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现 实 从欢乐的喷泉中间涌出了一些苦涩的水滴,它带来苦恼,即 使在花香鬓影中间。 卢克莱修:《物性论》第四卷 我永远不会忘记祖母说话和写作时使用将来时态的方式。她十分专断,宗教感 情很深。对她来说,未来模糊不定,难以控制,总是一个秘密。不过,这个秘密必 定要按预定的时间表披露出来。她从来不说“我将在星期五见到你”,因为这太冒 昧了。她会说“我将在星期五见到你,如果上帝愿意的话。”。这类限定短语在年 轻一代那里几乎听不到了。由于我们声称能够控制自己的心灵、身体和环境,人们 当然要认为没必要再屈从命运或更高的力量了;未来也不再那么模糊了。不过,这 种用法并没有真正减少,只是变得较易接受了,其作用还是相同。 陈述未来的新修饰词是“有希望” (hopefully)这个词。由于英语似乎缺乏 合适的词或短语取代“上帝愿意”,我们专门讹用一个词来代替它。“有希望”是 个副词,它的意思是“带有希望的感情”,并被正确地用在“她满怀希望地考虑今 后的日子”这个句子中。但是,从本世纪30年代起,它的含意有了微妙的变化,以 至成为现在最常用的套话“我希望” 或“我们希望” 。本世纪60年代中期出现了 “有希望”这种用法的大爆炸,其势经久不衰。现在,虽然有些作家和演讲人极力 避免这种用法,但讲英语的人几乎普遍使用了开始于美国的新解释。有些人用“有 希望”这个词成瘾,他们认为必须在每个句子中插入这个词,即使这个句子与未来 的行为关系不大。“有希望”这个词出现在科学文献、音乐论文中,出现在教育手 册、政治书籍中。 要是我们有力量重新安排一切事物,有力量改造不合我们目的和心意的事物, 为什么还去操心“有希望”?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个人不象人类整体那样有力量, 那样自信。使用将来修饰词,表明了我们的自我怀疑。但这只是事情的一小部分。 “有希望=让我们希望” 这种用法流行的主要原因在于,我们深深知道,我们的全 能乃是假冒,我们对未来的认识和控制十分薄弱、有限,我们的发明和发现以我们 无法预见的方式起着作用(如果真还起作用的话),我们的计划毫无意义,我们的 系统胡作非为。简言之,为我们这个社会奠定基础的人道主义假设并无合法性。我 们试图蒙骗自己,不过,虽然我们不停蒙骗自己,但我们仍然知道这一点。我们身 边满是人性宗教自我欺骗、自我愚弄的证据。但是,它越失败,它的教士们的主张 就越傲慢、越反常。因此,讹用“有希望”这个词就成为可以理解的了。这种字义 上的微小变化——面向真理的一个可怜的、无意识的姿态,本身就是巨大失败的象 征,因为语言报告了我们仅有的真实力量。诚如奥威尔所言,现代文字的滥用,最 终表明了我们的愚蠢。 在着手分析前几章中的谎言和欺骗以前,我想考察一下用来进行判断的标准。 有些明显荒谬的例子,如心理历史学、太空殖民地和行为工程,并没有太大的困难。 但别的例子如何呢?我提出的并非一排一碰即倒的稻草人,而是人道主义生活方式 中一些最显眼的东西:太阳能灌溉、无污染核聚变、现代农业、抗癌剂。我们还能 再要求什么呢?读者可以期待,而且会得到有助于说明我抵制这些发明的原因的事 实。然而,虽然我有幸搜集了反对人道主义主张的证据,但单是事实不足以说明问 题。这类主张,尤其是关于技术的主张,通常都要在它们有限的参考框架中等到论 证。我们得到的是经过挑选和编辑的事实,一大堆统计资料。我们受到吩咐,不要 离开这个范围得出结论。这就是所谓的“客观性”,对此,我们将在下一章进一步 论述。要达到真正的客观性,我们就必须提高自己的观察能力,扩大自己的视野。 为此,还必须经常忽略关于方法、中间目标和理论客观性的要求和反要求,专门考 察一种技术或一批人道主义信念的最终结果。 为了有个好一点儿的术语,我把这个程序叫做“最终结果分析”。最终结果分 析是对多种原因共同作用产生的结果进行必要的非正式研究。这类似于研究某种神 经活动,这种神经活动通过神经生理学家C·S·谢林顿称作“最后的共同道路”而 传来,这种共同通路就是接受和整合神经系统中无数电化学活动的最后结果,并把 它们转化为控制肌肉能力的神经。例如,比起每户汽车或电视机占有量、人均收入、 每周平均工作时间、每家耗电数、度假时间或定期医疗检查次数来,明显增加的学 校暴力、下降的识字率、猛增的儿童自杀率、癌症流行、高离婚率和大规模失业, 是美国社会更重要的指示器。前者只是统计数字——零碎的原因和本身毫无意义的 次要结果。后者是主要的、最后的结果——它们告诉我们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事情。 每个想要了解人道主义的僭妄和危害的人,都必须有能力区分上述两个方面。 再举些最终结果分析的例子会有助于更充分地说明它。伊凡·伊利奇在其开创 性的研究著作《能量与公平》中研究了美国汽车的效能。他的结论既可笑又可怖。 他发现, 每个美国男人差不多要花他醒着的16个小时中的4小时,去开车、停车和 找车,或去挣钱买车、保养车、换车零件,买汽油和机油、支付驾驶证和车辆登记 及保险的费用。为使车主能驾驶7500英里,每人每年平均要花1600小时;每小时的 功效是4.7英里,不管个人车速是多少。