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调”散文
                  ——对中学语文课本所选杨朔散文的反思

    杨朔是初中语文课本中所选作品最多的作家之一，计有《香山红叶》、《荔枝
蜜》、《茶花赋》、《海市》等四篇。直到今日，杨朔散文仍被数百万中学语文教
师作为教授作文的典范，仍被数千万的中学生虔诚地奉为写作的标本。然而，杨朔
模式所造成的危害，至今仍未得到充分的认识：这些产生于六、七十年代的新八股，
以单调的叙事方式和单调的思维模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损害着刚刚拿起笔的
孩子们鲜活的心灵。

    记得我在学习初中第一册语文课本中杨朔的《香山红叶》时，老师这样分析：
文章以物喻人，用凝聚着“北京最浓的秋色”的香山红叶，喻老向导越到老秋，越
红得可爱”的精神面貌，从而抒发了作者对社会主义新生活，对当家作主的劳动人
民的热爱之情。记游是贯穿全文的一条明线，然而写红叶并不是记游的目的。老师
反复讲杨朔的“转弯艺术”，使行文波澜起伏，摇曳多姿；而“卒彰显志”，乃全
文点睛之笔。我所在的是一所一流的重点中学，授课的是一位一流的语文老师，她
讲得声情并茂，听得学生如醉如痴。到了写作文的时候：我们这些西蜀的孩子无缘
到香山，笔下的题目便都是《峨媚山绿叶》、《青城山的竹子》、《神女峰的松树》，
老师夸奖说：“大家学得真快！”

    杨朔的散文是容易学的，因为它是模式化的。老师像外科大夫一样手拿解剖刀，
一下子便将它们分为五个部分：见景——入境——抒情——升华——点题。中学语
文教学中最喜欢让学生“分层次”，而杨朔的文章层次最分明，环环相扣，似乎一
气呵成。

    然而，对文学而言，重复、单一、摸式化如同一剂致命的毒药。第一次说月亮
真美的，是个有欣赏能力的人；第二次说月亮真美的人，是个索然无味的人；第三
次说月亮真美的人，则是个迂腐僵化的人。不幸的是，杨朔只会这样写作：用香山
红叶米比喻老向导，用茶花来比喻孩子，用蜜蜂来比喻农民，用礁石来比喻老渔夫
——他就像黔之驴一样，“技止此耳”。这样的写作是可怕的，尤其是它在被不断
地作为最佳的、甚至是唯一的写作方式灌输给初学者。

    为了深入剖析杨朔散文，我引人杜撰的“单调散文”的概念。这是受文艺理论
大师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的启发而来的。巴赫金在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
时，提出“复调小说”的理论。他认为，陀氏创作的是一种“多声部性”的小说，
是“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
的真正的复调”。现实世界的多元性，要求文学世界也要具有多元性。在陀氏的小
说中，平常难以相容的因素，如哲学的对话，冒险的幻想，贵族的宫殿与贫民窟的
居民，令人惊讶地结合在一起，它消除了另一些写作方式的壁垒和封闭性。陀氏的
小说也没有所谓的“主题”，因为他的每个主人公都有一种“伟大的却没有解决的
思想”。思想希望被人听到，被人理解，“恰恰是在不同声音。不同意识相互交往
的联接点上，思想才得以产生并开始生活”，所以“思想就其本质上来讲是对话的”。

    与巴赫金论述的复调小说恰恰相反，在散文领域，杨朔散文是典型的“单调散
文”。一是单调的叙事模式：由物及人、以物喻人。如《荔枝蜜》这篇极受推崇的
典范之作，中学语文课本的“预习提示”中这样分析说：“这是一篇富有诗意和哲
理的记叙文，文章由荔枝蜜的香甜，联想到社会主义新生活的美好，再由蜜蜂辛勤
的采花酿蜜，联想到劳动人民为创造新生活而进行的忘我劳动，热情歌颂了为人类
酿造最甜的生活的人们的奉献精神。文章以‘我’对蜜蜂的感情变化为线索组织材
料。‘我’对蜜蜂由讨厌到喜欢，又由喜欢到赞叹，再由赞叹到‘梦见自己变成一
只小蜜蜂’，思想感情得到升华。这个感情变化的过程，是作者对蜜蜂仔细观察和
深入认识的过程，更是作者运用联想，由物及人，以事推理，从生活中提炼诗情和
揭示哲理的过程。全文一线贯穿，前后呼应，浑然一体。”这样的论述几乎适用于
杨朔所有的散文，只需要把蜜蜂改为别的什么东西就行了。这样的写法，中学生很
容易领会，但却值得怀疑：真的诗情和哲理，不是僵死的、被线索组织起来的材料，
而是散文中自由的。动态的有机成分。如果说整篇散文是一池清泉，那么诗情和哲
理应该是清泉中活泼的游鱼。杨朔的散文中，只有一串草绳吊着的死鱼。于是，千
姿百态的行文方式消失了，只剩下一种比八股还要八股的现代八股——杨朔的叙事
模式。

