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美国对华政策的短视性
１．"天赋使命观"的挽歌
１９９４年４月１８日日本《读卖新闻》刊登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一篇文章，题为
《在人权问题上不要强加于人》。这位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在文章中说：
美国的人权政策与美国的传统一脉相承。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像美国这样明确地把拥
护自由作为建国的理想，也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这样拥有各式各样的难民，这一点使美国的
外交政策带上了独特的使命感。另一方面，美国过于把自己看成是全世界的人权的维护者，
所以我们往往忘记美国对人权的认识是美国独特的东西。其他主要大国都把外交政策看成是
风险和成果并存的、给外国的行动以影响的手段。美国所提倡的人权一般都属于各国国内法
制管辖之下的问题，所以人们一直不把它看成是外交对象。其他国家也不支持美国。
尽管美国国务院认为，美国并没有施加让中国改变国内各种制度的压力，美国不过是要
求中国遵守普遍的人权宣言，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在这个联合国文件上签字的国家在对华政策
上提出人权问题。其他签字国都不提这个问题而只有美国单方面强制性地要求中国实行联合
国的所有文件，这便令人产生了这到底是不是美国的义务的疑问。
总之，美国的对华人权政策几乎没有得到其他大部分国家的支持。
中国遭受过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不断介入的屈辱，中国把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的作法看成
是过去西方介入的继续。
美国一味把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当作美中关系的基础，因此，这等于把最重要的两国关
系和人权问题都拿来当抵押。这是不符合现实的。”
基辛格博士的批评可谓一语见的。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最大误区就在于美国人一直自以
为是的"天赋使命观"。基辛格博士等美国有识之士以及其他大部分国家反对或不支持美国的
对华政策，开始唱起了"天赋使命观"的挽歌。
所谓的"天赋使命观"（Ｍａｎｉ Fｅｓｔ Ｄｅｓｔｉｎｙ）的核心内容是：作为上
帝最优秀选民的美国人，有一种宗教上、道义上和文化上的"义不容辞"的使命，要将美式文
明从最初的１３个殖民地传播到整个美洲大陆，乃至于整个世界。
这种"天赋使命观"在美国建国初期的对外殖民扩张中占有重要的思想地位。随着时代的
发展，"天赋使命观"也揉进美国的外交政策之中，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道德基础。冷战时期
，美国以抵御"共产主义的扩张"，宣扬美式的"民主"与"自由"为由，与原苏联争夺全球霸权
。冷战结束后，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天赋使命观"又发展为向全球输出"民主"，"维护人权"。
１９９３年９月，克林顿政府就提出了冷战后的美国"扩展战略"以取代"遏制战略"，而
这项新战略的核心就是把"民主制扩大到全球"。按照该战略的设计者安东尼·莱克的解释，
扩展战略可分为四个以美国为核心的同心圆：即加强现存的民主国家；促进和巩固新兴的民
主国家；保护所有这些民主国家免遭独裁国家的侵略；在那些未民主化的国家中支持人权运
动。中国被列入第四层结构之中，成为被"扩展"的主要对象。
克林顿政府的一个重要官员沃顿在阐述其政府的外交政策时强调说："人权是我们政策
的核心，美国将想方设法用其援助和影响力帮助这些国家促进人权和强化巩固法制的民主制
度。"沃顿这番话如实地道出了美国政府在制定和执行外交政策时的一种道德价值取向，即
向外输出美国的"民主与人权"。
克林顿总统竞选时，就大谈上台后将比前任更加重视在国外促进民主和人权，执政后这
方面的调子一直居高不下。他宣称，"本届政府的对外政策将以民主原则和民主制度为根基"
，"促进世界的民主革命是美国的一项首要战略原则"等等。冷战的结束尽管难以判定谁是真
