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逮捕 监号来了一个新犯人,是邹瑞亭,军统长春站离职的组长。我在督察处时, 与我往来颇为密切。 1948年4 月他从长春兑了许多款子去了北京,现在怎么又捕了回来? 邹瑞亭进屋来的时候,脚刚踏进屋内,把行李往地板上一放,两手便一举: 请大家多关照!露出了家礼。坐下之后,他说我算完了。大家问他是什么官?他 说是军统局少校组长。大家笑了,说:“我们这屋有个督察长叫关梦龄的,都没 有事,你这个组长,不在话下。” 他认出我来,站起来拉了我的手说:“见到你真不容易,北京的朋友都说你 被镇压了。长春市除了你还有谁?官大的多了,可是实际办事的你是其中重要的 一个。能看到你,我对宽大政策不怀疑了。你胖了。” 我们俩坐下来谈起来了,他说:“1948年我到了北京,带了许多款,有几百 两黄金,不成想被长春一个商人杨霭祥骗去,没要回多少。没有办法,我借了几 个钱,开了一个煤铺,1950年到了天津,天津公安第十分局找我去谈话,叫我以 灰色面目出现,一方面叫我做买卖,一方面叫我给他们做工作,戴罪立功。我只 在长春认识一些人,这样,经过了10个多月,我什么也没有干,一点成绩也没有, 于是便把我逮捕,由天津解到这里。我认为这回算完了,在小红楼的一个小屋子, 我把手指咬破,在白衬衣上给我老婆写了一句话:”瑞玉永别。“我的老婆孩子 都在天津,她们还不知我被解到这儿。想不到你在这儿,我高兴极了。” 我问邹瑞亭,在北京都看到了什么人?长春的朋友都有谁到了北京?他说: “长春站站长项迺光在1948年11月从长春化装到北京,站上的总务组组长于浩跟 他一块去的。当时我在天津,项迺光派于浩到天津找我,要他的那个白金杯。原 来在长春的时候,项迺光交给我一只白金杯,叫我带到北京给他经营一下,这一 次他派于浩索要,我没有钱便没给他。后来他们就飞走了。” “督察处长张国卿与项迺光前后脚到的北京,在北京交道口老刘家住了一个 礼拜,也坐飞机逃走了。” 我感到邹瑞亭太势利眼,人家的东西为什么自己变卖了,还不给人家钱?项 迺光已经不是长春站长了,管不着他了?小人作风。 邹瑞亭是地痞流氓,日本特务腿子,给日本人抱孩子,学会了一口流利的日 本话,后来又给白俄当仆役,又学会了俄语。伪满于长春警察六分局当特务股长。 六分局住了许多白俄,归他监视,作了许多罪恶勾当。光复后,花钱运动参加了 军统外围。在北京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当外勤督察员。有一次,派他去抓土匪,他 不懂特务技术,叫门的时候,站在门的中间,手一敲门,里面“啪”地一枪,把 他的右腿击伤,土匪没有抓着,自己先挨了枪子儿。谈起来真丢人。特务机关认 为这种人没用,便放在一边不派他工作。他在医院把伤养好,一看没有人理睬他, 又托人写了一封信调到东北。到沈阳后,他给军统局东北区秘书主任陈绎如行了 贿,便派他到长春站工作。在长春站又行贿副站长袁士举,派他为少校组长。1947 年春,因为长春战事紧张,他私自逃到沈阳,擅离职守,长春站当时的站长王力, 即刻把他开除。可是他仍与军统的大小特务勾搭,以后认识了项迺光,认识了我。 投机倒把,坐飞机运黄金。娶了小老婆,对他母亲与大老婆置之不理。特别在伪 满的时候,倚仗日特,强奸白俄女人,逮捕无辜人民。 邹瑞亭到了我这组之后,心中很高兴,他单纯地认为:“关梦龄都没有枪毙, 我有什么关系。” 