    二是单调的思维模式。叙述模式的单调与思维模式的单调是互为因果的。中国
古代即有比兴的传统。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有深刻的论述。杨朔的《茶花赋》标
以“赋”的名称，显然深受传统思维的影响，《文心·诠赋》曰：“赋者，铺也，
铺采离文，体物写志也。”杨朔所有的文章，都是“赋”的思维方式，如《中学语
文备课手册》写道：“《茶花赋》的题旨是：借茶花表达歌颂祖国之意，借茶花抒
发热爱祖国之情；笔笔写茶花，处处赞茶花。”这是一种单线式的思维，虽然作者
有意加几个“弯”，反而更加说明了它的“直”，说到底，这种思维方式使审美者
和思想者都消失了，只剩下一个搅尽脑汁的“造文者”。“造文”的目的只有一个
——歌颂和赞美。这种单调的思维模式，严重地损害了活泼的思维和丰富的心灵。
它与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风貌是一致的，它既是1949年以后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
又是其牺牲品。

    其三是单调的抒情方式，中学语文教学给人的印象是：杨朔是个善于抒情的作
家。这是一个天大的误解，杨朔所抒的不过是矫揉造作之情罢了。杨朔的《海市》
写于饥荒年代，他看到的却是：“有一个青年妇女，鬓角上插着一枝野花，倚着锄
站在树荫里。她在做什么呢？哦！原来是公社扩音器里播出的全国小麦丰收的好消
息。”这种抒情，很难说是从心灵深处流出来的真情实感。姑且不论其真实与否，
就其感情的实质来说，则是无深度的，无层次感的。如果说鲁迅《野草》中的感情
象一杯苦涩的浓茶，那么杨朔散文的感情刚只是一杯没有味道的白开水。

    一元化的杨朔散文与一元化的时代相契合，所谓“巧妙的构思”、“丰富的联
想”、“精致的结构”，骨子里都是“九九归一”的。杨朔散文丝毫不具备巴赫金
所说的“积极性”，即提问、诱发、回答、同意、或提出驳论的对话的积极性。今
天的散文刊物上，这样的散文依然成千上万地被批量地制作。鲁迅开创的、甚至可
以一直上溯到《庄子》的散文传统被可耻地背叛了。直到90年代，史铁生的《我与
地坛》的诞生，才标志着中国有了真正的“复调散文”。《我与地坛》仿佛是一个
乐队的集体创作，每个音符、每种乐器都在努力张扬自己的见解，竭力显示自己的
意识：受苦、悲悯、惶恐、不安、宁静、绝望、原罪以及道德和宗教的探索。我听
到了一声接一声的内心的呼号，这是在杨朔散文中绝不可能听到的。史铁生走出了
杨朔的阴影，终于汇入鲁迅的暗流。《我与地坛》的诞生暗示着：当社会意识形态
向多元转型时，散文领域也开始了静悄悄的、对“革命”的反动。

    然而，这还仅仅是一个征兆。杨朔模式依然发挥着无与伦比的影响。在无数宣
讲杨朔散文的中学语文课堂上，老师们把这种模式像钉子一样敲打进孩子们的大脑
里。孩子们很快学会了像杨朔一样进行写作，在这种写作中，想象的能力、求异的
思维、诚实的品质、自然的情感都受到残酷的压抑。写作不再是一种精神的愉悦，
而堕落成一种令人痛苦的，枯燥无味的编造。无数有文学天赋的孩子被扼杀在摇蓝
中，从而终身与文学绝缘。

    这一切并不全是杨朔个人的错。然而，杨朔模式至今仍是一场被当作正剧上演
的喜剧，一个未被清理的公害。当孩子们异口同声地说，写作文是他们人生中最难
受的事情之一的时候，我感到一种锥心的创痛。参考资料：

    [1]《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巴赫金著

    [2]《杨朔散文选》

    [3]《中学语文教学参考》

    [4]《中学语文课本》

    [5]《中学语文备课手册》

    [6]《史铁生散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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