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红军南下准备对“讨逆军”作战

    1936  年11  月下旬，毛泽东根据全国形势的发展，指出“现时敌军中发展着
四种矛盾：第一种是抗日与‘剿共’之间的矛盾；第二种是蒋军与东北军之间的矛
盾；第三种是上级的严令与下级的对红军恐惧的矛盾，此种矛盾现在极大发展着；
第四种是官长与士兵间的矛盾，此种矛盾以近日的物质困难与疲劳而加深。”目前，
“蒋介石还站在中间地位：对日仍力求妥协，但比过去强硬了许多；对我力求缩小
苏区，打击红军，但已觉得困难，许其部下二陈（陈立夫、陈果夫）与我谈判。…
…我之政策：一方面从人民、从反蒋军阀、从国民党内部造成运动，一方面红军消
灭蒋军，双管齐下，迫蒋妥协。”12  月12  日，国民党东北军领导人张学良和西
北军领导人杨虎城，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人民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的影响下，
联合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扣留了在西安部署“剿共”的蒋介石及其随行军
政要员十余人，并发表通电，提出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主旨的八项主张，即：
（一）

    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

    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展民众
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西安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内的亲日派何应钦等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打着
“讨伐叛逆”的旗号，调动大批军队，向西安进逼，企图扩大内战，乘机取代蒋介
石的统治地位。全国人民一致反对内战，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一致抗日救国。
国际和平阵线和在华有着切身利益的美、英等国政府，也都支持中国停止内战，赞
成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为避免发生新的大规模内战和推动全国
迅速实现抗日救国的局面，对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是：坚持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
日的基本立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之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
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的道路；从政治上和军事上给张、杨以实际援助，协同东北
军、西北军切实做好对付“讨逆军”进攻的军事准备，并在“讨逆军”进攻时给以
坚决打击，挫败亲日派的阴谋，促成全国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全国性抗日
战争的发动。

    在上述方针下，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一面致电国民党中央及南京政
府和西安方面，提出了有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一系列建议，并派周恩来、博古、
叶剑英等到西安同张、杨和各界爱国人士共商国是，并同蒋介石直接谈判；一面在
全国发动和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要求国民党政府接受张、杨的八项抗日主张，停止
内战行动，将军队开赴晋绥前线抗战。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和军委又在军事上作了
以红军主力协同东北军、西北军，准务迎击“讨逆军”的进攻部署。



    “讨逆军”总司令何应饮，率领由刘峙指挥的近10  个师的东路集团军，从东
直逼西安；由顾祝同指挥的10  个师的西路集团军由西向东，直指西安；此时的东
路集团军已有5 个师进到潼关、华县。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与张、杨磋商后决定
：集中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主力，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在西安以东地区同刘峙
军决战，以一部兵力抗击和钳制敌西路军。为此，中央军委决定，以红一方面军、
红二方面军各2 个军团和红四方面军2 个军组成红军主要突击集团，担任对敌东集
团军左翼的主要突击，协同张、杨军主力，给敌以打击；以第32、28  军和骑兵1 
团组成追击军，协同陕甘宁独立师监视和牵制敌人，并配合张、杨所部，积极钳制
敌西集团军。此外，以红29  军保卫定边、盐池；红30  军对安边、宁条梁、靖边
警戒；第81  师调延安。

    25  日、26  日，红军主力进到庆阳及其南北地区。此时，由于中共中央的正
确决策及中共代表团卓有成效的努力，由于全国广大人民和国内外一切主张团结抗
日的人们的强烈要求，也由于红军和东北、西北军作了对付“讨逆军”进攻的充分
准备，蒋介石被迫接受抗日主张。从而，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为国共两党重新
合作，共同抗日，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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