正的赢家，但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使美国朝野更加意识到向外传播美国意识形态与文化价值
观的重要性。克林顿就职演说中不无所指地说，美国最大实力就是它的思想力量。他提出了
把"市场制民主国家的大家庭"推广到全世界的"扩大战略"，以取代冷战时期的全球"遏制战
略"。这一战略在１９９４年美国国家安全报告中特别予以强调，把促成国外民主与美国安
全和经济发展视为同等重要，并列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三大支柱之一。克林顿上述报告的"总
统声明"中宣称，"民主国家不大可能威胁我们的利益，而更加有可能与我们合作，以对付安
全方面的威胁，并促进持续的发展，安全的国家更加有可能维护民主结构并支持自由贸易。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克说得更具体，“民主的传播将帮助解决所有其他的美国外
交政策问题"。穆拉夫契克也认为："民主或民主运动的扩散必然有利于美国"。
克林顿在出席１９９４年于印尼召开的第二次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之前，在
美国乔治敦大学发表讲话说，美国不必在人权与亚洲的贸易之间作出选择，“促进人权和民
主价值也要求政府与政府之间加强联系，所以我将毫不后悔地在亚洲和全世界推动这些权利
和价值。"他到雅加达后又说："我们仍然深信，加强各国之间的贸易联系能有助于砸碎
专制的锁链，随着各国在经济上变得更加开放，它们在政治上也会变得更加开放"，他强调
，美国在争取全世界的自由和民主的斗争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不能背离这一事业，我
们今后也不会背离这一事业。”
在这种思想的驱动下，克林顿政府借助美国强大的经济力量，把对亚太地区的贸易、投
资、技术转让与民主和人权挂钩，动辄以最惠国待遇、经济制裁等要挟亚洲一些国家，试图
迫使它们接受美国提出的一些附加条件。抵制中国申办２０００年奥运会，在最惠国待遇问
题上要中国接受美国的人权标准，强其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在劳工及知识
产权等问题上接受美国提出的条件，试图以西方的标准和价值观来主导东盟地区论坛，将其
变成干涉亚太事务的一个工具……凡此种种，无不表现出了美国的强权政治，也成为美国与
亚洲国家发生争执的主要原因之一。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发达国
家要求东亚国家确立人权和民主制度，是不希望亚洲国家强大并成为其对手。”
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在接受美国《外交》季刊总编辑扎克雷采访时语气坚定地说：“
告诉美国人民他们的制度存在什么问题，这不是我们的事情。我要对他们说的是，不要不分
青红皂白地将自己的制度强加给那些无法适应这套东西的社会。"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更
是直言不讳地指出，亚洲人权问题只能由各自国家解决，西方国家国内同样存在着严重的社
会问题，无权对亚洲的人权问题横加指责。
从哲学与政治学意义上讲，美国的"天赋使命观"与中国历史上，特别是近代之后所形成
的国家与民族意识更是格格不入。
有着五千多年文明史和５６个民族的中国自有其强大的文化同化力和向心力。中国的文
化不是外向型扩张文化，却以其"亲"、"和"及"柔"之核心将其境内的多个民族紧密地联系在
一起。历史上的外族入侵不仅没有异化中华文化的核心，反而为其所同化。基于这种文化的
中国外交政策历来以"和"与"安"为目标，也自以为是天下之"中央"，国家主权意识长期以来
较为淡薄，但自１９世纪中叶起，中国开始遭受西方列强的不断欺凌。中国的现代主权意识
和国家意识开始形成，并以反对外国侵略、维护国家领土及主权完整为核心。历史及现实的
外部压力使中国国家及主权意识中的反霸与反强权色彩更为浓厚，同时由于"有容乃大"的大
国襟怀又使中国成为愿意接收外部各类先进文明的开放型国家。这就决定了改革开放的中国
一方面愿意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进行正常交往，另一方面又对任何有侵犯其主权与领