这时从北京又解来一个栗宗元,他是伪满长春“三张二栗”的一栗。倚仗日 本势力胡作非为,他看中了哪家姑娘,便给这家打电话,叫这个姑娘于晚上什么 时候到某某饭店,如果不去,明天就抓人,说是反满抗日,是思想犯。看中了一 个京剧女演员,唱完戏,就用车拉到饭店过夜,不去?行吗?邹瑞亭说他看见栗 宗元了。 栗宗元自己不能写材料,叫杨文昌帮着写。 杨文昌帮着栗宗元写材料,写了一天还未写完,我把杨文昌找来,对他说: “你先把他在北京认识的社会关系写出来,检举要紧,过去的罪恶先不忙写。” 于是杨文昌启发栗宗元写社会关系,检举隐藏的反革命。他检举了不少人。 郭科长一看这些材料很高兴,我又对杨文昌说:“邹瑞亭与栗宗元二人都是伪满 的特务,要他们互相交待罪恶,比他们单个儿交待还有成效。你对栗宗元说,邹 瑞亭不够朋友,把你的事都说出来了。这个人为了自己,就不管别人。这样一说, 栗宗元受不了,就会揭发邹瑞亭。” 杨文昌果然对栗宗元这么说了,轻描淡写地一提栗宗元便受不了了。 “邹瑞亭说我什么?怎么说的?” “算了,提这个没用,我也是听犯人说的。他不仁,咱们不能不义。不与他 一般见识。他的事你又不知道。”杨文昌再三“拦阻”。 “我不知道?我知道的多得很,我说,你给我写!甭客气。” 栗宗元把邹瑞亭的罪恶检举了不少,内中有的邹瑞亭已经坦白,有的没有交 待。 接着我又对邹瑞亭说:“栗宗元与你有仇吗?” “没有什么过不去的事情,只是吵过架又好了,怎么了?” “他说你许多坏话,咳!这小子……” “他说我坏话?我倒要检举他!在伪满时,栗宗元这个大名鼎鼎的人物谁不 知道?他那个买卖怎么来的?还不是敲诈来的!十六岁的小女孩他都强奸,缺德 到家了……” “算了,你要检举,就写材料。” 他说我代笔,写了许多栗宗元的罪恶。我给杨文昌一看,杨文昌说:“这两 个小子,哪一个也活不了,有民愤。科长说有人控诉他们。” “那就完了。”我下了结论。 小红楼的各监房门、窗,大加修理,大部分都换了新门,安上新锁,比过去 坚固多了。郭科长这些日子忙得很,见面说不上几句话就走,有些事,我报告给 他,也不注意。我知道一定另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3 月下旬的《人民日报》刊载:美特高佩洁和他妻子马瑞卿在天津被捕。高 佩洁是美国特务机关任用的特务。他在天津利用一个皮货庄,与丹麦、美国间谍 一起活动。在他住处搜出大小电台三部,密电本七本,还有美特发的照相机等。 这是解放后破获的第一个大特务机构,国际特务组织。使人震惊。 高佩洁与我相识,他的老婆马瑞卿在长春也与我认识。他家住长春东三马路。 1948年7 月,他多次请我吃饭,我也多次到他家。那时,军统有人对我说:“高 佩洁自称少将,说是给美国新闻处工作,美国新闻处在长春的时候,他与美国人 有来往,现在美国人走了,他何去何从?别被他唬了,如果给八路做工作,那可 上当了。” 我说派人从旁调查一下。这话被高佩洁知道了,他认识长春警察局局长袁家 佩和国防部二厅长春站少将站长史祚炎,他托这两个人婉说,要见见我,请我关 照,并以史祚炎的名义在高佩洁家中设宴。我去了,他对我说,他给美国情报机 关做工作。1948年9 月,我到他家,高佩洁对我说,要到沈阳。我对他老婆说: “你们过解放区要小心,共产党抓去了可要共妻的,那可不是玩的。” “共产党把我抓去,我就自杀!”马瑞卿说。现在她被捕了,能自杀吗?