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央分局面临重大抉择

    牛岭战斗的失败，再次证明，在主力红军撤离苏区后，“大兵团作战”和“保
卫苏区”的指导方针是行不通的。急剧恶化的局势已把苏区军民推到了存亡继绝的
紧要关头。中央分局面临着生与死的抉择。

    这时，国民党军已开始全面发动对中央苏区的“分区清剿”：北路敌军罗卓英
等纵队于1 月间对早被围困在宁都小布地区的中共江西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和军区
机关、部队发起最后攻击。2000  余名红军指战员和机关干部，在突围中大部分被
打散了。省军区司令员李锡凡等领导人不幸牺牲，只有省委代书记、省苏维埃政府
主席曾山率一部人突围转移到了东固，但已与中央分局失去联系；中共闽赣省委和
军区被迫于1934  年11  月率所属机关部队撤离驻地福建省宁化县城，向闽中方向
突围转移。途中几遭挫折，到1935年1 月间，原数团人马和机关干部共2000  余人
只剩下约300 人，陷入敌人围追堵截之中；南路敌军余汉谋部3 个师，将中共赣南
省委和军区机关、部队共约1800  人包围在零都南部狭小地区，并一步步地缩小包
围圈，以图“一网打尽”；东路敌军蒋鼎文部以第26  师及闽赣两省保安团，对固
守四都山区的中共福建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和军区机关及所属的两个独立团约4000 
人，发动猛烈进攻，虽然福建军区部队顽强抗击，但失败已成定局；闽赣边之敌对
坚持（长）汀瑞（金）地区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发动了全面“清剿”。至于中央
分局机关所在的“三角地区”，敌军更是不遗余力，雩会河上游和下游的国民党部
队南北对进，在其东线和西线部队协同下，对该地区实行夹击。

    企图以绝对优势兵力，一举扑灭中央苏区的基干红军和领导中枢。

    被围困在会昌县西江和雩都县黄龙、宽田之间狭长地区的中共分局和中央军区
领导机关，虽然还保持着相当数量的兵力（连同机关于部约1.5 万人），但物资供
应和财政即将枯竭，经费只能维持到2 月间，粮食只够吃到3 月中旬，枪支弹药的
消耗更是无法补充。此外，中央分局不仅同中央苏区各省委失去了联系（赣南省委
除外），而且湘赣等相邻苏区也已中断了联系。

    这一切表明，中央苏区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这时摆在中央分局面前的
只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一是彻底转变战略方针，迅速组织突围，另图发展；一是
坚守“最后阵地”与敌拼到底。事情已很明显，后一条道路必将导致全军覆没，可
供选择的只有突围转移一途。

    然而突围转移并非易事，首先遇到的是转移方向问题。1 月30  日，项英在致
博古、朱德、周恩来电中提出，向“南则非大打击粤敌不能立足，西到湘赣（苏区）
则转移不易，东则无大发展前途，给养甚困难。如穿袭封锁线，则部队（有）巨大
不便”。因此拿不定主意，故要求中央迅速给予具体指示。电文还特意提出：请中
央在“任何紧张情况下，应抽空讨论我们的问题，并迅速回电”。

    项英未见党中央复电，旋于2 月1 日再电朱、周、博，请求中央迅即决定中央
军区目前行动方针。电文称：“屡电谅达，无一指示，令人不解。中区环境日益紧
急，迟延不决是最有害的。”接着电文提出中区部队集中行动与分散目标两策的利
弊问题：“集中行动必有立足之地，不能长久游击，目前四周无此条件，否则一战
不利，即被敌冲散”。“分散目标，便于游击，但各自为战，领导困难，有被敌各
个击破”的危险。对此有关中区前途的行动方针问题，须由中央决定，故盼中央在
一二日内电示。



    由于情况紧急，在党中央复电前，为应付不测，项英在雩都县黄龙井塘村召集
了中央分局扩大会议，商讨行动方针问题。出席会议的有项英、陈毅、贺昌、陈潭
秋，以及何叔衡、谭震林、毛泽覃、邓子恢、汪金祥、李才莲等。

    与会者经讨论，对面临的险恶局势取得了共识，并一致同意突围转移。但对突
围方式，即集中行动还是分散行动，以及突围方向问题，意见不一。于是，项英于
2 月4 日凌晨1 时，急电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请求迅即指示。项英在电报中再次
提出，“是坚持现地，还是转移方向，分散游击，及整个部署如何”，请中央尽速
定夺。

    因未得到党中央指示，中央分局扩大会议对转移方式与方向问题，始终未能达
成一致意见。于是项英又于2 月5 日以分局名义再次急电党中央，报告分局对行动
方针的两种意见：“1.为保持有生力量，留少数部队及人员继续在中区活动，大部
集中过信（丰）河。但目前情况能否过河，尚成问题。

    2.部队以团为单位分散，主要方向为湘赣、饶和浦［埔］、闽赣。分局随部队
行动，继续在中区领导斗争”。请求党中央立即复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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