土完整的行为极为敏感与反感。中国人民对外部势力干涉其内政的强烈反应并不是什么"狭
隘的民族主义"，而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特别是遭受过殖民主义侵略的国家天生具有的国
家与主权意识。美国的"天赋使命"如要在中国完成，那所激起的将是这个东方大国整个民族
的强烈抵制。
其实，美国政府的以"天赋使命观"为基础的对外政策不仅遭到中国等东亚国家的强烈反
对，甚至在其国内也没有什么市场。１９９３年下半年，美国Ｔｉｍｅｓ-Ｍｉｒｒｏｒ中
心进行的数次民意调查，集中反映了美国各界对于当前国际事务的不同态度和观点。Ｔｉｍ
ｅｓ-Ｍｉｒｒｏｒ中心的这项调查是苏联解体后美国国内进行的一次最为广泛的外交政策
民意调查。它是由１９９３年７月至８月对６４９名舆论领袖的抽样调查、９月对２０００
名片通成年人和１０月末对１２００名成年人问询所构成的，然后将三次调查综合比较得出
结论。因此这项调查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各种不同观点的比重和来源。其中最值得重视的是对
舆论领袖们的调查。从被调查者的构成中可以知道，他们是美国政府决策的主要影响力量。
其中外交界人士主要选自国务院以外的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防务与安全界人士主要选自国
防部以外的华盛顿国际战略研究所，众所周知，这两个机构实际上是曾经担任过高级职务的
外交家和战略家所组成，他们的观点常常直接反映了美国政府外交和战略决策的要求；企业
界人士是从《幸福》杂志上榜的１０００间大企业和金融界行政首脑中选出，所谓政界人士
则来自５０个州的州长和８０万以上人口城市的市长，这两类人士往往是总统的后台老板或
者是未来的总统，但又经常发出与华盛顿不一致的声音；学术界是由各大学校长和各主要思
想库领导人的代表构成，科学界则是来自美国国家科学院和国家工程学院的成员，他们代表
着美国政府决策的思想来源，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为总统提供可选择的政策取向；传媒界人士
是由美国各大报刊、电视和广播的社论撰稿人、驻华盛顿处负责人和专栏作家所组成，由于
他们对大众态度的重大影响力，可以称为"真正的舆论领导者"。此外，宗教界代表着美
国各大教派，文化娱乐界则是出现在美国名人榜上的各类艺术家和文学家，这两部分人往往
使政府和大众的选择上带上浓厚的感情色彩。所有这些人几乎都是成年人，２/３以上拥有
较高学位，４０％具有博士头衔。这些条件决定了他们中大多数人能够从美国的长远战略利
益来作出政策选择，从而证明了政府分歧的深刻性。
在这次测试中，无论是精英阶层还是下层民众，绝大多数都改变了传统的美国外交战略
目标，认为外交政策首先应当为美国的国内议程服务，而不是为了传统的国际战略概念诸如
‘地缘政治"、"遏制共产主义"等。这种大幅度的改变当然影响着对于具体外交政策目标的排
列。无论是哪个集团，都肯定是把"加强美国经济竞争力"放在对外战略的最优先考虑的地位
。这实际上是把外交政策从属于美国国内政策，与冷战时期大为不同。在这次调整中，美国
的精英阶层对于外交政策中的传统价值观相当冷漠。在所列的１１项外交政策目标中，"促
进人权"所得支持率仅居第七位，"促进民主化"则居第九位。
哀钟长鸣，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天赋使命观"可以休矣！
２．冷战思维回潮
二战结束后，乔治·凯南的"遏制苏联论"奠定了美国对苏冷战的理论基础。而９０年代
的今天，美国又有人制造"中国威胁论"，提出"遏制中国"，企图挑起新的冷战。
依据美国克莱蒙研究院向骏的分析，"中国威胁论"的理论基础是奥根斯基等人提出的"
权力转移论"。该理论认为当两个敌对团体的政治、经济及军事等力量呈现均势时，战争的
可能性便会增加。而发起战争者常为综合国力较弱又不满现状的一方。从国际社会现实分析
，中国正在成为潜在的战争发起者，美国则是原有国际体系的维护者。正是在这一理论背景
下，美国国内的"中国威胁论"全盘泛起。
这种理论首先宣扬中国正在成为在经济和军事方面的世界性大国，而且器具外侵性。对
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增长，美国一方面十分重视，一方面
又十分担心。美国芝加哥对外关系委员会１９９５年３月发表的调查报告说：１９９４年１
０月到１２月调查时，美国会、政府、企业界、报刊、大学和研究机构等领导人中有９１％
