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东军的法西斯统治体制(2)
《日满议定书》及其附约，是日本侵略者非法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最富有侵
略性的协定，它是日本霸占中国东北的罪证，也是伪满汉奸出卖中国东北主权和领
土的罪证。
关于《日满议定书》签订的过程，参加过签订工作的时任日本驻伪满大使馆书
记官的米泽菊二写道，当时场面十分紧张，到郑孝胥致答词时，竟一时语塞，“面
部表情极度紧张，显出一副要哭的样子”，直到开始签字，郑“好像刚刚抽完羊角
风”。《皇帝の密约》第129 ～130 页。由此可见，卖国者心里也十分清楚，卖国
是要承担历史责任的。
3 “日满”关系及其变化
从日本侵略者来看，伪满政权是一个“独立国家”，通过签订《日满议定书》
等条约，从国际法上确定了“两国”关系。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满洲国”的国
家安全竟委之于日本国军队来防卫，这在法律上是不平等的。反映出了伪满政权的
傀儡性，以及所谓“日满一体”的特征。那么这种“一体化”究意是怎样的呢？我
们仅从“满洲国”元首（1934年改行帝制后，称为“满洲帝国皇帝”）溥仪与关东
军等的关系可见一斑。 从溥仪当上“执政”之日起，到宣布“满洲皇帝”退位
止，在他身边始终有一个特殊的日本“服务人员”，初期叫“侍从武官”，改行帝
制后，名称叫做“帝室御用挂”，由日本现役军人担任。其中吉冈安直从1935年担
任此职一直到1945年，10年间其军衔由中佐升到中将。这在日军晋升中是很罕见的，
可见这一职务的重要。其实，吉冈一边挂着“帝室御用挂”的肩牌，一边又是关东
军参谋，也就是说吉冈是关东军安插在溥仪身边的特别监视人。溥仪回忆说：“他
的实际职能就是一根电线，关东军的每一个意思，都是通过这根电线传给我的。我
出巡，接见宾客。训示臣民、举杯祝酒，以至点头微笑，都要在吉冈的指挥下行事。”
《我的前半生》第354 页。可以说溥仪的一言一行，都必须听从吉冈的吩咐。溥仪
所居内宫，任何人不得随意进出。然而吉冈却是例外，而且只要吉冈来了，溥仪从
来不敢延迟，立刻出见。那么溥仪为何对吉冈如此唯命是从呢？按吉冈的口头禅：
“我是关东军的代表”。由此可知，溥仪与关东军的关系完全是一种奴仆与主人的
关系。
如果说溥仪对吉冈带有某种惧怕的色彩的话，那么对关东军司令官则表现出一
种毕恭毕敬的媚态。按照关东军的规定，关东军司令官平时每月都要按惯例“晋见”
溥仪，实际是对溥仪进行训导。对此曾一身兼三职( 日本驻伪满大使馆书记官，
伪“宫内府行走”，关东军嘱托) 的林出贤次郎， 在其撰写的《严密会见录》中
有过详细记载。其中在武藤信义任关东军司令官期间，一次“晋见”溥仪，谈到如
何对待采访时，武藤大谈了一通日本如何“援助满洲国”的功绩，而后溥仪诺诺连
声地说：“我也这样讲吧。”《皇帝の密约》第142 ～143 页。溥仪与关东军司令
官的关系，正如许多人所描述的那样，是“儿皇帝”与“太上皇”的关系。
另外，我们从称呼上也可以看出“日满”关系的变化。伪满初期称日本为“友
邦”或“盟邦”，到1942年颁布《建国十周年诏书》时，便改称为“亲邦”了。
“亲邦”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一种长幼有序的亲子关系。按照吉冈的话说：
“没有日本，便不会有满洲国。所以应该把日本看成是满洲国的父亲。所以满洲国
就不能和别的国家一样，称日本为友邦、盟邦、应称做‘亲邦’……日本犹如陛下
( 溥仪) 的父亲，关东军是日本的代表，关东军司令官也等于是陛下的父亲。 ”
《伪满宫廷杂忆》第136 页。在1936年9 月关东军炮制的《满洲国的根本理念和协
和会的本质》中， 第三项专门阐述了“天皇、军司令官和皇帝之间的关系”，说
溥仪是基于“天意( 即天皇之意) ”而即位的，因此必须“以天皇之意为己心”。
文中还形象地把溥仪与天皇的关系形象地比喻为像月亮借太阳发光那样。而关东军
作为“天意”的体现者和天皇的代理人，必须是“皇帝的师傅和监护人”。
关东军作为这种“监护人”，不仅对溥仪的政治活动和日常生活进行严密的控
制，而且在精神上将“八弦一宇”的肇国精神强加于溥仪。关东军诱迫溥仪说，
“日满亲善”也应该精神一体，“满洲国在宗教上也应该与日本一致”，应该“把
日本的祖先迎过来，立为国教”。于是，1940年5 月，溥仪以庆祝日本纪元2600
年庆典的名义，第二次访问日本，专门将日本的天照大神请到了东北，建立起“建
国神庙”加以供奉。这样，“满洲国”完全在“天照大神之神庥”和“天皇陛下之保
佑”之下了。
所谓“日满”关系，说到底，对溥仪等汉奸卖国贼来说，是一种唯命是从的主
仆关系，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是一种被奴役被压迫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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