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代天皇制及其特点(4)
(5) 在思想方面，近代天皇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是天皇主义和军国主
义，近代天皇制通过国家政权，向国民灌输“天皇国体观”和“武备第一”的思想，
以此来支配人们的精神生活。这种精神统治首先是对军队进行思想统治。1878年和
1882年，日本相继颁布了《军人训诫》和《军人敕谕》。强调军人必须信守“尽忠
节、正礼仪、尚武勇、重信义、贵俭朴”的武士道信条，以此来为天皇制军国主义
效忠、卖命，后来还把所谓“战功者”如广濑武夫、乃木希典等捧为“军神”和
“圣将”，宣传纯属自杀式的“肉弹攻击”, 愚弄军队士兵充当军国主义的炮灰。
1890年近代天皇制确立时，还以天皇名义发布了《教育敕语》，强迫人民“尊
崇天皇”，“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这个文件是近代天皇制思想统治的指导方针。
为更有效地利用天皇主义愚弄人民，一些御用文人还借用西方哲学思想为天皇主义
粉饰。如西村茂树所作《日本道德论》，主张以西洋哲学补充“东洋儒教”；受命
解释《教育敕语》的井上哲次郎，在《敕语衍义》中把德国的国家主义嫁接到日本
家族主义之上，提出了“家族国体观”、认为“国家至上的忠孝伦理乃是敕语的核
心”《近代日本思想史》第1 卷，商务印书馆，1983，第130 、161 页。。这样，
天皇主义披着“西洋”外衣，成为奴役人民的精神枷锁。
(6) 随着法西斯主义的出现，具有浓厚封建性的天皇制军国主义很容易地与法
西斯主义结合起来，使近代天皇制进入了最黑暗最反动的法西斯天皇制阶段。
在政治上，军部法西斯通过发动侵略战争，不断强化其政治地位，使天皇制统
治结构日益法西斯化。军部法西斯不仅对无产阶级革命进行镇压，而且对资产阶级
民主主义也毫不留情地肆意践踏。1932年军部法西斯发动“五·一五”政变，宣告
了资产阶级“政党政治”的结束。1936年又发动“二·二六”事变，确立了军部法
西斯独裁政权。到1940年所谓“近卫新体制”, 代表资产阶级民主的政党形式已经
不复存在，议会制度形同虚设，实际上完成了“一党一国”的独裁政治体制。1941
年东条内阁的上台，更使军部法西斯主义政治独裁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阶段。
在经济上，军部法西斯推行经济军事化和经济统制政策，将国民经济纳入到了
法西斯主义的战争轨道。首先，以军费开支为核心的国家财政膨胀化，“九·一八”
事变后，日本推行“高桥财政”，在1931～1936年期间，财政支出由148 亿元上
升到228 亿日元，其中军费由4 5 亿日元增加到103 亿日元，军费占财政支
出的比率由30% 上升到47% 。在庞大军费支持下，日本不断扩充军备，使侵略战争
不断升级。其次，运用国家权力，对经济实行全面控制，使经济发展完全为侵略战
争服务。1931年日本颁布《重要产业统制法》，开始对重要经济部门实行统制，而
后又提出了《日满经济统制方案要纲》，实行“日满一体”的统制经济。全面侵华
战争开始后，经济军事化和统制经济全面展开，颁布了《临时资金调整法》、《国
家总动员法》等一系列军事性统制法律，标志着日本军事法西斯主义战争经济业已
确立。到近卫内阁时期，颁布了《确立经济新体制要纲》和《重要产业团体令》，
确定了将国民经济作为国家整体的原则，按各产业类别设立统制会，对经济运行实
行了全面控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成立了军需省，颁布了《军需会社法》，
法西斯主义战争经济体制更加深化。
法西斯主义战争体制，强制推行经济军事化，表面上刺激了重化学工业的发展，
促进了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实际上这完全是战争需要带来的“跛行景气”，造成了
经济结构的畸形化，使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失去平衡。庞大的军事工业和军事财政，
只能用于战争消耗。军需生产的扩大必然是对社会总财富的掠夺。这种消耗性掠夺
性的经济方式，获利的只能是大垄断资产阶级，最终国民经济必将走向崩溃。战争
经济还必然导致国民生活贫困化。法西斯将沉重的战争负担转嫁给人民，一方面必
然是劳动强度不断增大，一方面是生活水平的不断下降。人民经受了巨大的战争苦
难。总之，军部法西斯推行的经济军事化和统制经济，是近代天皇制发展的极端表
现，是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极端反动。
在思想上，天皇主义、军国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结合，形成法西斯天皇主义和
“高度国防国家”的军事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理论家北一辉，以“超国家主义”
理论提出“天皇赤子观”，强调“君民一如”是日本国体的根本。另一法西斯骨干
大川周明提出“天皇道义论”，鼓吹由至高无上的天皇绝对权威统治“道义的国家”
日本。高素之也接过墨索里尼的国家集权主义论调，认为“万世一系”和天皇国体
是日本“独一无二”的精华，宣扬“英雄独裁主义”。军部法西斯政权建立后，法
西斯天皇主义意识形态日益强化。1937年和1941年，日本发布了《国体之本义》和
《臣民之道》，强调以天皇的“圣德”永远统治日本，国民尽“臣道”维护国家，
是“万古不易的国体”。桥川文三编《近代日本思想大系》［36］，第69～90、156
～187 页。
另一方面，军部法西斯从现代军事理论出发，提出了“高度国防国家”理论，
强调在天皇的绝对权威下，建立高度的全民的“国防国家”，即法西斯主义的“总
体战”体制。“九·一八”事变后，这种“高度国防国家”的思想形成高潮。军部
法西斯通过在乡军人会等法西斯团体，大力开展“国防思想普及运动”。对人民进
行法西斯主义的思想统治。1934年军部发布了《国防的本义及其加强国防的倡议》
的小册子，全面阐述了法西斯主义的“高度国防国家”思想，并广泛向社会进行宣
传，毒化人民。当时民主人士评论：这是“以笔为剑的‘五·一五’事件”三轮忠
公编《再考·太平洋战争前夜》第88页。; 同时，军部法西斯更为注重对军队的思
想控制。1941年军部发布了被视为“皇军座右铭”和《军人敕谕》战场版的《战阵
训》，强调军人必须视勇武为“皇军精神”之根本，以对天皇的绝对服从为“军纪
之精髓”，愚弄士兵为法西斯侵略战争卖命。总之，法西斯天皇主义是各种反动思
想的大杂烩，它以极端集权主义方式，用天皇主义的封建伦理和法西斯的国体意识
统治人民的精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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