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中山大学迁滇西行小记（1）
广州中山大学是我的母校。从1931年进校到1938年离开，连读书带工作先后八
年，长期涵育，恩情深厚，我时刻不忘。1937年武汉沦陷，长沙、广州震动，清华、
北大已迁云南，中山大学经校务会议决定，亦拟迁滇。其中纷纭往事，值得一记，
爰逐一记下，留之后人，作为参考史料，是有一定的意义的。
一九三一年考进中山大学
中山大学是为纪念孙中山而创立的，校址在广州文明路。我是1931年暑假考进
去的。给我最深刻的永恒的印象是进校门一个大操场，照壁上刻下孙中山手书的四
个擘窝大字“明耻立信”，每字一二米见方，校的中部是一座高耸的钟楼。楼的东
侧书孙先生遗教“知之匪艰”，西侧则书“行之维艰”，礼堂内分两层楼，正中是
孙先生遗像，其左侧是孙先生遗墨“把中华民族从根救起来”，其右侧是遗墨“把
世界文明迎头赶上去”，其含义我反复揣摩，当时我耽读鲁迅作品，只能从鲁迅作
品中去找答案。所谓从根救起来是指中国经历几千年封建统治，必须彻底反封建，
方能把中国救起来；所谓迎头赶上去，不是全盘西化，而是取其精华，抛其糟粕。
礼堂是孙中山先生主讲《三民主义》的地方，亦是华南各省闹学潮的根据地。
“九一八”之年举国群情振奋，反日进入高潮。中山大学是领头羊，多种激烈主张
纷纷出笼。记得每次大会主持人离不开邓时通、马景曾、楼桐茂、孙某某，他们是
学生领袖。邓时通是众所周知的特务学生，出入昂首阔步，腰插手枪，是广州公安
局长何荦的打手；马是文科学生；楼是地理系拔尖学生。1983年我回广州，知邓时
通已被镇压，马任省文史馆馆员，楼、孙则不知下落。某次大会，大家认为校长许
崇清软弱无能，又非学者，应予罢免，提出宋庆龄、汪精卫、蔡廷锴、邹鲁为校长
人选，请中央核定。亦有人提戴季陶、朱家骅，但多人反对，认为一切戴、朱余孽
都是党棍，不能考虑，结果中央批准了邹鲁。邹是西山会议派，又非学者，本非理
想人选。
1960年，周总理有任务到广东海防前线，邀约张治中同行，我是张的机要秘书，
得以随行，但我趁机返文明路一行，发现上述孙中山遗墨均被铲除，我大不以为然，
以为这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则的。又周总理视察黄埔军校旧址，我亦随往，
发现军校校舍陈旧破败达到极点。回京后，曾向国务院、党中央提出两个建议，其
一是趁黄埔的人尚多在世，应将军校旧址复原，并对蒋介石重新评价。其二是建议
恢复中山大学原有孙中山遗墨。经过若干年，这两个建议都通过组织分送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和常委，后来从黄埔同学会负责人处得悉：黄埔军校旧址业已由广东方
面恢复，但中山大学孙中山先生遗墨则无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