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游击队初建时期的斗争

    鄂豫边红军游击队成立当晚，即在小石岭村采取行动，处决了该村作恶多端的
反动保长汪心乐，缴步枪一支，为民铲除一害。尔后，张星江、周骏鸣率队连夜转
移到桐柏山东麓之天目山区活动。在其后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游击队频繁出没
于确、信交界地区，运用夜间突袭、里应外合等战术，“打坏货、拉土豪”，接连
袭击了宋冲、何大庙、大桥凹等地的保长和联保主任，狠狠打击了这一带民愤极大
的反动势力，在群众中产生了积极影响。

    游击队经过多次胜利斗争，至1936  年2 月底顺利地发展到30  多人、10多支
枪，并初步开辟了以桐柏山的支脉——天目山为中心的一块游击区。随着队伍的扩
大，鄂豫边省委和游击队领导针对游击队员多为当地农民出身、不可避免地带有散
漫保守等不良习气的实际，开始重视从各个方面加强部队的自身建设。为贯彻党指
挥枪的原则，游击队根据中国工农红军的建军原则，建立了队党支部，由省委书记
张星江兼任支部书记；同时建立了由牛德胜任主席的游击队战士委员会，在实行民
主建军、民主管理和建立新型的官兵关系方面迈出了第一步。游击队除加强军事技
术的教育训练，提高队员的军事素质外，还坚持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格管
理教育部队。为应付残酷复杂的斗争环境，游击队特别作出决定，吸收队员必须经
地下党组织介绍，并严格进行审查，凡有劣迹或政治历史不清的均不收留，以保证
游击队组织上的纯洁。这些措施、办法的贯彻实施和逐步推行，大大提高了游击队
的战斗力和适应艰苦斗争环境的能力，为促成这支土生土长的农民武装向着正规红
军部队的转变，奠定了良好基础。1936  年3 月初，游击队为开辟新的游击区，决
定暂时离开天目山游击根据地，转移到确山县北部的乐山一带活动。

    乐山属伏牛山东麓延伸之山脉，山高林密，临近平汉铁路。6 日傍晚，游击队
经长途跋涉，到达乐山脚下的杜庄村宿营。但其行踪被到该地追剿土匪的国民党遂
平县保安队发觉。是日深夜，保安队分数路悄悄包围了杜庄。由于敌人来得突然，
在村外担任警戒的哨兵康春于慌乱中忘记鸣枪报警，致使游击队发现敌情后己难以
集合队伍，被迫分散突围。混战中，张星江、周骏鸣及多数队员利用夜幕掩护安全
脱险，并击毙了敌保安队长桑体振。但副队长王春义及炊事班却被敌人堵在了屋内。
在经过顽强抵抗之后，因子弹打完，王春义和一名队员壮烈牺牲，司务长张旺午等
7 人被捕（后张旺午等2 人被押入开封监狱，于抗战爆发后获释；另5 名队贝被捕
不久均遭敌人杀害）。



    凶狠的敌人还割下王春义等人的头颅，悬挂在确山城门楼上示众，其残状目不
忍睹。当夜，游击队为避免再遭受损失，即速向天目山区撤退。次日，游击队撤至
确山县南部瓦岗一带山区后，队党支部在这里召开了党员骨干会议，认真总结失利
的教训。大家在讨论中一致认为杜庄遭受袭击的主要原因是，游击队远离根据地，
地形不熟，敌情不明，失去了党和群众的掩护。再就是执勤哨兵严重失职，负有重
大责任。随后，根据队领导的提议，战士委员会召集全体队员开会，研究对哨兵康
春的处分。鉴于当时斗争环境恶劣，为使游击队能保持铁的纪律，队领导尊重多数
同志意见，忍痛下令将入党多年的康春处以极刑。这件事使全体队员受到极大震动
和教育，组织纪律观念得到明显增强。在以后的斗争中，无论环境多么险恶复杂，
游击队再没有发生过此类事件。

    在游击队遭受挫折的严重关头，鄂豫边区党及时给予了深切关怀和有力支援。
省委宣传部长王国华和一些党员、群众纷纷赶到部队驻地进行慰问，鼓励大家树立
战胜挫折和困难的勇气。为加强游击队的领导，省委及时抽调富有对敌斗争经验的
泌阳县委委员陈香斋任游击队副队长。一些县区党组织也按照省委的通知，积极动
员进步青年参军，为游击队输送新鲜血液。在一个多月时间里，游击队又恢复发展
到30  多人，部队情绪也日渐高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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