认为中国今后１０年将在世界上发挥更大的作用；１９９０年调查时，这些领导人中有７３
％认为"美国在中国有重大利益"，１９９４年调查时上升到９５％；１９９０年调查时这些
领导人中有１６％认为中国发展成为世界性强国可能成为"对美国重大利益的严重威胁"，１
９９４年调查时上升到４６％。美国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皮尔斯伯利认为，当中国国民
生产总值在２０２０年超过美国时，"中国威胁"就可能成真。
制造"中国威胁论"，挑起新冷战的另一手是将中国列为意识形态上的主要对手。由亨廷
顿挑起的"文明冲突论"可以说为此奠定了理论论据。而美国《外交政策》季刊１９９５年春
季号刊登兰德公司资深政治学家、中央情报局全国情报委员会前副主席、《民主陷阱：冷战
后世界的危险》一书的作者格雷厄姆·富勒写的一篇题为《下一个意识形态》的文章则在亨
廷顿的理论基础上更进一步。他公然提出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将是对美国为首的西方意识形
态的挑战者。
富勒在文章中直言不讳地提出：“我们生活在西方的政治和经济观念几乎毫无疑问地支
配世界意识形态的明显时期。但是，由于美国寻求把它的价值观普遍应用于全球问题，西方
原则目前所处的支配地位碰到了麻烦。基本的西方观念依据三项基本原则：资本主义和自由
市场、人权和世俗自由民主以及国际关系中的单一民族独立国家。……既然共产主义已成为
历史，世界上下一个意识形态对抗将是什么性质的呢？不大可能会有明确的意识形态；实际
上，向西方提出挑战的下一个意识形态很可能是一种反对西方的价值观和制度的混合体。这
种反对将是拒绝接受穿上西方外衣的'现代化'以及所有随之产生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混乱。
在最坏的情况下，这种拒绝可能需要请求一个有组织的非西方国家集团提供领导。”
一个可能处于领导地位的激进的国家理论将会呈现什么现象？它很可能是深厚的历史
文明的沉积、一种对本国文化的民族优越感、一种有意义的历史角色的某种延续、想当地区
领袖的貌似有理的要求、或许还有过去在采取现状的理论的过程中的某些经验、以及由于西
方的殖民主义使它未能实现它的文化——历史使命而产生的一种特殊的受挫感的结合。在这
一点上，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国家包括中国、印度、伊朗、埃及和俄罗斯。”
关于中国，富勒特别指出，"中国有其幅员和人口方面的优势，有一支迅速发展的军队
，另外，由于有了海外华人资本的输入，其经济已开始高速发展。今天，中国至少已经摒弃
了马列主义的经济理论，在某些选定的地区搞自由市场，但是，列宁主义型的资本主义的成
功可能已达到了顶点。中国对其在历史上所受的苦难记忆犹新，同时还有一种未能完成使命
的感觉。它是不结盟运动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参与者，在５０年代，它还把阶级斗争理论发
展为贫穷的农业国与富有的工业国之间的国家斗争的理论。虽然中国显然已远远超越了比较
简单的毛的意识形态阶段，但它依然极有可能成为被排斥的国家的领导的角色。使它可能扮
演这个角色的有以下几种情况：不能实行政治自由化及随之而来的动荡和混乱的结果；新疆
、西藏和内蒙的分裂引起恐外感并引发专横的反应；以及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问题，比如
说不能对付国营部门企业倒闭造成的大规模失业问题。中国现在直言不讳地反对民主化、人
权和危及旧的共产党秩序的'和平演变'等西方价值观，这也使它具备了成为这种角色的资格
。”
最后，富勒更加露骨地指出："民主与自由市场的价值观将经历一个发展与修正的过程
，既然是西方最先提出了这些概念，那就应该由西方——特别是美国——最新摸索修正这些
价值观，这既是为了确保这些价值观能适用于尚未达到那个水平的国家，也是为了西方社会
本身，这一三向趋同的过程可能会提供最佳手段，提供抗衡驱策下一个意识形态的力量的吸
引力和重要性。”
其实，美国制造"中国威胁论"的深层次原因还在于，冷战后美国对其世界霸主地位的自
卑感与自尊感同时增强。一方面，美国感到世界格局多极化进程加快，其第一超独霸的地位
受到来自多方的挑战，美国在诸多国际事务中自顾不暇，往日威风难以再现；另一方面由于
原苏联的解体及美国今年国际经济与科技竞争力再居世界榜首，美国又想重温霸主旧梦。以