这项最终结果分析的细节可以写满一打书, 但有一点是清楚的:汽车提供的舒适、快速、有个人风格的运输,并没有真正使人 们摆脱昂贵的旅行费用。它只是用一种复杂的方式隐瞒了某些巨额花费,并使我们 保持一种轻松生活的幻觉。 第二个例子却大不相同。二次大战前,著名地理学家达德利·斯坦普爵士完成 了规模巨大的“英国土地利用调查”,他和他的同事描绘了英国土地被城市、郊区 和农村的各种使用分割开来的情形。这个调查提示的是土地滥用和废弃的可悲记录。 城市和乡村都有大片被遗弃的土地,再加上倾向于破坏邻近农村土地利用的市区和 郊区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同时竟造成了可怕的问题——不断扩展的居民区过于拥挤。 由于这些调查结果,斯坦普帮助制定了一种矫正办法,一种国家土地使用计划体系。 它体现在《1947年城乡计划法案》中。这个法案的一个结果是,未经计划者批准, 不许改变土地的用途。一切建筑和拆毁都要得到批准才行。这使计划官员在过去30 年里拥有了巨大的权力。但是,作为计划的结果,土地使用情况有什么变化吗? 艾丽斯·科尔曼指导的《第二个英国土地利用调查》主要完成于本世纪60年代, 即土地利用计划实施了20年之后。对经过挑选地区的重新调查,增加了70年代可以 得到的材料。不必惊讶,从1947年以来,英国土地利用情况多半是恶化了。对泰晤 士埃斯修里地区的重新调查表明,1962到1972年间,“废弃土地”(未种植、未使 用的城市土地) 几乎增加了3倍。1962年,“废地”和“荒地”(长满毫无价值的 杂草的废弃土地)占泰晤士埃斯修里地区的1/20;而到1972年,这个数量几乎翻了 一翻。在此期间,由于废地和荒地很容易得到,住宅和其他建筑占去了这个地区农 业用地的1/9。可是,这些从农业用地上占用的土地,有2/3在后来却任其荒废了。 总之,在这短短一段时期里,荒地增加亩数是住宅用地的61倍,而许多其他有价值 的土地利用也减少了。 英国其他地区的模式看来也类似。许多土地都卷进去了。城乡交界的轮廓变得 极其重要。在那里,计划常常有意造成贯穿市郊住宅区的农业“绿楔子”。这些经 楔子除了使耕作不便外,还常使农民处于充满敌意的环境中。科尔曼描述了在新阿 丁顿那里发生的一件小事:一伙邻近社区的少年跑进农场,割掉了所有奶牛的尾巴。 反过来,靠近农业用地的住宅区面临着农用化学药品的威胁。美国许多地方也有这 种情况,那里的土地利用也同样有缺陷,没有好处或没有计划。例如,纽约市东部 和西南部与乡村交界处,建起了大片住宅,其终端离土豆地只有几英尺。由于杂草 和害虫危害,土豆是北美洒农药最多的作物之一。 我想说明的主要这点在于,要恰当地评价计划的结果,就必须做得象科尔曼那 样精确。我们对计划者的资格、他们每年作出决定的数目、他们考虑每个案例的时 间、诉诸裁决的百分比,或对各个案例结论的再现力,都不感兴趣。我们感兴趣的 是最终结果——土地怎么样了。经过最终结果分析,对这种分析的未来意义可能还 有不同意见。有些人喜欢依据从分析中学到的知识修改和计划。而包括我自己在内 的另一些人则厌烦了出自人道主义营垒的无穷许诺和辩解。他们说的总是那么动听, 那么有道理——他们实际上是合理的:“只要再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已经想出了 错在哪里。”当然,他们所没有想出的是他们下一次还会错。至于计划,恐怕它的 数量和质量永远无法补偿一个自我摧残的社会和一种不健全的生活方式所造成的不 可避免的损害。一个极其重视农业用地的社会的兴趣如果转到了住房发展或大坝和 水库方面,那么,它就会只把计划当作某种控制自己未来的方法。这是题外话。 最终结果分析可能需要某种专业设备。科尔曼关于土地利用计划的结论依据的 是得自尖端绘图技术的资料。但分析自身多半是直观的,而不是形式的,不需要专 家的帮助。实际上,专业经验要是带有手段、技术和短期目标方面的偏见,反倒是 一个障碍。这种分析的基本要求是要有能力区分短期结果、短期目标与长期结果、 长期目标,要坚决相信,对布丁的证明只能靠吃,外加一种辨析能力。既然这种分 析过程部分是直观的,因而对同一主题的不同最终结果分析自然会有所不同,就象 人类作出的任何重要判断都有不同一样。它们之间有好坏之分。这一点必然会被某 些主张对我们的程序进行更“客观地”检验的人所利用。但是,客观检验的结论也 取决于执行者的个性。 只有严格限定了问题的范围, 检验的结果才是十分明确的 (因而是可再现的)。这种检验可以给出毫不含糊的回答,但不能用来估价许多与 我们有关的问题。如果我们想了解桥梁可以承受的重量,客观检验就是必要的。但 是,对“应该在这里建桥吗?”这个问题的答案,却不会有真正客观的检验。两个 最终结果分析可能得出不同答案这一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将会认识到,我 们能够客观地回答的问题虽然有用,但却不是最需要问的问题。最终结果分析若是 通行起来,人们将会很容易地挑选出较好的分析。下面有几处要利用这种分析,尤 其是在杂乱的事实有可能淹没重要结论的地方。 