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在1926 年的学校、街市、军营中,有一首通俗流行歌曲。它用四句不断重复
的音节加强了它那坚定不移的雄壮气氛,号召老百姓与士兵们:“打倒列强,打倒
列强,除军阀,除军阀!”中国的两个大党,共产党和国民党第一次携起手来,合
作进行战争。这次合作,从共产党这一方面来讲,在某种意义与某种程度上可谓是
真心投入。
从战略决策的提出,到战略方针的制定,从作战计划的确定到战斗的具体部署,
以及从先遣队的北上,主攻两湖、攻取江西、克复福建、占领江浙、夺取陕甘、进
军河南等等一系列动作,都是国共两党合作进行的。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将领与士兵
如同兄弟一般,肩并肩地战斗在同一战壕里,其情景感人之真切,非以往历次战争
中的军队可比。
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与颇富经验的国民党尚不可同日而语,实在是很
年轻,年轻人的特性是热情高万丈。曾担任过共产国际全权代表的苏联人达林看出,
中国共产党除了年轻之外,“主要是一些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知识分
子”所组成。在年轻这一特性上又加上了知识分子的特性。他们的热情像是一团团
的烈焰火种,急速地鼓舞起一拨又一拨的工人、农民、士兵、青年学生乃至拥有中
小资本的商人,在一大片中国南方的土地上出现了一个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热
气腾腾的革命新局面。
广州成了这片奇异土地的中心。
自1842 年鸦片战争结束后,广州成了开放城市,与外国通商。门户开放使广
州变得与其他内地城埠不同。苏联人达林对这里观察的挺仔细:南方的男人不留辫
子,而妇女大多数也不缠足。最重要的是“南方的气氛完全不同。
工会、共产党、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都是完全合法的。”真是连呼吸的空气
都比北方军阀统治下的区域要新鲜了许多。
所以,当前来参加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的江西农民代表方志敏一到广州,
便被这股新鲜空气所陶醉。
当他乘坐的轮船驶进虎门要塞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道环绕要塞的粉白围墙,
围墙上赫然书写着醒目大字:“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力求中国之自由平
等!”这确实与北洋军阀统治下的江西九江、南昌等地迥然不同。船靠岸停泊后,
方志敏所看到的情景就更令他兴奋不已了。码头上,在停泊的商船上,一队队的武
装起来的工人在检查帝国主义的劣货;墙壁与建筑上,满涂着色彩鲜艳的口号标语
;不论高矮屋顶,一面面国民革命军的旗帜在风中招展。“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
声此起彼落。在街市上所遇到的外国人,也全然没有了在中国上海或是九江租界才
显露出来的那副趾高气扬的嘴脸。久处在白色恐怖之下的方志敏被这里的新鲜气氛
鼓舞刺激得彻夜难眠。
广州的工人、农民、革命军人由于阶级意识的觉醒,表现出了高涨的革命热情
和饱满的政治积极性,并且已经具备了可贵的组织性与纪律性。省港工人大罢工证
实了这一点,工人罢工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参加人数之多,为世界工运史所
罕见,切切实实地教训了老牌的英帝国主义者一下。在省港大罢工之前,工人们组
织的形式是带有部分帮会色彩的行会,作坊主、小业主们混杂其内。革命使这些都
发生了变化,行会己不复存在,小业主们被赶出去,代替行会的是工会。人力车夫
工会、茶居工会、厨业工会、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海员工会等等,各行各业几乎
都有工会,仅广州一地便有工会一百三十多个。更要紧的是,工人都必须取得工会
会籍,因为录用单位首先要看的就是有没有工会会员证,就像现在求职栏中第一条
就赫然标明“必须是本市户口”一样。而工会会员证也可谓非常独特,广州的工人
习惯戴宽大的芦苇编的斗笠,既遮阳又挡雨,很是便利,就在这几乎是人人必备的