这 些人早晚都要落网,谁也跑不掉。 尚传道住一个单号,每天看书,吃小灶,犯人只有他一个吃小灶。早晨牛奶、 面包、鸡蛋,中午一菜一汤,晚上一菜一汤,都是面食或大米饭。他什么也不写, 似乎到这来研究马列主义而不是反省罪恶。一天我在看守所与宋所长谈话,郭科 长也在。正赶这时,一个看守端一个方盘,盘里一碟炒鸡蛋、一碗黄瓜汤、三个 馒头。这是尚传道的伙食。我说:“他什么也不干,吃这么好,现在东北吃黄瓜 是稀罕东西。” 郭科长说:“你又馋了?回头给你也弄点吃。” “我不吃,我吃炖豆腐就很好。” “回头给你买包子,再买点酱肉。”宋所长说着骑车走了,不一会儿真买来 了。郭科长叫我吃,他们谁也不吃。以后又把杨文昌找来,我俩把一斤酱肉,二 十个包子吃光了。 郭科长说:“政府对你们每个人的要求不一样,对尚传道与对你们的要求也 不同。他觉悟慢,叫他多反省一个时间,叫他自觉认识自己才行,不能勉强。” 督察处侦审室的侦审员于文学也押在圆楼上。昨天小组长汇报,他是第一小 组组长。会后,我问他什么时候来的?他说:“长春解放后,我逃到沈阳开了一 个粮米铺,呆了一年,去冬被捕到这里,判刑七年,送到监狱。最后又从监狱解 回公安局。” 我问他在沈阳还看见督察处的人没有?他说:“李贺民在沈阳蹬三轮,邢士 林在沈阳开了一个电料行,贾英明在沈阳赋闲,去年冬天都被捕了,可能解到长 春监狱。” 4 月23日,圆楼上的犯人一律搬走,搬到小红楼。这一下,小红楼住满了。 我搬到小红楼楼下七号。我们这屋有杨文昌、徐克成、李中候和我。 4 月26日晚上,院内汽车不住的响。宋所长叫我们四个人,搬到圆楼。我们 四个人,一屋一个,另外,马尚、沈重、王达生、栗宗元等人也一人进一个监号。 我进屋之后,楼下便大批地往里进人。宋所长、王所长和几个所员,把进来的人 送到各号。我在屋里往外看,人来得很多,也不问姓名,就往各监号塞。我这个 屋一个一个地往里进,不到半夜,已28个人!不用说睡,就是坐也挤得难受。我 心想,这是大逮捕。 楼下也押满了人。 这些人,我不认识。都是些什么人呢?楼上楼下押了五六百人。这个举动可 不小!大概是现行反革命,也不能有这么多呀? 天亮时,我勉强地躺下睡了一觉。5 点钟起来,坐着一屋子人,谁也不认识 谁,互相看看都是陌生的。吃饭时,更乱了,我装作什么也不懂。他们拿筷子, 也递给我一双,半碗白菜汤,一碗高粱米饭。吃罢饭,都开始大便,厕所在屋内, 一大便,屋里这个臭哇。 饭后,我开始活动,先问我身旁犯人的姓名,这时看守战士严厉训斥:不准 说话!我心中有数,照样与附近犯人说话。我告诉坐在门旁的一个小孩说:“老 弟,你在那看着点,看守的过来先咳嗽一下。我们谈话有什么关系?大家在一起 都是有缘的。” “对,这位说的对,贵姓?” “姓郭,叫郭依平,买卖人。认识几个反动派,当年沾点光,现在受点罪。” 大家笑了,你一言,我一语。我明白了,都是昨天夜里一块捕的。捕的方式 都一样,用公安局的捕票抓来的。 有的人说:“我已经登记了,这回为什么还捕我?” “我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刚睡下就抓来了。连行李都不叫拿,咳,祸从 天上来!” “我就知道这几天不好,居民组长老到我们那儿,无话找话,问这个,问那 个的。” “昨天可抓老了!我来的时候,一院子大小汽车,满了,转不开身。” “我还戴着这个家伙,下车拿不下来,就叫我进来了。”