此心态进行外交决策的结果必是先要寻找潜在对手，遏制启发展规模与速度，防止其对美国
的一超地位构成威胁；继而全面推行新霸权主义，继续维护其霸主地位。
寻觅潜在对手的工作早在布什时期便已开始。布什在１９９１年提出的《美国国家安全
战略》报告里就曾指出：新时期最重要和影响深远的战略发展之一，是"日本和德国成为经
济和政治领袖"，"我们常常发现我们之间是竞争者，有些时候在经济领域甚至是激烈的竞争
者"，"随着欧洲共同体走向在１９９２年后形成单一市场的新里程碑，我们正进入一场西方
关系的革命"。布什政府时期，１９９２年美国国防部拟订的《１９９４—１９９５年度防
务计划指导方针》内部稿中，更明确指出：苏联解体后，美国战略的一个"首要目标"和"主
要考虑"是，要维护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防止重新出现过去苏联那样的新
的全球和地区的竞争对手；美国要使其他先进工业国家"不向我们的领导地位挑战，或是试
图推翻已有的政治和经济秩序"，要保持"将德国和日本纳入美国领导下集体安全体系"的既
有秩序；美国必须保持强大军事力量的"机制"，"威慑潜在的竞争者，使它们甚至不敢奢望
发挥较大的地区性或全球性作用"。这个内部稿被美国报纸披露后，在美盟国中引起了强烈
反响。后来，美国国防部在最后定稿时对上述段落进行删改。此后，美国官方文件竭力避免
提到这些方面，但是，华盛顿决不会没有这样的战略考虑。
克林顿上台后，美国在欧洲着重依靠德国，把德国作为"美国欧洲政策的基石"，作
为美国在欧洲的"领导伙伴"。美国在亚洲着重依靠日本，把美日联盟称为"美国在亚洲安全
政策的关键"。
对于俄罗斯，１９９３年克林顿政府还把俄罗斯与前苏联其他地区看作是美国扩大"市
场民主制国家大家庭"，"能起最大影响"的"最重要例子"，要把前苏联"变成一个有价值的外
交经济伙伴的地区"。
于是中国在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领域便成了美国将要重点防范的唯一大国。因此，尽
管克林顿政府不断表示不会围堵与遏制中国，而会更积极地"接触"，但无论如何，只要美国
不愿看到中国的进一步崛起，美国对中国政策中的冷战思维就不会告终。
对此，美国《世界政策杂志》１９９６年夏季号曾刊登世界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英
国《卫报》驻美国分社社长马丁·沃克（他著有《冷战：历史》，一书写的一篇文章，题为
《美国的新霸权》。沃克在文章中对美国在中国东部沿海进行的遏制战略部署做了分析。“
最初的迹象是在克林顿总统在台湾海峡部署第二个航空母舰特遣编队的同一个月显示的，这
再清楚不过地表明美国决心继续担任这个地区安全的主要保证人。克林顿在４月份访问东京
时与日本达成的协定使１９６０年美日条约的战略意义大大扩大。这项新协定的目标是显而
易见的：美国将保持其在日本和亚洲的军事力量；日本将继续为此提供经费；日本将进一步
帮助其盟国达到被认为是共同的战略目的。在中国面临最大考验的前夕（指香港回归——作
者注），东京和华盛顿共同向北京传达了这一重要信息。
尽管美国和越南恢复外交关系，美国海军舰只重新访问菲律宾以及在台湾海面上部署美
国航空母舰，迄今尚未在中国周围建立遏制的机制。但是从在这个地区达成的一系列谅解、
做出的部署和经常不断的磋商中可以明显地看到一种预先遏制的战略。在必要时，它可能十
分迅速地升级为遏制。”
正因为美国以冷战思维构筑对中国的遏制攻势，才在中国国内引起对美国新霸权主义的
不安与不满。１９９５年第３３期的《瞭望》周刊曾以《冷战骑士的狂言呓语》为题发表
AE繺f1论指出："在美国人当中，确实有一些冷战骑士式的人物，有一类抱有莫名片妙的
种族优越感的人物，他们视中国为洪水猛兽，必欲扼死而后快。"文章预测，如果美国真的
对中国围堵的话，"不仅亚洲人不会跟着走，美国的欧洲盟友以至很多美国人也都认为是一
种空想。”
此文一语言中。美国人中确有有识之士反对搞新冷战、围堵遏制中国。
美国卡托研究所负责防务和对外政策研究的副所长特德·盖伦·卡彭特在《洛杉矶时
报》上撰文指出，台湾不是欧洲、中国不是苏联，美国必须在对待中国威胁时谨慎。美国的
安全保障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在西欧和东北亚地区。这两个地区对于美国安全和经济利益至关
重要。尽管台湾是美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和"民主国家"，对美国有某种重要性，但是，台湾对