斗笠上,都用醒目的黑漆标明其所在工会会籍,凭着这样的斗笠也可以找到一份工
作。组织起来的工人形成了一只只强有力的拳头,虽尚未完全武装起来,仍是赤手
空拳,即便如此,也是令帝国主义与旧军阀们心惊胆颤一阵了。
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只是一只手的拳头,另一只拳头是它必不可分的同盟军—
—农民兄弟。
此时,广东的农民兄弟也开始形成势头,全省半数以上的县建立了农民协会组
织。农民们在乡间见了面首先要问:“晤有入会?”串联起来的农民便一家一家、
一村一村地都加入了农民协会。
除此之外,还建立了三万多人的农民自卫军。农民们很兴奋,终于可以拿着手
铣对着地主老财们吼上一吼了。昔日的世道翻转了过来,进了祠堂可以坐上座了,
连租息都开始减免,真是上辈子连想都不曾想过的事。农民们打心眼里觉着这个农
民协会还真管用,于是心甘情愿地替农民协会做事,支援省港大罢工、协助工人纠
察队检查商货、制止粮食运港、协同军队作战……
农民们和工人、士兵们站在了一起,形成了另一只强有力的拳头。共产党人先
看到了这一着棋:“‘五卅’以后国民革命中工人阶级的孤立隔离,更证明农民斗
争的奋起,是国民革命成功所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工人阶级最需要最靠得住的同盟
军。”方志敏作为江西农民代表出席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有两个人给他留
下了颇深的印象。
一是在当时可算得赫赫有名的共产党人、农民运动革命家彭湃。广东省的海丰
县与陆丰县是农民运动开展较早、发展较快的一个地区。彭湃在这里创建了第一个
农会,即赤山农会。这个新生的农会开始时只有六名会员,就这一丁点毫不招眼的
火星一旦燃着了干柴,真是让地主豪绅们瞠目结舌跌破眼镜。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海丰县与陆丰县先后宣告成立总农会,农民协会实际上控制了各级政权。随后,在
彭湃等人的领导下,又创立了第一支常备农民武装——农民自卫军。在枪杆子撑腰
后,农民自卫军与地主豪绅展开了以减租为中心的经济斗争。可谓是两手过得硬。
没有见到彭湃之前,不知道这样一位在海陆丰家喻户晓的人,是怎样一个奇特
的人物,见了才知晓,平常得很嘛。
越看他平平常常,方志敏越是对他敬重如兄长,心里好生佩服。彭湃是本次大
会的执行主席之一,并且在会上作了广东省农运概况的报告,发表了“海陆丰农民
运动经验”的谈话。方志敏从他的报告与谈话中得到了很大的启发,收益匪浅,学
到了许多做农民运动的办法。彭湃与方志敏虽然是初次相识,却好像是多年的老朋
友一般,一来年纪相仿,二来志同道合,于是要谈的话题很多。以后无论是在武汉
筹备全国农协期间,还是“四一二”后白色恐怖笼罩南昌城的艰苦岁月,他们都一
直互相支持,互相敬重。到1927年,彭湃在打下深厚农运基础的海陆丰地区举行了
较大规模的农民自卫军武装起义,而方志敏于同年在与党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发动了
弋横起义。两下呼应,也算得上是不谋而合。1929 年,彭湃在上海被国民党杀害,
方志敏得知噩耗后心情悲痛已极,他后来在《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一文里写道
:“彭湃同志是广东农民群众最有威信的一个首领,他于1929 年在上海被国民党
杀害了。他的名字,是永远在中国革命历史上辉耀着。广东的农民群众,也永远不
会忘记当年领导他们向地主斗争的领袖。”若干年后,方志敏也是牺牲在国民党的
屠刀之下。
在广州遇到的另一个人是毛泽东。
毛泽东时年33 岁,基本上过了“书生意气,挥斥方酋”的年龄段,已经是一
个步步走向成熟的职业革命家了。与其他党内领导人不同,他没有上过科班的专业
大学,没有留过洋,不会说外语且一直带有浓重的家乡口音,他认真地研究中国,
认真地研究农民,最最可以称得上具有中国特色的恐怕就数他了。他与方志敏的会
面几乎没有留下什么书面文字,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彼此之间都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
谈话的主题依然是围绕两个人既熟悉而又都关切的农民运动问题。
方志敏:“我读了不少您写的文章,有的话真是说得好极了,尤其是说到农民
的那些问题,可算得上是分析得准确,解剖得犀利。”毛泽东心情很好,盯着方志