我一看这个高个胖 子,右手戴一支铐子,左手没有戴,铐子紧紧扣在右手的肉里,手腕上的肉都红 肿起来。看守所太忙了,宋所长也顾不得了,怎么还不给他拿下来?我告诉他, 可以报告给那个看守战士,他赶忙报告看守,又等了一会儿王所长给他开了钥匙, 把手铐子拿了下来,不过费了很大的工夫,因为这个铐子的锁不容易打开。 在这群人中,我先注意了七八个,对他们进行了重点侦察,他们一致的口气 是不满政府,埋怨政府,不认为自己有罪。 我对这个大逮捕也有看法,政府说反动党团特登记坦白从宽。这回抓来的有 许多人是登记过的。如此说了不算有失信用。不过人民政府对我的不杀,到什么 时候,我也不能说出埋怨政府的话。 夜里,不能睡大面,不能仰面,只能侧身睡,所谓睡小面。28个人挤得喘不 过气来,这些人都没有被褥,也不冷,挤得直出汗。刚睡下便开始提审,我们这 号提出去五六个。有一个叫胡荄,是1949年底我们写材料,李芳春检举的。我感 到,我们写的那些材料有了用途。先把胡荄提出去,又提宋毅,接着提老董头, 后来提我。提我到郭科长办公室,于审讯员也在那儿。还有很多人在外边屋子审 讯,都在连夜忙。我知道这个逮捕规模很大,不仅长春市,恐怕别的地方也会有。 郭科长问我号内的反应,我说:“都认为既已号召登记坦白,我们已经照办,还 抓我们,这是说了不算;第二,自己不认为有罪,解放前自己没有血债。在解放 以后,又无现行活动,为什么还要捕来?第三,反正政府说了算,刀把在政府手 里愿意抓谁就抓谁。” 又问我个别犯人情况,我举例说了几个,于审讯员在旁边说:“关梦龄,你 这回的工作可被徐克成拉下了,徐克成了解的情况比你多,比你全面。” 郭科长也这么说了两句。我心中的话,徐克成干这套给我提鞋,我都不要。 用不着“激将”。桌上摆着纸烟,还有花生,我吸了一支烟,吃了几粒花生,郭 科长叫我回去好好再了解一下,明晚,再向他汇报。 我附近有一个小孩,有20岁,他叔父开理发馆的,因为认识一个建军的特务, 被捕,他说:“我什么也不知道,这个建军的孙华南叫我给他送信,我也不知道 是什么信,后来人家对我说,那是情报。现在被捕,大概就是因为这件事。” 我问他在解放前还是在解放后?他说在解放前。我心中想,那问题还不大。 他又说:“我这个反革命,连烧鸡都没有吃过,一件完整的衣服都没有穿过,他 也没有给我钱,今天我被捕来,你说冤不冤?” 我心想,这个小孩老实得很,怎么也反了革命?内中必有枝节,再不就是公 安局做情报出了偏差。这么多的人捕来,绝不可能一点偏差没有。这个小孩就有 问题。 有一个山东老头,在南关种地,姓什么我忘了。我看这个老头不像地主恶霸, 我问了他许多事情,没有一点嫌疑。一定是抓错了。晚饭后,我到看守所对宋所 长报告此事。看守所没有底案,查不着这个人的名字,宋所长说:“回头再查一 下,没有问题,就得放。”第二天早饭后,这个老头调走了,可能释放了。 夜里,照例审讯,各屋的铁门不住地响,不叫名,叫号,所以夜里睡觉多数 睡不好。 我每天都出去汇报。看到各屋都有干部在审讯,有许多来审讯的干部我没有 见过,可能是市局别的科的干部。看来是大动员。 有一个叫宋毅的,他是长春警察局的秘书,不是军统分子,一个书呆子。是 被人介绍到长春警察局充秘书的,并且办了个边疆通讯社,他私人开了一个书局。 他这个秘书是当在1946年,当时局长是许赓扬,也不是军统。宋毅干了几个月就 不干了,这次也把他捕来,给他戴上了脚镣。他与我一谈很相投。一了解,他也 没有什么特殊案情。白天他看到街上的人很多,树叶也绿了。