心 灵 除非历史过程完全消除了不可能的事情,除非我们达到了罗德里克·塞登伯格 预言过的静态社会, 否则,永远不会有能够预言人类未来3万年(或10年)历史的 哈里·塞尔登出现。除了极短的时间和极琐碎的事情外,真正的历史在理论上都是 不可预言的。即使是对琐事的预言,也没有任何确定性。正如晚近的经济学家E·F ·舒马赫所言: “现实世界……并不是一个决定论的体系。对于过去的活动 或事件,我们可以肯定地谈论;……但对于未来的事件,我们只 能依据假设谈论。……显然,由于变化是一个时间函数,较远的 将来比较近的将来更难预言。实际上,一切远期预言都有点自以 为是、荒诞不经,除非它陈述的只是那种十分明显、极其平常的 事情。” 舒马赫的论证主要依据个人决定的不可预言性,即人类自由的观念。他说的可 能很有道理,但却不必引入人类自由——某些人的一面旗帜。气象学家埃里克·克 劳斯提出了三条充足的理由,说明为什么就连非生命过程的无期预言也是不可能的: “第一,我们永远也不能完全认识现在;第二,我们不能从 我们认识到的东西中作出没有一点错误的推论;第三,我们有限 的想象力可能使我们无法正确提问。由于我们涉及的系统极其复 杂,我们或迟或早总要达到一个终点。在这点之外,对科学分析 的依赖就变成了迷信。因为科学分析此时告诉我们的东西,也不 过是直觉或碰运气。” 人类历史是所有系统中最复杂的一个。它包括地球表面或靠近地球表面发生的 大多数生命或非生命过程。因此,它的可预言性最低。克劳斯解释说: “谁也无法预言一只球撞到院墙往回蹦几下后的精确位置。 这个球的初始运动是永远无法准确认识到的。这种不确定性可能 很小,但球的每一跳都扩大了它。……大洋某处一只海鸥拍翅, 可能推动[一场飓风]……” “最初把滴滴涕当作一种杀虫剂引入亚利桑那和加利福尼亚 农场时,谁也没有问一问它是否会影响太平洋岛屿上的塘鹅蛋壳。 ……” “一切科学都包含着变化。科学模型与极其丰富的经验世界 之间必然有不一致之处。……这意味着模型并没有包括为再现现 实过程所必需的一切信息。正象别的不确定性一样,结果的不确 定性也随时间而增长。……” “一般说来,不确定性随着一个问题的潜在答案数目而增加。 ……人们只能在回答相对简单的问题时作出较好的预言。信息容 量和可靠性总不能同时兼顾。” 刘易斯·卡罗尔在儿童读物《塞尔维和布鲁诺决定》中,描述了一幅以1:1的 比例绘制的奇妙地图。他写道,这幅地图极其精确,但无法使用。因为在铺开它时, 农场主们抱怨它盖住了整个乡村,并使农作物见不到阳光。在《斯纳克之猎》里, 卡罗尔描述了另一幅地图,即贝尔曼的海图。除了页边的“北”、“东”、“西”、 “最低点”、“南极”这类标志外,它完全没有标出地面的情况。前一幅地图是由 于太详细而无用,后一幅地图则由于没包括有价值的信息而无用,但两幅地图都很 精确。同样,要是真想预言未来,我们就要承担完成不了的工作——把整个现在都 放到一个模型里。让未来自己展示出来(它一直是这么做的),方为上策。相反, 若想得到象贝尔曼的地图那样空洞的预言,不管是真是假,我们总会有一个。《基 础三部曲》之所以读来有趣,就是因为它满足了儿童无所不知的幻想。心理历史学 保留了这种幻想,并将永远保留:哈里·塞尔登挂在腰带上的计算器会更受信赖地 用于检查他的银行月计账卡或复核杂货店的账单。 把科学的程序应用于历史材料,能在多大程度上改进历史的结论?要是把这些 程序用于收集和核实原始材料,那当然有改进的余地。但要用某种科学的办法来代 替历史学家明达的判断,我们就有权利表示怀疑。历史不过是应用于过去的最终结 果分析,因而其结果的质量会有不同,甚至水平相当的历史著作也有可能互相冲突。 有个教过我的历史教授曾说过,读上乘历史著作,就象听清脆的铃声一样。你会说, 这种按铃方法是正确的。我赞同这种说法,因为我听到过那种铃声。例如,读C.V. 韦奇伍德的著作之后,你肯定会清楚地知道威廉多象一个哑巴。可能比许多威廉所 喜欢的朋友知道得更清楚(尽管并非完满无误)。即使已知历史学家提出的问题的 性质,我也不知道“客观的”科学怎么样才能做得更好,尽管很容易就会看出,它 做得只能更差。 然而单纯的人类判断或想象中的铃声都不会使“科学的历史学家”满意。他们 要求对历史之谜作出明确回答。例如,他们没完没了地论证奴隶制是美国内战的原 因。 即使在110年后的今天,我们也无法确定那场战争的首要原因。它是一场道德 冲突呢(象约翰·布朗和哈丽雅·比彻·斯托相信的那样),还是州权与联邦主义 间的政治争吵(象卡尔洪指出的那样)?或者,它是地理文化不一致的结果呢,还 是一场经济战?(一种观点认为,这场经济战的基础是北部新兴工业与南部趋于衰 落、代价高昂的奴隶制之间的不相容;另一种观点认为奴隶制给南部提供了一正当 的经济利益)或者,它是这些原因的某种混合呢,还是与这些原因根本无关?我们 无法肯定。过去,历史学家们接受了不确定的事实。有些人认为,这是我们为人类 历史的主观性所付出的代价,并反过来促使我们寻找某种比历史学家的判断客观一 些的东西。可是,我不这么看。我认为,它是我们为理解这类有关过去的极为复杂 的问题所付出的适当代价。到科学的历史学——计量历史学取得成功的时候,它也 只能回答用一个方程式就可以解决的有限而琐细的问题,其余的都属狂妄自大。真 正的历史学家不可能长期受骗。 