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治中与蒋介石(4)
蒋介石把焚城责任交给张治中后,随即飞回南岳。到11月12日上午,张接到蒋
的侍从室副主任林蔚打来的长途电话:“奉委座谕,我们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 ”
随即又接到蒋介石来电:限一小时到,长沙张主席。密。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
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 中正文侍参。
张治中随即召集长沙警备司令酆悌、省保安处长徐权,嘱即拟具焚城计划。下
午四时,酆、徐送呈焚城计划,张于核定计划时还一再叮嘱:“第一,必须在我军
由汨罗江撤退后,等待命令实施;第二,举火前必须放空袭警报、紧急警报,待群
众离家后方可执行。”
这一天,张治中活动极多,至深夜即13日凌晨二时方入睡。睡未酣,忽报城内
起火,张急忙打电话,而各方联络皆断,火势迅速燎原,越烧越旺。原来是警备司
令部、警察局和警备二团误传日军已过新墙河( 事实上是新河) ,既未请示批准,
亦未放警报,仓促行动,遂酿成大祸。
长沙这座名城一夜之间成为瓦砾场,消息传开,惊动国内外,蒋介石即飞来长
沙,把警备司令酆悌、警察局长文重孚、警备二团团长徐琨交付军法审判,随即枪
决,张治中则革职留任,办理善后。郑、文、徐死于直接责任,放火前未经批准,
亦未放空袭警报,罪有应得。张治中的责任在疏于检查监督,责任亦系重大。
自始至终,张治中对事件真相讳莫如深,为了维护蒋介石而甘愿背上黑锅。蒋
介石则采取文过饰非、推卸责任的态度,既维护自己,也维护张治中,仅给张革职
留任的轻微处分。
在重庆,他同蒋的关系达到高峰。蒋对他无话不说,几乎到了“言听计从”的
程度。
1939年1 月,张治中办理长沙大火善后工作后,于2 月初飞到重庆。蒋介石立
即设宴为张洗尘,党政军领导人物都在邀请之列。蒋把张摆在首位,殷勤敬酒敬菜。
张感到奇异与不安,心想大概是蒋对他表示歉意吧。宴后,张表示身体十分疲乏,
希望有一段休息时间。蒋关怀地说:“好,休息一两个星期,还是要工作的。”到
2月中旬,蒋约见张说:“现在侍从室缺人,你愿否担任?”张高兴地答:“好,愿
意在您身边服务。”事情确定了,很快就发表任命。
“九一八”后不久,蒋介石为加强对全国军事的领导,特设军事委员会,自任
委员长,并在自己身边组织一个办事机构。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机构,到这时已分设
三个处:第一处主管军事机要,第二处主管党政,第三处主管人事,而以第一处为
重点。张治中到侍从室就是担任第一处主任。蒋对张的任用是非常重视的,而张也
确实不负所托,把全部精力时间投进去,处处表现得好,深得蒋的欢心。
由于工作关系,张、蒋两人每天在一起,蒋对张极为信任,重大事项,当面一
商量,马上执行,举几件突出事例为证。
1939年秋,日军在广东钦州登陆,越过十万大山攻取南宁,然后回兵扫荡攻占
昆仑关要地。国民党兵力并不少,但作战不力,结果全军大败,国内震动。蒋介石
为此亲临柳州,在郊区大石洞召开军事会议,参加者张治中、陈诚、白崇禧、林蔚、
张发奎、梁寒操和总司令、军、师、旅长等四五十人。张治中认为,此次失败主要
在将不用命,士无斗志,为了挽回颓势,必须整顿军纪,严明赏罚,因此约会陈诚、
白崇禧、张发奎、林蔚等,建议他们在会上作出检讨并自请处分,从白、陈、张起
到总司令、军、师、旅长,或降一级,或记一过,或革职查办,或交军法审判,开
列名单,送请蒋介石定夺。蒋认为很好,当即在会上宣布,一时全军震动,士气为
之大振。蒋再次调兵遣将,重新部署,在昆仑关打了一个胜仗,夺回据点,击毙日
军旅团长中村正雄、联队长三木及以下四千多人。“七七”抗战开始,蒋介石在全
国先后设置十二个战区。单位多了,大本营直接指挥多有不便,于是在桂林设西南
行营,以白崇禧为主任,在天水设西北行营,以程潜为主任,分领若干战区。但是
实行结果,感到指挥难通。首先,军事指挥多一层次,命令到达行营再到战区,再
到集团军、军、师、旅,不能如臂使指,影响效率。其次,行营原是委员长派出机
构,作战时,一方面代表委员长指挥军事,另一方面又不能不根据下级要求向大本
营提出申请,地位欠明确,常常出现梗阻。第三,蒋介石指挥军事往往直接到军、
师、旅,甚至到团,多一层次即多一手续,难于适应。因此,张治中向蒋建议撤销
行营一级。蒋经慎重考虑,同意照办。
蒋介石向来喜欢兼职。抗战中期,一度兼了行政院长,后来四川地方派系闹纠
纷,出了问题,蒋又要兼四川省主席。张治中力言不可,说:“第一,做得好,是
应该的,做得不好,有损威信;第二,您是行政院长,又是省主席,主席决定的事
要不要行政院长同意? 自己指挥自己,不成体制;第三,中央人才多,物色一两个
