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两期反“清剿”斗争胜利的经验
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的正确领导,是闽西红军游击队取得反“清剿”斗争胜利的
根本保证。
首先,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及时制定了“开展广泛的、灵活的、群众性的、胜利
的游击战争”这一基本方针,是指导红军游击队取得反“清剿”斗争胜利的关键。
闽西南军政委员会领导指出:所谓“广泛性”,是指游击战争的范围不限于狭小地
区,而是依靠现有地区,不断向新区发展,使得烽烟遍地,敌人疲于奔命,无法应
付,逐渐削弱。而红军游击队则日益发展壮大,最后形成新的有利形势。所谓“灵
活性”,是游击战争的战术,时而集中,时而分散,声东击西,神出鬼没,使得敌
人捉摸不住,而红军游击队则处处主动,立于不败之地。所谓“群众性”,是要使
游击战争不限于部队的军事行动,要协同地方党去领导斗争,使群众利用合法的斗
争与非法的斗争相结合,和平斗争与武装斗争相结合,多方面箝制敌人,打击敌人,
配合部队作战,并使部队发展壮大。所谓“胜利的”,就是执行毛泽东多年来规定
的战争原则,即敌情不明不打,无胜利把握之仗不打,有胜利把握但伤亡过大的仗
不打。
不仅要打全胜之仗,而且打后要使群众不受摧残或少受摧残。闽西红军游击队
正是执行了这一正确指导方针,在两次反“清剿”斗争中,不论处于多么困难的情
况下,都能变被动力主动,立于不败之地。
第二,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在反“清剿”斗争中,针对敌人的“移民并村”和
“保甲制度”、“壮丁队”等围困、封锁政策,创造了在白色恐怖统治下的行之有
效的斗争方式,即:白皮红心。所谓“白皮红心”,是指乡村中“身在曹营心在汉”
的革命两面政权。红军游击队争取乡村中的保甲长,允许他们成为“白皮红心”
“脚踏两只船”的两面分子:表面应付敌人,实际为红军游击队工作,保护群众的
利益。对驻守炮楼的“壮丁队”,红军游击队也采取争取好的,打击反动的,团结
中间的。在革命基础较好的乡村,可派党员、干部担任保甲长或参加壮丁队,经过
细致的工作,变保甲制度为赤色联防,变壮丁队为游击队的辅助力量,变白色碉堡
为赤色碉堡。在革命基础较弱的乡村,则对保甲长和壮丁队晓以利害,使之能够做
到保护群众的斗争和掩护红军游击队的行动。这样,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就领导红军
游击队巧妙地利用了敌人的规章制度和组织形式为红军游击队服务,保护了群众,
掩护和发展了自己,使敌人精心制定的围困、割裂、瓦解红军游击队的各种政策,
归于破产。
第三,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注意发动依靠群众,时刻把保护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
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红军游击队的每次作战行动,既考虑打击敌人,又考虑到保
护群众的利益。红军游击队经常应群众要求,打击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红军游击
队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实际行动,争取影响群众。如龙岩外山前
十八乡的群众,因受敌人的欺骗宣传,害怕红军游击队。第3 作战分区的红8 团第
1 次到十八乡,群众都跑光了。适逢天下大雨,红8 团将群众来不及收起的、晒在
场上的稻谷收好,又给群众喂鸡喂鸭。在群众家中煮了饭的就留下信和钱。第2 次
部队再到十八乡,大部分群众未跑。第3 次部队再去,群众不但不跑,还主动招待
红军游击队。红军游击队与人民群众建立了密切联系。1935 年下半年,群众情绪
日趋稳定,对红军游击队的配合愈加有力。他们经常巧妙地将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
相结合,将和平斗争与武器斗争相结合,来对付敌人的“清剿”政策。如:群众对
敌人的红军一来就鸣锣报警的要求,采取红军游击队来时不鸣锣,红军游击队走了
才“报答”,使敌多次扑空。龙岩后田中共党支部书记张溪兜,用磨洋工等多种方
式,带领群众拖延敌军修筑碉堡的工程。张溪兜还在龙岩后田秘密建立了联络点和
被服厂,使龙岩后田成为红军游击队的后勤补给站。
在敌人“计口售粮”的“清剿”政策下,红军游击队的粮食和军需品极为缺乏。
人民群众就冒着生命危险接济红军游击队,创造了“担杆装盐”、“双层桶装米”、
“大蒲包装饭”等20 多种运输方式,千方百计将粮食和物资偷运上山,歧岭山下
女共产党员、秘密接头户卢春兰因多次将米菜油盐偷送给红军游击队而被捕,但她
临危不惧,高歌就义。拢丘坑女英雄陈客嫲,因多次支援红军游击队和掩护红军游
击队脱险而被敌发觉。被捕后受尽折磨,但她视死如归,直至被敌杀害。总之,正
是由于人民群众的支持,红军游击队才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克服敌人的经济封锁,
坚持红旗不倒。两期反“清剿”斗争,红军游击队不但未被“剿灭”,而且在闽西
南地区10 多个县建立了4 大块游击根据地。至1935 年底,闽西南革命武装力量
得到很大发展。除几个作战分区外,永定、上杭、龙岩等县都建立了百余人的游击
队,还组建了许多游击小组。党的组织亦逐步健全。县以下建立了区委,不少乡村
建立了党的支部。闽西南军政委员会还建立了武装交通站,在各县建立分站,由红
军游击队中抽调立场坚定的共产党员到交通站工作。交通站是单线联系,有严格的
纪律。在各个游击区之间形成一个交通网,各种信息可以很快传到军政委员会,也保
证了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的统一指挥。闽西红军游击队度过了最艰苦的时期,也为后
来的反“清剿”斗争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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