福格尔和恩格尔曼的《苦难的年代》可能是对这个观点的很糟糕的说明,因为 其他计量历史学家认为那本书里的计量历史学十分拙劣,但它是计量历史学派最有 名的例子,因而我也要以它为例。托马斯·哈斯克尔在《纽约书评》上的一篇文章 里指出,《苦难的年代》所用的统计资料和方法实际上很蹩脚。在着手论证之前, 我们应该明白这一点。福格尔和恩格尔曼的主要结论,都是从严重歪曲人口普查资 料,从轻率的类比和不恰当地使用方程式,从随处可见的大量未经证实的假设中引 出来的。哈斯克尔举出了许多例子,下面即是其一。 “请先看看福格尔和恩格尔曼的发现:‘南北战争以前奴隶 的住房比得上自由工人的住房。’……萨奇想要重新得出这个结 论,但他却发现,这个结论依据的竟是整座奴隶小屋与工人所占 床位之间的对比。……自由工人的生活空间还……按1893年来计 算。这不是一个随便的年头,而是30年代大萧条以前最坏的年头。 更糟的是,作者根据自己的资料,把奴隶小屋的平均面积夸 大了约50%。他们还根据纽约最差的贫民区的住房情况进行推算, 从而给工人的平均住房(床位)面积打了折扣。” 哈斯克尔还举出了很多同样令人不安的例子。要是按照上述评论来推敲他们的 资料和方法,那些例子可能没有一个站得住脚。两卷本的《苦难的时代》能成为好 书吗?在这儿,出现了一种模式,这种模式是我们时代最通行的合理化形式中的一 种。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某种特殊的科学主义被证明是荒谬的,它就回到“试验” 状态,并被当作另一个荒唐构想的根据。人们从来也没有抛弃不切实际的想法,只 是改换了一下外表,就象皇帝在想象中穿上了五颜六色的新衣一样。 《苦难的时代》 第10版之所以不比第1版更好的原因,根本不在于它的统计资 料的潜在性质,而在于它的思想。有了正确的思想,我们就能收集到足以恢复历史 本来面目的数据。从现有的千百万个数据中,我们选择哪些呢?千百万没有记下的 或再也得不到的数据重要不重要呢?在涉及现有数据的大量问题中,我们问哪一个 呢?我们怎样才能知道,我们的数据处理真的问到我们想要回答的问题?我们怎样 才能知道我们的方程式是否自动地限制了解决方法的范围?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已经 把适当的权和结构加到最后的数字结果上了吗?就最后一点而言,哈斯克尔举的福 格尔和恩格尔曼书中的例子极为可怕。他们的意思是说,一个奴隶被卖掉的可能性 很低——那一年是1.92%。但这样低的数字也容许有另一种同样正确的数学解释。 它意味着,每个奴隶在其35年的生涯里,至少有一年被卖掉的可能性是50%;而在 这段生涯中,每个奴隶由于出卖而引起的与妻子、丈夫、子女或父母分离的可能性 更要大得多。一个数字可以有多种意义。 换句话说,上述一切问题的答案就是:我们仍然要用最明智的判断去估价计算 结果。但这正是计量历史学家声称要避免的,仿佛数据自身经过某种适当处理,就 会产生必不可免、明确无误的结论。没被“科学的”分析迷住双眼的诚实的历史学 家,一直在作判断。 最后,我们用最终结果分析来评价一下计量历史学。已知有代表性的原始资料, 读者就能轻而易举地作出分析。请看下面两段关于地区性贫困的历史估价。第一段 引自《苦难的年代》 第1卷,谈的是1860年的美国南部。第二段引自一本较为常规 的历史著作——C·V·韦奇伍德的《和平国王》,描述的是1637年苏格兰的某些地 区。 “表4……表明, 北部超过南部的优势完全在于东北部极高 的收入。北部中央各州人均收入不到东北部的一半,甚至比南部 还低14%…… 用战前的标准来衡量,南部不仅算不上贫困,而且相当富裕。 要是把南部和北部当作两个分离的国家看的话,南部在1860年是 世界上第4个最富的国家。 那时南部比法国、德国、丹麦或英国 以外的任何欧洲国家都富(见表5) 。用1860年的美元,而不用 1973年的美元描述南部的人均收入,容易掩盖南部的经济成就。 不但从战前的标准看,而且从晚近的标准看,南部也很富。实际 上,象意大利那样发达的国家,在二次大战前夕的人均收入还没 赶上南部。” “坎伯兰的贫困令南方的旅行家震惊,但英格兰旅行家在越 过边界时看到的景象也差不多。甚至在乡绅家里,烟熏火燎的房 椽上也吊着熏肉。那时的女士永远也穿不起长袜。她们住在草顶 泥地、只有一个房间的茅舍里,穿着盖不住膝部的褶裙。可是, 她们的脚和踝都很干净,因为她们不用手而用脚洗衣服。 苏格兰最好的地方不在边界附近。洛西恩牛羊成群,爱丁堡 麦田环绕,颇有朴素的繁荣气象。苏格兰首府的花冈岩建筑楔入 礁石和海湾之间,优雅俏丽的圣贾尔灯塔镶嵌在巍峨的屋顶。全 岛别的城市不可能有这种建筑。除了用苏格兰标准,用其他任何 标准衡量,它都不是一个富裕的城市。蹿过街道的海风嘘嘘作响, 吹拂着买东西的女人。她们穿着厚重的方格花呢衣服——有个英 格兰旅行家傲慢地说,他的同胞用这种布料做的是马鞍面。” 这两种简要的叙述,哪一种是可靠的历史呢?或者,哪一种关于一个地区贫富 状况的分析较为有用、可信和值得注意呢?这还有什么怀疑吗? 在美国和英国, 1万人顶多有一人听到过“计量历史学”这个词,但几乎每个 家庭都至少有一人受过某种形式的心理测验(通常是在学校里)。