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关东军侵华罪恶史

                         矫正院万人坑无人区(11)

    日本侵略者在制造“无人区”的过程中，用武力强行把百姓迁入早已划定好的
“集团部落”，人们称之为“人圈”。日本侵略者视中国的百姓为牲畜，把他们像
猪、狗一样圈起来，任意驱使、奴役、杀戮，所谓的“人圈”就是变相的法西斯集
中营。

    “人圈”四周是高墙，壁垒森严。墙上是铁丝网或枣树刺枝，围墙四周和大门
顶上有碉堡，像监狱一样，由日伪军警把守控制百姓的出入。日军害怕八路军的袭
击，如惊弓之鸟，夜里经常敲锣吹号，搅得人心不安。白天很晚才开门，放百姓出
去耕作或服劳役。夜晚早早就戒严，稍有风吹草动，大门几天不开。日伪规定：不
许居民随意出入，而且严禁串亲，走村，做小买卖，谁家来了客人或出入必须报告
登记，经许可方可出入门，否则便招来横祸。夜间，家家必须夜不闭户，日伪警察
夜晚挨门挨户查户口，并经常借机奸淫抢掠、无恶不作。“人圈”里的人们必须服
劳役，修围墙和炮楼，青壮年被强抓送到外地充当苦力，据统计：仅1944年建昌的
要路沟下平方子“人圈”内就有40多人被送往奉天当劳工。

    日伪规定，在“人圈”内划定范围自建住房。但被日军洗劫一空的农民们，失
去了一切维系生存的东西，大部分百姓只好搭个马架子窝棚栖身。到了冬季，塞上
寒风刺骨，屋外风雪漫漫，屋里雪花飞舞，仅兴隆县的“人圈”中就有1000多人冻
死。由于“人圈”里空间狭小，人口密集，住房拥挤，人畜相混，到了夏季，“在
这里，繁殖的不是人，而是细菌，这不是人的家，是疾病、瘟疫和死亡的家”。《
北方文化》，1946年3 月。“人圈”里到处是粪便、污水、臭泥坑，苍蝇、蚊子、
臭虫、虱子、蟑螂、老鼠、跳蚤等害虫迅速繁衍，造成伤寒、疟疾、败血病等瘟疫
泛滥成灾。建昌西南山区要路沟的19个“人圈”内分别住着163 个自然村的4100户，
205 万人，仅三年时间里，就有6270口人染上瘟疫或其他疾病死去，约占“人圈”
内总人数的305%。在老达杖子的吴杖子“人圈”内，共居住14个自然村153 户、
760 口人，三年的时间里，就有306 口人染上瘟疫死去，占总人口的40% 。《朝阳
文史资料》第2 辑。贺杖子小庙沟的一家有8 口人，6 个大人陆续死于瘟疫，只剩
下兄妹两人，一个7 岁，一个5 岁。

    据统计：自1943年夏季至1945年夏季，建昌西南山区108 个“人圈”内的64562
人中，被瘟疫或其他疾病夺去生命的就有12238 人。《朝阳文史资料》第2 辑。可
悲的是，有的人早晨还给别人送葬，晚上自己又被别人抬走了。当时流传这样一首
歌谣描绘“人圈”内非人的生活条件：“三间马架房，四面没有墙，冬夏都难熬，
人人愁断肠。”

