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会议争论激

    遵义市老城子尹路（现红旗路）80  号，是黔军二十五军二师师长柏辉章的私
邸。高墙重门内一幢青砖砌成的两层楼房，是30  年代遵义城首屈一指的建筑。

    主楼坐北朝南，为中西合壁建筑，堂房保留了中国古代建筑“砌上明造”的结
构风格。红军进驻遵义后，军委总司令部就驻于此楼内。这里也就成了遵义会议的
会址。

    1935  年1 月15  日至17  日，中共中央在这座主楼二楼的客厅内，举行了政
治局扩大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云、博古（秦邦宪）、洛
甫（张闻天）；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何克全）；红军指挥员刘
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军
事顾问李德和翻译伍修权。

    会议由博古主持。中心议题是：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作出的以黔北为中心建立
苏区根据地的问题；检讨在第五次反“围剿”与突围转移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按照事先的安排，博古首先在会上作了关于反第五次“围剿”的主报告。

    他虽然对军事上的错误作了一定检讨，但只是一笔带过，而着重强调的却是客
观原因。他说，第五次“围剿”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的原因，主要是帝国主义、国
民党反动力量过于强大，苏区的物质条件差，党对白区工农群众反帝反国民党斗争
的领导不够有力，瓦解白军的工作薄弱，各苏区红军互相配合不够紧密等等。在他
看来，在客观上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是根本不能粉碎的，主观上也没法粉碎。

    毛泽东一边听，一边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叠毛边纸，不时地记着什么，一会便
记了好几页。显然，他对博古的报告很不满意。其他与会者，脸上也流露出不满的
情绪。

    接着，周恩来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军事问题的副报告。由于周恩来当时
的地位和职权，他的报告和他的态度将对会议具有决定性影响，因而与会者都十分
认真听讲。周恩来详细说明了中央红军的战略战术，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和离开中央苏区的原因。他与博古不同的是，重点指出了主观上的错误，对博古、
李德不点名地进行了批评。更可贵的是，他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勇敢地诚恳地进
行了自我批评。最后，他平和、坦然他说：

    “我对这些错误负有责任，欢迎大家批评。”听了周恩来四五十分钟的报告，
与会者油然生出一种敬意，情绪为之一振。而李德听后却很不舒服。他已经感觉到，
周的报告把错误原因放在主观上，并且明显地与博古和他划清了界限。无疑，他和
博古将成为与会者主要的攻击对象，因而一个劲地抽着雪茄来排解不满。博古和凯
丰听后也眉头紧皱，很不是滋味。

    主、副报告作完之后，就是大家发言，讨论这两个报告。洛甫先站了起来，从
衣袋里拿出与毛泽东、王稼祥事先讨论过的发言提纲，严肃他说：“针对刚才博古
同志的报告，我想讲一下自己的看法，不对的地方，请诸位批判。”接着，他从第
五次反“围剿”斗争开始，分析单纯防御路线与“短促突击”理论使红军从运动战
转变到阵地战，造成了作战的不利，讲到突围中惊慌失措的逃跑和搬家式的行动，
讲到李德极端恶劣的领导方式，讲到博古应负的主要责任等。洛甫摆事实讲道理，
像剥笋一样层层阐述博古报告的错误，并且上纲上线，认为博古的报告是一个机会
主义的报告。洛甫的发言足足一个多小时，火药味很浓，把平时指战员们积压多日
的对博古、李德的不满，一下子统统端了出来，引起了与会者的震惊，同时又感到
非常解渴。因此，大家认为，洛甫的报告，是一份很好的针对博古的反报告，无疑
是一颗打击左倾盲动主义军事路线的重磅炮弹。

    三个报告作完之后，夜已经很深了。第二天白天，军委领导们还要处理战事和
日常事务，会议便暂时告一段落。大家回去休息、思考和酝酿，第二天夜里再继续
开会。



    第二天晚饭后不久，会议便开始了。过去开会不像现在正规和隆重，既不排名
次，也不固定座位，各人随便找把椅子便坐下来，基本围绕会场中心的一张长条桌，
距离有远有近。只有李德，由于心情不佳，坐在门口靠近走廊的地方。这样，伍修
权也只好坐在他边上，以便翻译。

    会议刚开始，毛泽东便一改以往“后发制人”的常态，头一个站起来发言。他
首先说明，当前解决军事问题最为重要，因而他只谈军事。他接着洛甫昨天发言的
后劲，深刻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的消极防御战略，列举了它的表现，就是进攻时的
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转移时的逃跑主义。他把这些形象地比喻为“叫化
子打狗，边打边走”。他指出博古在报告中强调客观原因是错误的，尖锐批评李德
不懂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只知道纸上谈兵。