为了维持这种测 验,发展出了一门工业。为了延续这行营生,教育磨坊快速旋转,磨出大量年轻心 理学家。这种测验有双重目的:发现早期还能“治疗”的“无能”、弄清儿童在高 于或低于他们测验的体系中会不会取得进步。 这种邪恶的字谜游戏中最有害的部分是无能甄别。彼得·施拉格和戴安娜·迪 沃克的著作《儿童多动症的神话》揭露了这一点。他们开出的各种症状大杂烩很值 得一读。这些症状据说出现于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状况——小脑机能失调和多动综合 症中。似乎任何想得到的事情都可归入小脑机能失调:运动过度和运动不足、睡眠 不实或过分嗜睡、对他人或反社会行为极其敏感、在有些方面成绩偏低而在另一些 方面成绩过高。当然,这张单子里还包括那些一直使学校管理人员挠头的性格特征。 要是你不受影响的话,这一切都滑稽可笑。这种无意识的自我嘲弄不过是最新心理 学作出的毫不幽默的努力。 发明了这些缩小了正常性范围的失调的原因,是不难测度的。面对“教育”一 个在难以理解和分崩离析社会中的子女的任务,主管人员决定只处理那些沿着特定 方向、以特定速度飞起的碎片。正如施拉格和迪沃克指出的,“这些甄别方法的主 要作用都是故弄玄虚,是给既定决策以合法性的仪式。” 一旦诊断出了一种“病状”,专家们就开始指导病人回到狭窄的正常行为上去, 这个过程费时费力。“田纳西诺克斯维尔东南生命反馈研究所”就是一处做这种工 作的地方。由于电子计算机可以把脑电图转变成所听得见的声音或看得见的信号, 人们就能够教儿童抑制那些引起不合需要的脑电波和不合需要的(即过度的)行为 的思想模式。对这项工作的新闻报道要是正确话,儿童就可以在去掉行为方面的毛 病后回到学校,照常升级。我相信真有其事。在心理学家看来,回到学校就是故事 的结尾。 但心理学家高兴得太早了。他完全生活在现在,凭借利己的循环假设推测过去 或未来。过去,我们一生下来只有“极小的”脑损伤,成熟神经的异常率很低,导 致“症状”的生化反常也很少。科学探测并不科学,因为科学的基础是证据,而这 里的大多数例子没有证据,只有猜想、类比和假设。实际上,那些症状根本不存在, 因而也没有简单的病原。存在的只是与“多动症”和“小脑机能失调”这类病原一 样多的受诬蔑的儿童。 在心理学里,这种关于过去的虚构起着主要作用。要是把这些受治疗的行为看 作是疾病的结果,那么人们就不会由于改变了它们而有一丁点内疚。同样,对反常 行为的这种理解,也是我在前一章描述的人格测验的组成部分。甚至“简单地”安 排测验也受这种态度影响,如在根据测验决定迟钝儿童降级和聪明儿童跳级时,就 是如此。在上述事例中,正确的测量都根据一种假设,即我们知道问题,或存在着 问题。这种假设常常是错误的,它隐含着一种有关未来的危险假设:矫正症状有利 于儿童和社会。 这里十分需要一种最终结果分析,便由于它的问题超出了我们的解答能力,因 而无法进行这种分析。然而,我们至少能提出这些问题。这些问题正在自我展示出 来。就常规测验来说,最简单的问题是:把在一套测验中得分相近的儿童编为一班, 对儿童和社会的长远影响是什么?在这个分析里,我们也要问:如果“活动过度” 儿童和“小脑机能失调”儿童在不受诬蔑或特殊治疗的情况下成长——不只是20年, 而且是一生,那么他们会怎样呢?他们会有特殊的人格特征吗?他们会有同样的失 败和成就吗?他们会与别人有不同吗?他们成人后对社会的主要影响是什么?例如, 他们会促进战争或和平吗?治疗除了使儿童马上升级以外,还有什么用处?儿童的 创造性受到影响了吗?他们后来对社会的影响是什么?我们要是不能回答这些问题 ——实际上不能回答,那么,什么样的僭妄、什么样的盲目才使我们把这种斯威夫 特式的测验大厦压在了儿童身上呢?最终结果分析即使给不出答案,它至少能使我 们看到,心理学家们如何在一个无穷尽的圆圈里互相追逐,以致谁也不能说他们不 知道正在往哪儿走。 在此情况下,最终结果分析毕竟可以给出一些答案,既然有这种测验、甄别、 安排和矫正的热情,为什么学术成就和智力成就并不见好?为什么现代教育的结果 如此微小、如此平庸、如此不当、如此迟钝?这一切当然不能全怪测验,但我们的 僭妄既然被我们的成就这么拙劣地加以证明,那就免不了批评了。 把突变理论应用于行为预言(要是可能的话)甚至比心理学测验更有斯威夫特 的味道。在《格列佛游记》里,我们是这样见到拉加多大学园的: “我见到的第一个人外貌很瘦,手和脸很黑,头发和胡子很 长,衣服上有几处烧破了。他的衣服、衬衣和皮肤都是一个颜色。 他花8年时间从事一项计划, 从黄瓜里提取太阳光束,把它装入 密封的瓶子里,然后在阴冷的夏天放出来使空气变暖。他告诉我 说, 8年里他很少怀疑他能提供用适当的太阳光调节的花园。但 是,他抱怨他的家世低微,并请我给他一些真诚的鼓励,尤其因 为现在是适合于黄瓜生长的好季节。” 想要通过完善数学技术来预言骚乱这类复杂的群体行为,类似于从黄瓜里提取 太阳光束的计划。尽管这种对比可以有更好的作用,但目前突变理论的应用,本意 也不太坏。 从那篇关于预言监狱骚乱的论文的第一段我们认识到,我们即将碰到异常复杂 的数学形式,它的应用全都根据对危难中的人类同胞的无知和蔑视。