    不仅如此，住在烂窝棚里的人们还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由于日伪将距“人圈”
5里以外的土地皆划为“无住禁作”地带，在“人圈”周围指定的可耕地很少，农民
只能向富户租种一点土地。就这样，也难以支付日伪的苛捐杂税。日伪在“人圈”
里实行的“组合配给制”。比伪“满洲国”的一般地区更为严酷。什么“大豆出荷”、
“民生出荷”、“报国出荷”、“义仓粮”、“粮谷株式会社粮”、“地亩捐粮”
等等五花八门；各种捐税，像地亩税、协和会税、门牌税、户籍税、牲畜税等名目
繁多；“献纳”的物品多如牛毛，什么铜铁、皮毛、鸡、蛋等等皆属“献纳”之列。
再加上送菜、送柴、维持费等十多种“杂项费税”，农民简直无法生存。如有违抗
不交或所交钱物不如意者，轻则挨打，重则以“反对大东亚圣战”之名送入监牢。
在层层重压之下，农民只能靠“配给的粮食”——“共合面”维持生计，“共合面”
是一种用豆饼，苦橡子和霉烂的粮食谷糠混合磨成的“粮食”。人们长期吃这种东
西，浑身浮肿，连大便都解不出来。在“人圈”中，老人和孩子是最虚弱的，人们
为了让他们活下去想尽一切办法，冒着很大的危险偷偷地藏些可以下咽的食物。但
是一旦被日伪搜出，如大米、白面、纸烟、油、盐等专卖品，就要作为“经济犯”，
以“通敌资匪”罪被投入监狱。为了生存，许多百姓只好背井离乡，以讨饭为生。
建昌西南山区的要路沟土金塔“人圈”的180 户人家中，要饭的有18户，逃荒的有
10户，90% 的人家只能以糠菜充饥。

    布、盐、火柴等生活必需品，日伪当局也实行配给。就拿布匹来说, 经过日伪
官吏们的层层克扣，百姓每年至多只得到三四尺布，很多地方几年里一尺布也未给
过。所谓的布料，都是用旧布烂棉织成的“再生布”，根本无法穿用，放在水里一
搓就烂，人们称之为“唾沫缎”。“人圈”里的人们，很多只披一条破麻袋片聊以
遮羞。据统计，1945年热河滦平县四海村64户370 口人，有20户150 人寒冬腊月没
有棉衣；峙峰茶村的24户130 人，就有大半数的人没有衣服。许多百姓全家只有一
条裤子、一床破被，有的20多岁的大姑娘，腰间竟只围块碎羊皮，不敢出屋。



    日伪在“人圈”里还进行残酷的统治，大搞“大检举”，看谁不顺眼或有“反
抗”言行就随意扣上“国事犯”、“思想犯”、“经济犯”、“走私犯”等种种莫
须有的罪名任意逮捕、杀戮。百姓三人以上结伙闲谈或夜间明灯闲谈，就会以“谋
反”罪将其逮捕入狱；谁家若有灰布衣、饭盒、裹腿等物品，便被认为“私通八路”
而难逃厄运。据原日本驻承德宪兵本部特高课长本村光明供称，1943年2 月1 日，
他亲手炮制了“二·一”镇压计划，在全热河镜内进行一次全面的“大检举”，仅
在承德一县就逮捕了1000多人，在酷刑之下受虐而死的就有854 人。像这样大规模
的“检举”每年都要集中进行二三次。承德监狱和设在各地的“留置场（拘留所）”
是残害中国百姓的魔窟，在那里，有摘肝挖心、军犬撕尸等骇人听闻的酷刑10多种。
如果搜捕到真正的抗日干部，日军屠杀的手段更是残忍。兴隆东河大西山村长被日
军抓去剁成了碎块。双庙据点的日军头目中川，前后挖了50多位抗日干部的心，并
全部吃掉。像日军驻古北口宪兵队长岛玉次郎，连日军都称他是“魔鬼中的魔鬼”。

    日伪建立“集团部落”制造“无人区”，是经过了周密策划，精心安排的长期
的屠杀，或者说是灭绝中国人的行动。“无人区”化政策将人们从祖祖辈辈生活的
土地上强行赶走，让他们移居别处，进行集中管理，有意识、有目的地毁灭人类生
命，毁灭土地的生机，它的破坏程度超越了在“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下
制造的大量惨案的孤立性和偶发性。它自开始就有计划地使这种行动尽量做到规模
大、时间长，这是另一种形式的三光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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