口内吟诗: 窗外春光艳如海, 监内纪律肃且深; 缘何天涯若呎尺, 人民国民由此分。 他戴上脚镣,我说:“你有什么感想?”他吟诗一首: 镗鎯脚镣君莫羞, 君也当年逞风流; 若不及早痛改悔, 还有苦的在后头。 宋毅的国文很好,我看他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罪恶,主要是过去没有血债,解 放后没有现行活动。 第三天,抓来了王厚甫,他是我的组员,军统基干,戴着手铐。我问他, “你怎么到这来的?从哪来?” “我从长春监狱来。” “怎么回事?” “人家说我在新疆参加了暗杀毛泽民的行动。” 我赶紧叮嘱:“我化名姓郭,保守秘密,不要乱讲。” “没关系,我这事与你没牵连。” 我一想,当年陈牧报复从共产党叛逃来的李文宣,就是派王厚甫在南关处决 的李文宣。如果说李文宣当年是假投降,那么王厚甫打死李文宣就是一条血债。 晚上我把毯子给他盖上,他在这屋住了两天就走了。临走我听他对宋所长说: “那个姓郭的是关梦龄,督察处的督察长。” 过了“五? 一”,天气热了,这屋子人多挤得难受。我在精神上倒很愉快, 别人是住监房,我是在工作。是以工作人员的心情,在考虑怎样了解这些犯人的 案情。我认为这些人都没有什么,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东西,没有重要的人犯。 晚上汇报,在看守所遇见了邱明瑞。问他怎么来的?他说找来的。1948年我 与他一块由吉林到长春,1949年他到公安局感化所,以后便把他释放了。在社会 上努力立功赎罪,但是这次也把他逮捕了。我心想,特务分子释放了也要抓回来, 这是政府搞的欲擒先纵,这样几出几进,人的精神备受刺激,莫不如索性不放, 到时候彻底放。押一个时期,放出去,过一个时期又抓回来,这也许是辩证地处 理问题。 我问邱明瑞,与他一起释放的,立功赎罪较好的督察处总务科长陈哲在哪呢? “还在长春,他大概没有来,没看见。” 我心想,陈哲与我们从吉林到长春,表现得不坏,我被优待,住另一个屋子 之后,他们七个人在一个屋子。翟丕翕有一个金戒指藏在身上,企图到必要的时 候吞了自杀,陈哲揭发了此事。这是他进步的第一个表现,同时,他不是军统, 又是自首,所以,这一次没抓来。 第三号监房发生了一件事,一个犯人服毒了,说是吃了许多安眠药片,神志 不清,很危险,由几个看守给抬出去了。服安眠药片,也不能是一片,要一二十 片才能自杀。这么多的东西带在身上,怎么没有检查出来?这个人是在未被捕的 时候就准备好了的。不然,公安人员闯进屋去现藏能来得及吗?由此可见,这个 人是个很危险的反革命,不是一般嫌疑分子。 过了两天,肖审讯员提我出去,他说:“抓来一个刘天民,他不承认是督察 处的,回头我把他提到这屋审讯,你在门上的玻璃小孔认一认。”我一看,正是 督察处的额外上尉督察刘天民。高个子,黄脸,什么时候我也能认识他。 肖审讯员说:“这小子不想活,服安眠药片,怕处死。” 5 月12日晚饭后,楼下有一些犯人调走。我听到叫“徐鸿如”这个名字,便 一下子想起前些日子我曾替一个山东小伙子写检举材料,徐鸿如是内中的一个逃 亡在长春的山东恶霸。呵,把他也抓来了。我一想,这回抓的人真多,大概不能 只在这一个地方押人,可能监狱也押了不少人。 -------- 梦远书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