于美国经济和安全的重要性与西欧和东北亚相差甚远。对北京来说，台湾不仅仅是政治和经
济必争之物，台湾的地位牵涉到中国的民族自豪和民族尊严。而且，中国并不认为美国会为
台湾问题冒最大的风险。因此，如果美国对中国采取冷战态势，可能会使美国陷入蒙羞的退
却或一场灾难。《纽约时报》刊登史蒂文·厄兰格的文章指出，在最小程度上，美国与中国
进行一场真正的冷战意味着美国军队在国外进行更多的部署，防务开支猛增；在经济和贸易
方面发生重大破裂；令美国在亚洲的盟友爆发危机，联合国安理会更为分裂，核扩散增加，
使整个世界更加危险和不可预料。《商业周刊》１９９６年３月４日一启发表题为《请不要
对中国搞冷战》的社论说："中国对美国深感失望。华盛顿反对中国申办２０００年奥运会
、未能履行帮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诺言、允许李登辉访问康奈尔大学威胁一人中国的
政策。美国在种族、犯罪和毒平方面问题严重却在中国儿童福利院、西藏和人权问题方面大
吵大闹，这种做法十分虚伪。”
社论认为，美国对中国搞冷战对于美国和中国都没有好处。"北京的领导人正拼命促进
经济发展。没有经济发展，中国就不会保持稳定。这也意味着要得到美国的市场。美国正拼
命利用下个世纪可能出现的最大的经济机会。把中国排除在外意味着美国失去利润和就业机
会。对美国来说，把一个现在不是敌人的国家当成敌人是愚蠢的。”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亚洲问题高级研究员詹姆斯·希恩在２月１８日《华盛顿邮报》上
撰文写道："在今后３０天里，极起脆弱的美中关系很可能在三个对抗的压力下发生危机。"
这三个对抗是知识产权、中国违反核不扩散条约和台湾选举。
文章说："美国政府必须公开申明美国对华政策的原则，并且直接把这些原则告知北京
的领导人。最重要的是，美国要清楚地表明，美国不是要对中国奉行江泽民所说的'软遏制'
，美国欢迎中国成为一个地区性和全球大国。"文章认为，如果美国对中国采取有条件的接
触政策，风险在于："中国将成为一个好斗的国家。北京的领导人有充分的历史理由怀疑外
国人。……对于美国和它的亚洲盟国来说，聪明的做法是对中国采取一种温和但又务实的原
则，否则的话，美国不可避免地会发展成为一种遏制政策，这种遏制政策不仅会带来可怕的
风险和代价，而且最终可能造成中国旗命谋求实力的后果。”
３．对华政策：国内政治的筹码
记得作者在美国时，曾采访过一位美国国会研究室的高级专家，他竟批评中国政府领导
人不懂美国的政治体制，而经常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发生误解。作者当时便回敬道："不是中
国人不懂美国的政治，而是美国的政治家不懂国际关系，才经常闹出外交上的笑话。”
的确，中国人，甚至包括许多普通百姓都知道美国是三权分立、两党制的多元政治体制
国家。美国总统具有很大的外交决策权，但决策过程受制于国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各种利
益集团和宗教团体、思想库、权势集团和选民意志。对美国因国内政治体制问题而造成的外
交决策混乱，对华政策难以明了等美国特殊国情，中国人是相当理解与尊重的，但中国人唯
一不解的是作为美国这样一个外交大国，却经常将重大外交政策作为国内政治斗争的筹码，
甚至置国际法或双边关系条约于不顾。这种为内部斗争而在国际社会经常朝三暮四的大国恐
怕只有美国一家吧？中国人对美国政治更不能原谅的是，一些美国政治家视外交为儿戏，为
国内政治斗争而损害中国的利益。
国会与政府的争执往往是美国政治家们打中国牌的最佳时机。１９９５年２月３日英国
《金融时报》曾刊登过这样一篇文章——《国会使对华关系罩上寒气》，副题为《共和党人
将把中国当作痛打克林顿的大棒》。文中说：
那些记性好的人将会发现美国新国会对中国的态度中的某些具有讽刺意味的变化。
毕竟，在１９７２年首先同共产党中国建交的是一位共和党总统——理查德·尼克松。
随后，另一位共和党总统——乔治·布什又发展了这种关系。现在，在由共和党控制的国会
上台以后，气氛已变得明显冷淡起来。
这不仅仅是因为诸如知识产权问题上的争端——它将在下个星期达到高潮——之类的贸
易纷争破坏了气氛。去年１０月的国会选举把一些在中国问题上——从人权问题到核扩散和
台湾问题——态度强硬的人物推上了显赫的地位。在共和党大多数看来，中国已经成了一根
用来打政府的大棒。
这种喧嚣和狂怒有多少将会变成行动，现在还很难预料。但是分析家说，预言不会再沿
着去年退让的方向继续发展准保没错。去年，克林顿政府同北京在导弹控制问题上达成了和
