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支“先遣队”东进西征

    7 月的闽中地区，天气已经相当炎热。一支看上去相当疲劳但士气仍然非常高
昂的红军部队，正在闽中的山川密林间向东急进。

    这支部队约有6000  多人，战斗人员占三分之二，武器装备明显不足，步枪、
手枪只有一千二三百支，少量的轻重机枪和五六门迫击炮，许多战士背的是大刀和
梭镖。非战斗人员约2000  人，挑着500 多担宣传品、后勤物资、炊事用具等，行
动相当迟缓，影响了东进的速度。

    这支部队就是红军的第七军团，对外称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他们是7 
月6 日晚从瑞金出发，开始执行北上抗日先遣队任务的。连日来，他们过长汀，越
连城，经永安，打下大田县城，在尤溪以东渡过闽江。现在，他们完全进入了属于
白区的谷口附近。

    这时，中革军委忽然来电改变原定计划，令红七军团由谷口地区东进，占领水
口，威胁并相机袭取福州。中革军委的这次电令，使红七军团领导既感突然，又很
为难。于是决定开会进行研究。

    7 月初，红七军团奉命从福建连城地区调回瑞金待命。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几
位主要领导人和军事顾问李德，接见了军团领导人，宣布由七军团组成红军北上抗
日先遣队，仍保持军团体制，寻淮洲为军团长，乐少华为军团政委，曾洪易为中央
代表，3 人组成红七军团军委会；军团政治部主任刘英，军团参谋长粟裕。

    党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交代的主要任务是：北上抗日先遣队立即向闽、浙、赣、
皖等省出动，宣传我党抗日主张，推动抗日运动发展；并规定最后到达皖南，1 个
半月内赶到，以支援该地几个县的群众暴动，发展那里的革命局面。

    为宣传抗日和支援皖南，中央已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公开发表了《为中国工农
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告农民书》等文件，印制了
160 多万份抗日宣传品等。中央要求红七军团休整三四天后立即出动。

    红七军团领导并不知道，早在5 月份中央“小型会议”上，博古就提出了以抗
日名义，先后派出两个先遣队北上，作为红军主力突围的试探的计划。

    派出红七军团的直接目的，是企图以这一行动威胁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吸
引和调动一部分“围剿”中央苏区的敌人，配合主力红军即将实行的战略转移。正
如军团参谋长粟裕几十年后所说的：“在中央领导同志接见我们时，并没有说明这
个战略意图，……当时对于中央这个重要的战略意图并不知晓。”军团领导研究中
革军委攻打福州的电令时，寻淮洲军团长担心力量不足，火力不强，对这样的部队
状况能否打下福州这样的大城市没有把握。但他却没有实权，说话不算数。一向专
横无忌的军团政委乐少华，一味盲目地执行中革军委的命令，拒绝结合实际的积极
建议，坚持攻打福州。

    红七军团在闽中地区的突然出现，引起了蒋介石的很大震惊，急调部队加强福
州防御。红七军团在水口召开“八一”纪念大会时，对攻打福州进行了动员。尽管
部队情绪高涨，但在8 月2 日从水口向福州进发时，遭到了敌机的袭击，造成了部
分伤亡。8 月7 日晚对福州发起了攻击，由于对敌军实力、工事等情况了解不够，
又缺乏攻城手段，不善于攻坚作战，加上敌机对红军阵地的轮番轰炸，没有办法打
进城去，红七军团领导只得决定撤出战斗，向闽东转移。

    当红七军团进到北石岭、桃园地区时，又与追赶红军的敌八十七师发生激战，
形成对峙状态。敌军援兵赶来，红七军团只得再次撤出战斗。虽毙伤不少敌军，但
红军也伤亡了几个师、团干部。



    这次攻打福州，给红七军团以后的行动带来了很大困难。红七军团刚过闽江时，
声势很大，敌人弄不清具体实力。福州一战，暴露了红军只是一支不怎么大的牵制
力量。从此，敌军就一直疯狂地追击和堵截红七军团，使其未能起到调动和改变敌
军战略态势的目的。

    后来，红七军团转战闽东、闽北，挺进浙西，活动于皖赣边，于10  月底到达
闽浙赣苏区，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及地方武装，合编成立红十军团，领导干部也
作了调整。军团下辖3 个师。军团整编后的任务是：寻淮洲改任师长的第十九师仍
到浙皖赣边，打击“追剿”之敌，发展新苏区；二十、二十一师仍留闽浙赣苏区，
打击“围剿”之敌，保卫老苏区。

    这次红七军团的整编和组成红十军团，把擅长打游击的红十军和地方武装集中
起来，进行大兵团活动，企图打大仗，这是战略指导上的又一重大失误，为后来的
挫折和失败埋下了祸根。