敏看了一会儿,然后微微笑了:“我父亲母亲都是农民,对农民我是熟悉的。农民
做田做得很苦,现在慢慢地有点晓得了,光是骂骂人已经没有什么作用了。”方志
敏点点头:“世界上恐怕没有一个比中国的农民更苦的阶级了。他们迫切地想要变
一变,但是他们一是不晓得应该怎样去变,二是农民不像工人那样具备团结性与坚
定性。”毛泽东:“很是。我去年写了一篇东西,对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作了一个
分析,里面说到了各个阶层的革命性,总的来说,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的斗争性。”
方志敏:“越是穷苦,日子过得越艰难,斗争性就越坚定,是这样吧?”毛泽东渐
渐他说得激奋起来,站起身来,在屋子里踱了个来回:“有许多人看不清这个事情,
一味地主张与国民党合作,做什么事情都要先看看人家的脸色怎样。再说有的人,
嘴已上说要依靠这个依靠那个,恰恰也是忘记了我们最广大最忠实的同盟军。”方
志敏也被毛泽东的情绪所感染,不觉抬高了声音:“不单单是同盟军呢,应该说是
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才是!”毛泽东:“要做农民的工作,肩上的担子不轻哟。”方
志敏:“农民有农民的特性,这个特性很复杂,几句话都说不清楚。
我和彭湃同志交谈过,他在农民问题上感触很深呢。”彭湃是富家子弟出身,
家境殷厚,不愁吃穿,是广东海丰县的首富。像他这样的人投身于革命,造起自己
娘老子的反来,有两种人都不能理解。
“首先是他出身的那个阶级,”毛泽东点了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又递了
一支给方志敏,“视他是个怪物。”方志敏因为肺部有毛病,一直不敢吸烟,这次
谈兴正浓、倒忘了自己的病,顺手接过,缓缓地吸着,点点头说:“是这样的家里
出钱供他念书,日子过的舒舒但但,在旁人看来,真是求之不得的享福。可他偏偏
有福不肯享,还觉得过这种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是一种可耻的行为。后来闹
得厉害了,他的大哥索性分家,把他分了出去,再也不认他这个亲兄弟了。”毛泽
东哈哈大笑:“他被生他养他供他白米饭的那个阶级一脚踢出来啦。
我们有不少的同志都是本阶级的‘叛徒’‘弃儿’呢。”方志敏没有笑,接着
说:“这个好像还在情理中,也还能想得通。最让人想不通的反倒是最最贫苦的农
民们,见了他躲都躲不及,同样视他是怪物。
彭湃把自己分得的那一份田地契拿出来,要分给佃农们,佃农们谁都不肯伸手
拿。所以这才叫咄咄怪事,佃农们最最思想的就是自己能种上自家的几分地,可一
旦真要把地分给他们,他们反倒怀疑起来,退缩起来了。”毛泽东笑得眼泪都快出
来了,好不容易才忍住笑,这才说:“农民也有点小小的狡猾性呢,农民祖祖辈辈
只有吃亏、上当、受苦、受穷,这似乎已经成了理所当然的事,若想有点改变,反
倒是不正常的了。所以最严峻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是这样的,我们工作的
重点也要转移到教育农民上来。”方志敏似乎是受到了很大的启示,自己也已深深
地沉浸到这场对话中,连烟头烧着了手指头都不晓得,“广州的这种革命气氛真是
让人兴奋得很,全国的形势都要变得像广州这样,革命就有望了。”在广州呆的这
段时间,使方志敏深深地感受到了革命热潮的炽热。他参加了许多活动,公祭黄花
岗与沙基死难烈士、罢工纠察队死难烈士以及廖仲悄先生;到省港罢工委员会、石
井兵工厂慰问、参观;到广东革命的国民政府请愿,要求出师北伐;此外还多次出
席了以工农为主体的各界革命群众大团结的联欢大会。每天紧张的活动使得方志敏
常常激动得彻夜难眠。他在心里急切地呼吁,大革命的高潮早一点来临吧!他满怀
信心,摩拳擦掌,准备回到江西大干一番,把家乡的农友们切切实实地组织起来,
把反帝反封建、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切切实实地贯彻下去。真是恨不得立刻能使家乡
改变面貌,像广州一样变成革命的土地,变出一个崭新的江西来。
方志敏怀着迫切的心情踏上了归途,却不料事与愿违。在归途中方志敏的肺病
复发,又吐起血来,高热不退,几濒于死。这场大病险些要了他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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