    毛泽东特别强调，左倾领导者战略战术的第一个错误是堡垒对堡垒，使敌人的
堡垒主义战略战术达到了目的；第二个错误是分散兵力，失去了集中兵力各个击破
敌人的机会；三是在军事上不知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放弃了利用十九路军事变粉
碎“围剿”的大好时机；在战略转移和突围时又惊慌失措，这么重大的行动既未在
政治局认真讨论，又未在全军进行政治动员，变成了仓促的逃跑，搞“大搬家”…
…

    毛泽东发言，一讲就是一个半小时。他手上拿的只有几页纸的提纲，但讲出来
的却非常详细。他的发言既言辞尖刻，又有事实根据，既不留情面，又颇具幽默，
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毛泽东发言时，博古注意力高度集中，还认真地做了笔记。李德却没有这样沉
稳，曾两次站起来企图辩解，并指责毛泽东是报复，被毛泽东冷嘲热讽地顶了回去。

    大多数与会者是赞赏和拥护毛泽东发言的。会场气氛也活跃起来，有的人的谈
话心平气和，有的发言火花四迸，随着声调的提高，出现了争执和辩驳。有时警卫
员进来倒开水，甚至看到个别领导人面红耳赤的场面。

    头一个表态的是王稼祥，他说：“我们在军事上犯了严重错误，不能归咎于客
观，客观原因有一点，但不是主要的……我认为，李德同志不适宜再领导军事了，
应撤销他军事上的指挥权，让毛泽东同志参与军事指挥。”这是他在会前，建议召
开遵义会议的主要目的：把李德“轰”下台。

    洛甫又再次表态：毛泽东的分析有道理，顺理成章。因而建议让毛泽东出来领
导。

    作为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中央“三人团”成
员的周恩来，这时正如李德所说“公开地倒向了毛泽东”。他的表态字字千钧：昨
天博古同志的报告，我也以为基本上是不正确的。由于党中央在指挥上的错误，使
得我们接连失败，这是事实。我完全同意毛泽东、洛甫、王稼祥、朱德等同志对党
中央所犯错误的抨击。因此，作为指挥这场战争的一个负责人，我毫无疑问要承担
责任，免去导致失败的指挥员，以获得胜利的指挥员取而代之。我请求中央撤换我
的职务，泽东同志应该回到野战军的领导岗位上来。他最后强调：“只有改变错误
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与会者对周恩来的发言，反应十分强烈，
认为他是一个光明磊落的真正的革命家，具有高尚的思想品德，对他的错误反而感
到能够原谅了。

    随后，朱德、聂荣臻、彭德怀、刘伯承、李富春、李卓然、林彪等军事指挥员，
都表明了鲜明的态度，希望迅速改变军事领导。陈云、刘少奇在发言中也明确表示，
支持毛泽东，拥护批判李德。博古的左倾盲动主义军事路线。

    会议上只有3 个人持反对态度。一个是博古本人，没有完全彻底地承认自己的
错误；一个是李德，一点也不作自我批评，认为错误是中国人自己的；另一个就是
凯丰，反对毛泽东的讲话，坚决不同意对左倾盲动主义军事路线的批判，也反对毛
泽东出来领导红军。

    但不管怎样，与会者的态度都非常明朗了。正确与错误，绝大多数与少数，要
作出评判，已经径渭分明了。

    第三天晚上，会议进入后期，转入审查黎平会议关于以黔北为中心创造苏区根
据地的决议，讨论以后的行动方向问题，以及对这次会议做出相应的决议。

    中共中央对红军长征的行动方向的认识和确定是有个演变过程的，是随着形势
和情况的变化而不断改变的。长征开始时，中央决定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再打回中央根据地。湘江惨败后，通道开始转兵，实际上并未改向，黎平会议作出
了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议。猴场会议提出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然后向川南发展，
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

    现在遵义会议重新审查红军行动方向。聂荣臻和刘伯承认为，贵州人烟稀少，
少数民族多，在贵州建立根据地相当困难。而四川是西南首富，交通方便，物产丰
富，军阀林立，长期排外，蒋介石向四川调兵不利，又有红四方面军创建的川陕根
据地可以接应，有利于建立新的根据地。聂、刘两人建议：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
去建立根据地。

    聂、刘两人的建议，朱德首先支持。大家对此进行了讨论，比较了优劣得失，
与会者大多数赞同这一建议。于是会议决定，中央红军到川西或川西北与红四方面
军会合，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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