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喜也有忧与张国焘唱反调的刘伯承再次被免职

    1935  年6 月，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战友相逢的喜悦气氛尚未散尽，
张国焘搞分裂的危险日益加剧。身为总参谋长的刘伯承，对此深感忧虑。

    在两军会师后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两河口会议上，毛泽东、周恩来等多数
政治局委员主张红军北上，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张国焘
以种种理由反对，提出红军应向川康边界进军。列席会议的刘伯承在发言中指出，
向川康发展不妥，从政治上看，没有考虑到红军应担负的抗日救国之责任；从军事
上看，南下是要碰钉子的。一向以老子天下第一自居的张国焘，虽然表面上按照少
数服从多数原则同意了北上方针，但心底里十分恼火，尤其是对还不是中央委员的
刘伯承的批评非常恼恨。

    后来，红军分左、右两路北上，张国焘、朱德和刘伯承率左路军，毛泽东、周
恩来率右路军。处于张国焘领导之下的刘伯承，并不屈服于张的淫威，坚持原则。
在张国焘另立“中央”，假惺惺地给刘伯承安个“头衔”时，刘伯承拒绝承认，临
大节而不辱，张国焘更是怀恨在心。不久，便免去刘伯承的总参谋长职务，调任他
为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



    在我军诞生的南昌起义中，刘伯承即任参谋长，因起义失败而自然失去该职务
；长征前夕和长征期间，仅一年余又两度被罢免总参谋长职务，真是几度沉浮，谁
解其味？刘伯承后来曾这样描述道：“三参总戎幕，一败两罢官。”担任红四方面
军红军大学校长的刘伯承，并没有就此消沉下去，而是利用一切机会，宣传北上抗
日方针的正确性。

    “中央红军北上发展，我们四方面军南下受损，从8 万多人减到4 万多人，再
这样下去，部队非拖垮不可！”在刘伯承的耐心引导下，在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教育
下，许多干部进一步擦亮了眼睛，要求北上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迫于内外压力，张国焘不得不改变向川康区域发展的打算，同意北上与中央会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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