“在一种体制 里,引起混乱的因素大致可以分为两类:①紧张(挫折、苦恼),②异化(分裂、 缺少交流和两极分化)。”在这一段,齐曼极其合作者告诉读者他们打算做什么。 他们想要测量“紧张”和“异化”,并用测量分数来预言突变的可能性。我们只能 假定,作者们认为这种分析方式的缺点太明显了,以致不会引起注意。如此特别的 “紧张”和“异化”是什么?它们的定义一开始就很含混;它们甚至不是独立变量。 突变论者为什么不挑愤怒和神经质,或绝望和非理性?对所有这一切,都有衡量的 价值标准。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系统里,他们为什么只注意两种变量呢?乔纳森·罗 森黑德在《新科学家》上作了回答:“……歧点突变的基本理论只能处理两种控制 变量和一种行为变量。因此,必须简化那种显然极其复杂的社会系统。”这使人想 起了克劳斯关于简化模型系统和长期预言的三重荒谬性的告诫:我们不能事先知道 和收集一切有关信息,我们无法知道该提什么问题;即使我们能做到这些,我们也 不能从我们知道的东西中作出无误的推论。 但这拦不住突变心理学家的尝试。他们把不合适的事实堆到未经证实的假说上, 并输入计算机。因此,对这个明白的过程的决定性嘲弄在于,预言的突变日期(监 狱骚乱日期)并不是以确定的数学方式发现的,而只是根据十分思辨和主观的猜想 发现的。 即使能做到这种做不到的事情,这个“模型”的意义是什么呢?说出一个监狱 糟到什么程度时才会造成骚乱不是极其困难吗?即使我们能做到这一点,改变监狱 现有条件不是比浪费宝贵的资源去找到将要发生骚乱的准确时间更有意义吗?我们 是一种多么奇怪的动物: 英国纳税人付钱搞出这种数学-心理学偶像,竟是为了告 诉一个可能很愚钝的看守,说他的囚犯由于挫折和异化而神经错乱。最终结果分析 能够正确对待这个问题。就这个例子来说,我们实际想要知道的并不是什么东西扰 乱了囚犯(模型里没有这种信息的地位),而是要知道囚犯要多长时间才能重新安 静下来。即使囚犯刑满释放,社会也要为自己残忍的愚蠢付出很高代价。这当然不 是看守的问题,也不是心理学家的问题。看来我们的僭妄犯有双重罪行:我们不但 声称做了不可能的事情,而且我们的动机也常常是邪恶的。 迄今为止,这一部分的主题——控制行为和心灵,可以归纳为一个词:僭妄。 要求预言不可预言的东西,要求认识不可认识的事物,绝对相信无法包括最终结果 的程序。所有这一切都一再出现。在心理测验、计量历史学和应用突变理论的心理 社会学中,我们都碰到了同样现象。这种僭妄来自何处?它为什么这么流行、这么 有吸引力?我们为什么坚决主张自己会具有前所未见的控制和认识能力?我只能说, 这是大众的固执进到了那种处于“魔法思想”状态的成年灵魂。相信魔法的多半是 孩童,但不只限于孩童。行为工程、测验和心理历史学的主要信条,以及其他类似 的神秘现象,都使我想起了自己童年时期关于魔力的幻想,它是唯一超出了实用和 礼仪的想法。要是“科学”或“技术”这类字眼出现在成年人的幻想中,我们就用 “魔法”来代替它们,那么,我们将会较为接近真理。 例如,请看下面的摘录,它引自斯金纳的《沃尔登第二》那种魔法思想的里程 碑: “‘卡斯尔先生,’费雷泽十分诚恳地说,‘我来问一个问 题。不过我先警告你,这是一个让你十分惊恐的问题。你要是知 道自己掌握了有效的行为科学,会干什么?假定你突然发现你能 按自己的意愿控制人们的行为。……’ ‘这是个假设吗?’ ‘随你怎么想。我却认为这是个事实。’” 显然,发明费雷泽的人和《改变自我》的作者——B·F·斯金纳是这么做了, 他的其他论著即是说明。诺曼·乔姆斯基尖锐地批评了这种“有效的行为科学”: “不过,根本不存在这样一种行为科学:它吸收了适用于人 类事务或支持行为技术的、由经验加以支持的重要命题。……斯 金纳混淆了科学与术语。他显然相信,要是用行为的实验研究的 术语(但去掉它的精确内容)取代“算命先生”的表述的话,他 就会完成行为的科学分析。至于在理解科学思想基础方面的更明 显的失误是难于想象的。要是科学和技术的声望很高,公众就容 易受骗。……而等待心理学家为一般公众弄清认识的实际限度, 那是浪费时间。” 即使把行为主义科学弄得更“科学”一些,我们也不会证明僭妄地相信我们有 能力控制自己的行为是正确的。对斯金纳的决定性回答出现在1961年《美国心理学 家》的一篇文章中,这篇文章短得出奇,十分滑稽,是由两个斯金纳主义者凯勒· 布里兰和玛丽安·布里兰写的。它的题目是《生物的反常行为》(模仿斯金纳的主 要著作《生物的行为》)。文章描述了布里兰用条件作用方法(斯金纳的行为工程 方法)训练几种用于商业广告的动物时碰到的问题。他们的目的是“要看看行为科 学是否会在实验室以外起作用,确定动物心理学是否能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他们 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抓住了要害。 “受到条件作用的动物有38种,总数超过6000。我们竟敢对 付驯鹿、白鹦、浣熊、海豚和鲸这类不太有希望的实验对象。… …我们冒险前进,离斯金纳箱的安全地带越来越远。可是,在这 种自由外推过程中,我们总要与一个顽强的、令人泄气的失败模 式发生冲突。