省主席,应不成问题。”蒋说:“你说的是,可是找不到适当人选。”过了没多久,
蒋亦感到不方便,就辞掉了。
最笑话的一件事,抗战时大后方交通业务庞杂重要,尤其是滇缅路通车后,缺
少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大家建议在军委会下设置一个“交通运输统制局”。主管
人事部门请示局长人选时,蒋在签呈上批了“自兼”两个大字。张治中看了,深深
不以为然,向蒋劝阻说:“您是全国最高军事统帅,怎可以兼一个事务性的小单位
的局长? 太不成体制了。如果您认为这个单位重要,非有分量的人充任不可,还有
参谋总长嘛。”蒋说:“好,那您去征询何应钦的同意。”开始何应钦表示不愿意
兼,张对何说:“如果你不兼,委员长要自兼,你也不好意思。”何无可奈何才答
应了。后来这个运输统制局成立,流弊百出,怨声载道。张心下深庆蒋没有兼,否
则威信受损,还招来烦恼。
张治中与蒋介石关系之密切,还表现在几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上面。
有一次,大概是1942年吧,在黄山蒋的官邸举行军事会报,张治中慷慨陈词,
直言不讳说:“当前高级干部思想保守,惮于改革,不求进步,充满畏难苟安的习
气,毫无创造进取的精神,一天天老大腐败下去。党内外到处充塞不满的呼声,如
继续每况愈下,前途将不堪设想。”又说:“目前物价飞涨,政府无法制止,一般
人民和公教人员生活艰苦已到极点,主管无法解决,行政院尤应负主要责任。”蒋
介石听了皱起眉头说:“大家都是这样,我有什么办法? 我只有一个人决心累死算
了! ”会后出门,何应钦拍拍张治中肩膀说:“文白先生,你何必说这样多! ”
1942年2 月,蒋介石拟出访印度,召集高级干部十多人征求意见。张治中首先
起来反对说:“您是一国的元首,要是罗斯福或丘吉尔邀请您去华盛顿、伦敦访问,
是可以的。现在您自动访问印度,接受英国殖民地总督的接待,是不合适的。不仅
看不出有什么意义,而且也引起英国的猜疑。”蒋不接受,出去了。事后证明,蒋
带了一肚子气从印度回来了。
某次日机侵入重庆市上空,张治中陪同蒋介石夫妇进入防空洞。在谈话中张指
出:“现在有一种不好的现象,大家不敢讲话,显得衰老消沉,不是一个革命党内
应有的气氛,请您多多鼓励大家说,发扬自我批评与相互批评。”蒋听了连连点头,
说:“为什么大家不讲话? ”张说:“不讲话是因为不敢讲,也不愿讲,如果您鼓
励大家讲出自己心里的话,大家是会讲的。”宋美龄在旁说:“讲话是可以,但是
不能乱讲? ”( 当时国民参政会有人检举揭发孔祥熙、宋子文的事情。)
有一天晚上,蒋介石约了张治中、陈诚、熊式辉往见,征询大家对行政院院长
人选的意见。大家感到不大好说,希望蒋先提一些人选再讨论。蒋看大家不开口便
说:“没有人能做,只有我兼了。”张说:“我的设想,现在能做行政院长的人一
打半打都能找出来,不知您用什么标准衡量说是没有人能做? ”蒋大声失笑说:
“有那么多的人能当行政院长吗? ”在蒋心目中,中国确实是没有人才的,所以他
什么职位都兼。全国各种类型的军事学校以千计算,他一律兼上校长,挂名而不管
事。有一个时期,还兼了教育部长、中央大学校长等。
从1940年至1949年,是张治中一生政治生涯中的黄金阶段,也是他在中国政治
舞台上最活跃的阶段。贯穿着这一阶段的活动就是“和谈”。当然,这些活动都离
不开蒋介石的幕后牵线。
日帝侵华,民族矛盾上升,国共两党结成抗日民族联合阵线。在抗战开始后一
两年间,和平合作的局面尚能勉强维持,往后就不行了。从1939年起,两党摩擦和
地区冲突不断发生,蒋介石先后颁布了“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共产党活动最烈
之区应实行连保连坐法”、“共党问题处理办法”,并于1939、1941、1943年先后
三次掀起反共高潮,把两党关系推到破裂的边缘。尤其是1941年发生的“皖南事变”,
叶挺被俘,项英身死,新四军几乎全军被歼。事前,在黄山蒋介石官邸会议上,张
治中向蒋介石进言:“对共党问题,应有冷静之考虑,慎重之措施,勿任有成见而
好冲动者为无计划、无限制之发展。”蒋听了不作声,背后却指使顾祝同、上官云
相等采取军事围攻手段。事件发生以后,张又向蒋反映三事:其一为美总统罗斯福
私人秘书居里访华,约见中共代表周恩来,在军委会召开的党政军联席会议上,有
人主张把周恩来软禁一天,勿使会面。其二为军令部对新四军的处置提出甲乙两案,
甲案为明令撤销新四军番号,乙案为不撤销番号,任其北上。张治中主张两案并呈
核夺,白崇禧力主只呈甲案,并对张厉声斥骂。其三为军委会办公厅于新四军事件
后通报各单位,今后行文“异党”一律改称“奸党”。张认为这三件事将导致两党
全面破裂,上书请求蒋加以纠正。蒋竟不理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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