    12  月中旬，红十军团在皖南黄山东麓谭家桥地区，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补充
第一旅激战。虽然双方兵力差不多，但由于红二十、二十一师不长于正规作战，致
使战斗失败。“秋收起义”就参加革命的、年仅22  岁的红军优秀指挥员寻淮洲在
这次战斗中阵亡。红军愈加陷入被动。

    从12  月下旬到1935  年1 月上旬，红十军团在皖南和皖浙赣边的十余县地区
往返转移，进行了大小十余次战斗，大都是消耗战，使先遣队处境日趋险恶。

    红十军团于1 月中旬，转战到化婺德苏区与闽浙赣苏区之间的怀玉山。

    由于军团长刘畴西在通过敌人封锁线时犹豫迟疑，指挥失当，红军遂陷于敌军
重重包围之中。最后被敌军分割围歼，各个击破。红军将士浴血奋战，最后弹尽粮
绝，绝大部分英勇牺牲。只有粟裕率领的先头部队突出了重围，另一小部分向北突
围进入皖南。方志敏、刘畴西先后被捕。

    就在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红七军团），按照中革军委命令攻击福州的那一天，
另一支大约9000  多人的红军部队，正从遂川的横石出发，踏上了西进的征途。这
就是5 月中央“小型会议”确定的被称为红军抗日第二先遣队的红六军团。

    红六军团连续突破敌人几道封锁线后，在湖南桂东县的寨前圩召开了连以上干
部誓师大会。中央代表任弼时在大会上讲了话。他说：我们是按照党中央、中革军
委的电报指示实施转移的。为了最大限度地保存红六军团的有生力量，我们离开湘
赣苏区，到湖南中部去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和创立新的苏区，并逐渐向北发展，与贺
龙、关向应领导的红二军团取得联系。任弼时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宣布成立红六军
团领导机关：萧克为军团长，王震为军团政委，李达为军团参谋长，张子意为政治
部主任。

    中革军委电令红六军团西征时，没有说明今后中央红军的战略意图，而且要求
红六军团把一切东西都带走。结果，红六军团把省保卫局的犯人、医院、兵工厂、
石印机、老虎钳等修理工具以及很笨重的电台发动机等，统统都带上了，成了一支
大搬家的队伍。部队的机动能力全被这些家当缠住了，前卫部队走10  里，辎重队
掉一二里，后继部队也跟着掉队。行军既不灵便，打仗顾虑又多，降低了领导者寻
找机会打仗的决心。后来进入贵州，山高路窄，崎岖曲折，只得把带的东西逐渐扔
掉。红六军团把这一情况电告了中央，但中央并未吸取经验教训。在不久中央红军
西进转移时，来了一个更大的“搬家”，吃了更大的亏。

    红六军团胜利突围的消息震撼了敌人。湘桂两省军阀急调4 个师的兵力后追前
堵，阻止红军实施在湘桂停留的计划。红六军团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迂回转移，
忽东忽西，使敌军难于琢磨。军阀何键曾哀叹：红军“时而声东击西，行踪飘忽，
作圈子策略”，“我十五、六师跟踪追逐数百里，疲于奔命”。

    进入贵州后，部队作战更加困难。由于山路难行，地形不熟，贵州群众对红军
不了解，甘溪一战，红六军团被截为3 段，陷入了湘桂黔3 省敌军24个团的包围之
中。除军团参谋长李达率十七师一部继续前进，与红三军（即红二军团）一部会合
外，十七师余部、十八师和军直则转战于石阡、镇远、余庆一带，陷入了险境。

    这一地区山势险峻，人烟稀少，物资奇缺。指战员们赤着脚，在悬崖峭壁和山
沟密林中行军，有时一天只能吃一顿稀饭，饿着肚子走路打仗，历尽艰辛。在从朱
家坝向南转移时，后卫五十二团遭敌包围，浴血奋战三昼夜，损失惨重。

    一天下午，主力进至石阡至镇远的敌人封锁线时，又遇强敌。湘桂之敌企图南
北夹击红六军团主力。军团首长派出特务连利用夜色坚决抵抗，主力则在当地老猎
户引导下，深夜从一条人迹罕至的谷涧水沟（贵州称为夹沟）

    通过，鱼贯向东，天亮时才冲出了夹沟，转危为安。

    从此，红六军团战胜了湘桂黔敌军的围追堵截，终于在1934  年10  月24日，
在黔东印江县的木黄，和贺龙、关向应领导的红二军团胜利会师。随后召开了会师
大会，实现了二、六军团的统一指挥。

    红六军团这次历时80  多天的突围西征，跨越敌境5000  多里，探明了沿途敌
人兵力的虚实，查明了道路、民情，实现了二、六军团的会合，沿途播下了革命的
火种，起到了为中央红军主力突围转移进行侦察和探路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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