解，并且决定不再在人权问题上大作文章。一个可感知的变化很可能是要求改善美台关系的
强大压力，这将会激怒中国，即使实际没有多大变化。
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承认：‘国会中的权力转移肯定会影响我们对中国的政策。共和党
大多数在更大的程度上倾向台湾，而不是中国。'
参议院外委会主席杰西·赫尔姆斯参议员无疑就是这样。他因对北京的共产党政权充满
敌意而闻名。众议院外委会主席本杰明·吉尔曼也反对克林顿政府去年作出的使人权问题与
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脱钩的决定，并且强烈批评中国对待西藏的态度。
阿拉斯加州参议员弗兰克·穆尔科斯基是台湾的积极支持者，他渴望看到李登辉总统今
秋到安克雷奇出席美国——中华民国商务委员会会议。国务院可能发现它将处于不得不为拒
绝给李发签证而进行辩解的尴尬境地。
如果真这样做，那可能会是一场危险的游戏。”
危险的游戏确实发生了。１９９５年４月１７日，美国政府官员还向中国信誓旦旦地说
，即使李登辉以私人身份访问美国，也是违反美国政府所持的"一个中国"立场的。但事隔不
久，美众议院以３９６票对零票通过允准李登辉访美决议，参议院又以９７对零普通过相同
决议。美国方面忽然宣布将允许李登辉访美，并暗示这是在国会压力下同意的。一句暗示便
将中美间的三个公报精神抛置脑后！
大选更是美国政治家念念不忘以中国牌换取政治资本的好时机。
１９９６年５月１５日，美国政府以所谓"中国没有令人满意地履行１９９５年知识产
权保护协议"为由，单方面宣布对我国出口到美国的纺织品、服装和电子产品等价值３０亿
美元的产其实行贸易报复，关税将提高到１００％，并将于３０天后生效。这其中便与大选
年有关。今年是美国大选年，无论是执政的民主党还是在野的共和党都力图在四年一届的大
选中夺魁扬威，而在贸易问题上做文章最有助于加强政党在公众中的政治印象。因为美国国
内舆论中有种倾向认为中国经贸实力的日益强大对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势力存在形成一种潜在
的威胁，所以，谁在对华政策上取强硬姿态，谁就会在大选中得分占优。美国政党由于国内
选举的特殊需要，使得国内朝野在对中国报复问题上奉行了更强硬的政策取向。
其实因美国国内斗争受损的又何止是中国呢？美国政治家为国内政治而在对华政策上大
放厥辞，其后却得自己收场，真可谓"自作自受"。
１９９３年１０月日本《读卖新闻》记者曾就美国总统克林顿的对华外交政策变化采访
了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部长塞斯。塞斯认为竞选期间，克林顿对中国采取了严厉的
态度，但从当选总统以后的言行来看，他已发现同中国的交往方式并不那么简单，"总统已
经理解到，通过实现现代化而变得富裕起来的中国也是符合美国利益的。然而，他的言论与
行动往往是不一致的。他提出要举行美中首脑会谈，谋求改善美中关系，但他却又让国务卿
出面讲，如果在人权问题上得不到改善，就不延长给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在克林顿政权内部
存在着不同方向的政策，在没有得到统一的情况下彼此迎头相撞。对于这种情况，中国理应
感到困惑。”
时隔不到一年，多尔也遇到了相同的境遇。据１９９６年４月１９日美国《商业日报》
题为《多尔在中国问题上左右为难》的文章分析，自从１９８９年的天安门事件使中国的最
惠国待遇成为一个问题以来，多尔曾一直坚定不移地主张延长最惠国待遇。但是现在多尔的
助手私下说，这可是一个能使他在政治上获胜的问题。他们建议他对延长最惠国待遇附加一
些条件，如改善人权状况，或停止与核有关的出口。
但"一个作为少数派的领袖而领导了国会中的反对取消最惠国待遇的人所表示出的这种
说教者的态度，是不会使人信以为真的。选举人有理由对参议员多尔的对外政策提出疑问，
而且在他说他最优先考虑的问题是创造高薪就业机会时，选民们也不会当真。对参议员多尔
来说，在一个影响如此不好、争议如此之大的问题上同总统分道扬镳，肯定是很有诱惑力的
。给任性而自大的中国一记响亮的的耳光，会使许多议员和许多普通美国人感到痛快。但是
，这种快感是短暂的，而它的后果在未来几年将给这个国家造成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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