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展政治攻势与首次和谈 早在刘建绪发动大“清剿”之初,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与省军区,在奋起抗敌 的同时,就向国民党发起了政治攻势。尔后,随着全国抗战形势的发展,不断加强 这个攻势,迫使刘建绪不得不表示休战谈判。 临时省委继发表《致国民党官兵的一封信》,又于1937 年3 月,发出了《停 止内战,一致抗日——致国民党闽浙赣皖边区主任公署和闽浙两省当局快邮代电》。 与此同时,浙南党组织派往上海同中共中央特科联系的吴毓,从上海带回转给刘英 的《中共中央致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等文件。由于敌军严密封锁,吴无法进入 刘英所在的平阳北港地区,遂折返温州市,同临委派出的白区工作团商定,根据中 共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文精神,以“快邮代电”方式向国民党的四省边署,第 19 师师部、浙江省政府、省党部、温州、处州、衢州等专署及其所属各县政府、 县党部等机关发出呼吁:国难当头,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国共双方应以民族利益为 重,捐弃前嫌,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提议双方迅速派出代表举行和平谈判,并保 证双方代表人身安全和来去自由。这件“快邮代电”是以临委和临时省军区名义, 于3 月25 日分别从温州、瑞安、乐清和上海等地邮局发出的。 临时省委“代电”发出后不久,国民党当局即作出反应。于5 月2 日在《浙瓯 日报》上以“紧急启事”形式,暗示赞同红军提议,要求红军派人联系。“启事” 大意称:兄等有日(3 月25 日)代电收悉,请派要员来温州×旅馆面洽。吴毓见 到“启事”后,在临委地方工作团协助下,以浙南红军联络员名义同国民党军第19 师旅长唐伯寅以及刘建绪派出的正式代表邓讱取得了联系。并商定先停战一周,以 便红军商派正式代表。会谈地点定在平阳县北港区。接着吴毓和白区工作团的黄先 河、陈铁军,借停战之机,迅速进入浙东南游击区,向刘英汇报。 刘英赞扬了吴毓等人的临机决断,在平阳北港山门乡大墩村召集临委会议,商 讨同国民党谈判事宜。会议确定以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中提出的五项 国策和四项保证为谈判的基本条件,只是缩小范围,把全国性改为地区性,如将 “中华民国特区”的提法,改为“闽浙边特区”。同时决定以吴毓、龙跃和陈铁军 3 人为谈判代表(吴毓为首席代表)。后因龙跃有事不能离开,改由参谋董启文代 替。吴毓等经与国民党方面联系,确定第一次谈判于5 月7 日起在平阳县山门畴溪 小学举行,国民党方面代表、四省边署政训处上校处员邓讱带1 个参谋和随从人员 如期赴会。吴毓为了扩大影响,建议邀请中间人士列席会议,征得邓讱同意,双方 一致邀请畴溪小学副校长邓扫空(邓野农)、教师林书合(林伊红)、当地中医师 陈鸣玉等3 人以地方公证人士身份列席会议。会议开始时,双方代表交换了对国内 时局的看法与和谈意向。邓讱在讲话中流露出当时国民党军在浙南被拖得很苦,想 早日离开山沟的思想情绪,因此希望和谈能成功。然而国民党内部对这次和谈意见 不一。在内战前线的官兵想借此摆脱苦境,而南京当局则企图迫使浙南红军游击队 就范,这就注定谈判必将出现曲折。对此,临时省委是有思想准备的,所以刘英在 谈判前夕,即离开险境,并借暂时停战之机,重新调整力量,以应付不测。 谈判第二天,开始触及实质性的问题。吴毓先提出闽浙红军愿意改为国民革命 军;闽浙苏区改为特区(包括平阳、瑞安、泰顺、福鼎、寿宁、柘荣6 县);停止 武装暴动;停止没收地主财产;闽浙红军改编后立即集中特区内,准备对日作战等 5 项保证。接着提出5 点建议:1.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一致抗日;2.召集各党 派各武装部队代表商讨抗日救亡大计;3.开放言论、集会、出版、结社自由;4.释 放政治犯;5.改善人民生活,并保护红军家属不受侵犯。吴毓发言完毕后,邓讱不 置可否,接着休会。邓立即打电话请示其上司。复会后,邓表态说,除划出6 个县 为特区外,其他几条都可以接受。然而特区问题,对红军游击队来说,是至关重要 的。如果没有这一条,红军游击队就将失去立足之地。所以红军代表据理力争,而 国民党方面不仅不肯让步,而且还提出了一些苛刻条件,特别是其中两条:一是闽 浙边红军接受收编,统一归国民政府领导和调遣;二是红军所有政工干部要全部集 中南京受训,另行分配工作。这样一来,双方分歧不仅没有缩小,而且越来越大。 这暴露了国民党统治集团,只有消灭红军的险恶用心,而无合作抗日之诚意。当时 列席会议的中间人士被夹在中间,难于从中调解。谈判未果。 谈判中断后,吴毓、陈铁军、董启文3 位代表,为避免暴露目标,没有直接返 回临委驻地,而随同邓讱等到了平阳鳌江。在鳌江,吴毓提出双方先行停战,其他 政治问题待后协商解决。邓讱表示同情,但他说他不能作主,须请示上司。随后得 到答复是,蒋介石电令“停抚进剿”。于是历时17 天的首次谈判宣告破裂。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