这些失败虽然经常令人为难并在表面看来多种多样, 但却正好归入一个有趣的模式。它们都表现了条件作用行为的崩 溃。” 这种崩溃的例子包括一只“受到条件作用的”浣熊。它受到训练,在猪银行那 里储存硬币,以便得到食物报偿。可能是某个储蓄和贷款银行要用这个节俭表演来 吸引顾客吧。训练的早期阶段一直挺顺利。 “现在浣熊真出问题了(我们也如此)。它不但不放下硬币, 而且还花几秒钟、甚至几分钟时间把硬币放在一块儿磨擦(一副 守财奴的样子),并把它们放到容器里再取出来。它继续这么做, 以至使我们原来的计划根本行不通。” 很多人都知道,浣熊进食前习惯于擦洗食物。在另一个例子里,布里兰训练小 鸡玩棒球,让它们旋转球棒,依次击玩具球。如果球撞上“后栏”,小鸡就会得到 食物奖励。在移动训练房以前,小鸡一直都做得很好。 “球开始运动时,对此行为受过很好条件作用的鸡变得狂燥 不安了。它们在球场上蹦跳,满场追球,甚至往地下摔球,然后 再追球、啄球。……这种行为虽然实际上从未受到强化(着重号 为引者所加),但它十分持久、有破坏性,使我们不得不把训练 房恢复原状。” 第三个例子与第一个例子类似,要求一头猪把一堆木制硬币存入猪银行。这样 做了四五次后,它就得到一次食物奖励。象别的例子一样,行为很容易就受到条件 作用,但随后又退化了。 “……它不再干净利落地带钱去存,而是一再放下它、拱它 ……拣起、抛向空中……如此等等。……后来的猪也一再表现这 种成问题的行为。” 一段时间之后,猪就得不到足够的食物了。因为它们靠自己挣的奖赏过活。布 里兰把这些失败归咎于“条件作用理论的彻底失败”。他们对失败作了深刻的分析, 驳斥了条件作用理论和行为工程的三个主要假设。这些假设是:把条件作用开始前 的动物看作一块“白板”,一切物种在条件作用方面都必然相似,以及“条件刺激 相等,应答也相等”。 在斯金纳的每页作品后面都隐藏着这些假设。它们是对生物学现实的彻底否定, 它们否定生物有机体的固有机制。这些生物有机体抵制人类扰乱它们的极“科学的” (或不科学的)努力。因此,这些假设成了斯金纳魔法思想的基础。(看来它们也 与上面讨论的其他错误一起,造成了情报机构的魔法思想。没有别的东西能够解释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愚蠢企图:他们想用药剂和行为方法来发展“洗脑”和“思想控 制”技术。) 在斯金纳看来,在人类行为的星座里,没有固定的星星——没有发达的生物学, 没有对伪科学的魔法操作的限制。甚至竞争也被心理学家的魔杖在想象里消灭了。 这种竞争不管是好是坏,总之是一直伴着我们的。“当你把科学方法应用到人类行 为的特殊研究时,竞争精神就是犯自杀罪。”在此,我们的僭妄膨胀到了极点,以 致拉断了它与现实相联系的最后一根线(虽然这线很纤细)。我们怎么能指望一种 无法让猪放下一个木片,或无法让鸡不再啄球的“行为工程”,竟能从完整无损的 人类那里干净地切除竞争精神呢? H·G·威尔斯(魔法思想的副主教)自己倒觉得不能否认生物在进化过程中必 然建立的界限。《莫罗博士岛》描写了一个从事活体解剖的科学家用外科手段把动 物变成半人的恐怖故事。在那里,威尔斯表达了他对科学力量的终极作用的担忧。 科学家莫罗死后,他创造的“兽人”开始恢复原来的形状和行为。 “详细描述这些怪物消失的所有步骤是不可能的。它们逐日 失去人类外貌,抛弃绷带和缠裹物,最后扔掉了每一件衣服。它 们的毛发开始延伸到裸露的四肢,前额变小,面部凸起。在我孤 独的第一个月里,我曾与它们有过准人类的亲密交往。想起这一 切都叫人害怕。……不管过去还是现在,正在减少的人性因素都 让我吃惊:语言能力的暂时恢复,前脚难以想象地灵巧,直立行 走的可怜尝试。” 最后,“顽固的兽众”恢复了原样,那个岛又属于可怕的生物了。在这儿,威 尔斯用恐怖的现实景象调合了他的魔法思想。但是,这种现实是痛苦的。在大多数 作品里,威尔斯都通过逃避痛苦赤消除他对人类力量的怀疑和矛盾感情。80多年后 的今天,我们有同样的魔法思想,但却没有了矛盾感情。这也许是因为我们的自我 欺骗变得太复杂了。在理解我们的僭妄的梦想和行动的后果方面,我们似乎还赶不 上威尔斯。 身 体 正如我们在前一节里已经看到的,傲慢是我们对待心灵控制和精神控制的态度 的一个重要部分。现在,它又体现在我们有能力控制身体这种信念上。这是可以预 料到的。在这个物质的、简化主义者的世界里,心灵和身体看来不再有那么大的区 别了。它们都是根据热力学定律从同样的化学反应里产生的。因此,把它们分开说 明,部分是叙述的需要,是组织一篇复杂故事的方法,也是对西方看待我们自己的 传统方式的一种让步。古代传统可能有某种合理性,我们并不认为心灵和身体是同 一种东西。在这儿,僭妄的性质也有所不同:对我们的身体深深不满,认为我们的 控制最好采取重构和代换原来不太完善的机制的形式。 我们对肉体之我的态度是傲慢和不满的奇特混合。为了考察这种混合,我们应 该回到H.G.威尔斯。这一点在《神的食物》里表现得最清楚,哪儿也赶不上。现在, 我们要去熟悉一种有缺陷的思想,它能编造出一种化学食物(即使是在科学虚构里), 这种食物的特点是能使我们在各个方面变得更大、更好,而且还没有副作用。现在, 在这种梦想里,人道主义的僭妄成了家常便饭,肯定要多于威尔斯那个时代。