什么时候动的身？”
“9 月初。在上海住了一个时期。”
“那你什么时候离开台北呢？”
“8 月中旬。”
“台北局本部没有告诉你长春的生活习惯？及大陆上的风俗人情吗？”
“没注意这一点。”他摇了摇头。
“怪不得一到长春就被捕了，这不是送命来了吗？”
“咳！我不是派到长春的，我是派到北朝鲜的，我是路过长春的。”
“你受过训练没有？”
“受过训练，在台北。我们这一期有一二百人，都是军统的大特务当教官。
我们受训的时候，不准叫姓名，只叫号码，绝对禁止谈论个人家庭历史。受了半
年训，毕业。在毕业前实习半个月，发了不少钱，在台北狂嫖滥赌一阵，然后派
到香港。到香港一个地方去见陈先生。陈先生又发给我的路费，派我到北朝鲜配
合美军，进行收集情报及潜伏活动。我到了上海碰上了一个同学，我们在上海玩
了几天，然后回到山东原籍，在原籍住了几天，我把手枪藏在家中的荤油缸里。
到了长春，长春我有个叔伯哥哥，我想在他这住几天，再去北朝鲜。北朝鲜也有
一个叔伯哥哥，他在平壤定居，开饭馆。我想利用这个关系由东北转去北朝鲜，
不意在长春暴露了身份。被捕。”
“在上海的那个同学叫什么名字？他到哪儿去了？”
“他叫×××，他是被派到杭州的。他在上海住西藏路一百七十四号后院一
家货栈里。那个货栈是他亲戚开的。”
“你们的上级是谁呀？情报怎么传递？”
“我们的上级是陈先生。没有电台，主要是潜伏活动。到时候派人来与我们
联系，给我们送经费。我们潜伏好了之后，呈报我们的住址，他按地址找我们。
横的没有关系，这是风筝式的潜伏布置，只有纵的关系。”
现在从他身上只能得到上海一个特务的线索，及山东原籍藏在荤油缸里的手
枪。这两件事，必须马上反映。第二天，在提他出审的时候，我汇报给郭股长，
他说：“这小子到长春，不会是过路，一定有目的。这一点你再追一下。上海的
那个特务线索，昨天他只谈了一半，这回说全了；原籍的枪，昨天说是步枪，对
你说手枪，可能是手枪，步枪缸里放不下；在长春的社会关系，山东同乡中谁还
与他有来往？吸收人没有？再好好侦察一下。这是现行反革命，要重视。”最后
郭科长说，“把你所了解的情况写一个报告，我等着要。”
回到监号，继续查询他的横的关系及在长春的活动。他在长春一家同乡吸鸦
片，什么话都谈。他谈到，美军这次打北朝鲜，都是机械化部队。美军一过鸭绿
江，前面是国民党中央军来东北接收，后面是日本军队到北朝鲜接收。到时候八
路军只好退到苏联去。他对我还说：“在滇桂边界国民党把八路军的一个军包围
了。这个军运到台湾，改名‘新生军’，被俘有一两万人。”又说，“台湾的武
器才多呢，准备反攻大陆！”
看来他在台湾受特务教育中毒很深。他们的政治教官叫赵赤子，东北人，与
我早就认识，反共专家。赵赤子专门能造谣，诬蔑共产党。他对这些无知青年进
行反动宣传，使这些人到大陆卖命，无论怎样，反正与他没有关系。
我问他：“逃到台湾的将官怎么安置？”
“成立了一个将官团，少将每月八十银圆，中将一百银圆，有许多光杆的将
领在那混吃等死，一心希望打回大陆。”他接着说，“宋美龄在台湾成立妇女会，
给军队制作棉衣劳军，工作很积极呢。”
我问他是怎么参加特务训练班的？他说：“我在上海作战中挂了彩，上了轮
船运到台湾。挂彩时是上尉连长，在台北把伤养好之后，保密局要伤愈军官受训，
这样，我在1950年1 月调到保密局受训。在受训时，还有美国教官，教给射击术、
擒拿、密码通讯等，中国教官多数我都不认识，乐干给讲政治。”
“乐干原来是长春警察局局长，与我认识，四川人，很能讲话。”
“对，对，能讲话，他一上课，谁也不困。他知道的事真多，美国人对他很
好，重庆中美训练班就是他办的。”
其次，我利用机会打听香港，上海等地的生活。他谈了许多，嫖女人，吸鸦
片，上海仍有卖淫贩毒的。他领了几两黄金的路费，一路上花天酒地，认为此去，
生死未卜，得乐且乐，和我谈起在香港找舞女，到上海嫖妓女，眉飞色舞，仿佛
身在当时境地。一举手，手上戴着铐子，他才意识到现在已经被捕了。
这个特务的名字叫梁金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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