尽管 如此,那篇小说还是有点不可思议。 当然,凭着威尔斯的智力和生态学洞见,他一定知道《神的食物》里的主要谬 误。要是一切东西——蓟草、蚂蚁、老鼠、人、杂草和蔬菜都按比例变大,那么, 除了一个乘数外,平衡还会有什么变化呢?这等于说,米开朗基罗的大卫雕像要是 大一倍的话,它现在就是原来的两倍。 只有一种强烈的感情才能这么有力地扰乱他的常识。一个年轻巨人讲的话暴露 了威尔斯的这种感情。 “这些人[通常大小的人]是正确的。从他们的眼光看是这样。 他有理由杀死长得比他们大的人。……他们知道……侏儒与巨人 不能共存于一个星球。……他们会继续过渺小的侏儒生活,相互 间行侏儒之善,为侏儒之恶,这永远保险。他们也许会达到一种 侏儒式的黄金时代,结束战争,消除人口过剩,坐在世界性的城 市里发展侏儒文学,互相推崇,直到世界开始冻结。……” 在这儿,我们看到了明显错误的观点。这部小说的大部分都把受食物影响的人 描写为其大无比的巨人。但在结尾里却突然把地球上正常大小的居民描写成矮人和 侏儒。现在,作者的观点不管原来的情况了。因为若把没有改变的大多数人看得很 渺小的话,我们就不会再把食物的食者看作巨人了。我们谈的或者是巨人,或者是 侏儒,而不是这两者。我相信,这意味着威尔斯对人类有两种同样强烈的矛盾感情。 一方面,他认为我们有能力创造巨人,几乎能够随心所欲的控制我们自己和周围环 境。另一方面,他又被人类不完善这种沉重的感觉压倒了。这里说的不完善指的是 人类一切不完善的方面,包括人类精神的极度不完善。但是,威尔斯喜欢把这一切 不完善都概括和表现在“侏儒”这个躯体形象上,它是我们所有人(包括作者自己) 的肖像。他的意思是说,人类和其他生物都机能不全,我们的身材和能力就是这种 机能不全的最好说明。的确,威尔斯在其他著作中抛弃了这个比喻。例如,在他的 中篇小说《慧星上的日子》里,神奇的改变只影响了兄弟般友爱的品质。不过,他 写下的是侏儒语言。 然而,这也是清楚明白的语言。他说,我们可以学会如何消灭战争,学会如何 控制人口数量,我们甚至可以建造一座专用于艺术实践的“世界性城市”。但是, 这一切都没用。他绝望了。我们将仍然是侏儒!这是一幅悲剧性的自画像,但却不 是独特的画像。它也不是我们在人道主义的僭妄里发现的最后一个矛盾。 现代虚构发挥了自疑和自信这种混合变形的主题。它们确实出现在关于仿生人 的令人反感的电视传奇里。那个英雄半是血肉之躯,半是塑料器官。他有人工腿、 人工臂和人工眼(但没有人工脑)。靠着这些人工器官,他表演了超人的绝技。这 个角色令人感兴趣的地方在于,它极其呆板、不自然。我想,这不能归因于演技糟 糕,也许只能部分地归因于剧本弊脚。它另有原因。 事实真相在于,仿生装置和备用器官永远也不能成为它们想要取代的器官的等 价物。 进化过程耗费巨大,曲折不平。它花了3十亿年才使有机体与周围的环境协 调起来。这并不是说我们已经绝对完善了,而是说,要根本改变我们的躯体,使我 们得到更好的装备,过上更好的生活,实际上是很困难的。进化生物学家厄恩斯特 ·迈尔有一次论述过突变这个题目。他说:“鹰的翅膀不会使鸫飞得更好。其实, 要是给鸫加上其他各种装备,它可能根本飞不起来。”仿生人观念徘徊于荒谬和渎 神之间,既伤害了科学感情,又伤害了宗教感情。据报道,大量美国儿童要父母允 许他们割断四肢,用仿生设备来代替。这该有多么尖锐呀!修复伤残器官是一个较 为平和、谦虚和合法的目标,它不同于生产出超人的目标。可是,根本的力量—— 完全消除死亡和疾病的梦想,却是同样的僭妄的组成部分,这种僭妄使许多直接目 标比较谦虚,我们的成就也无法满足我们期望,甚至无法满足我们公开宣布的要求。 “仿生激光杖”足可为例。有一篇文章叙述了盲人使用“仿生激光杖”的情况。在 那篇文章里,记下了盲人母亲的话。她说:“尽管仿生杖经常发生故障,他仍然乐 意使用它。一旦它出故障,马上就得到修复。在此期间,他用普通杖。”激光杖不 但是人眼的可怜的代用品,而且(不必惊讶)也比不上有血有肉的引路狗。购买和 训练引路狗的费用虽然较高,但它不会经常发生故障,从而免去了高昂的维修费。 而且, 引路狗能用十来年。更重要的是,引路狗至少比仿生杖多4种功能。它还能 判断主人,与主人建立感情。 要是仿生杖处在初级阶段,举它为例显得不太公平的话,早已存在的仿生用品 又怎么样呢?它们都没有超过人的正常功能(如有好几百年历史的眼镜)。而且, 大多数还达不到人的正常功能,或不能让主人一生保持这种功能(这个人要是没死 于仿生代用品的故障的话)。我们不希望抛弃这类发明,但把它们浪漫化却是很危 险的。因为这会造成双重损害:既会夸大我们创造和控制的力量,又会助长我们对 自己真实身体的非理性的不满。 与仿生装置有关的,还有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也涉及许多其他发明。在它们 的使用中,总包含着经济学家称为“物物交换”的因素。戴隐形眼镜的人常感到疼 痛、不舒服,并且有感染的危险。这种物物交换也许还不是最严重的。更严重的是 失去独立性,出现一种本人意识不到的微妙现象。使用仿生杖的人卷入了广泛的技 术和供给网络,这个网络生产和维修他无法控制的仿生装置。然而,他要付出代价: 他失去了10年来使用引路狗时享有的相对独立性。要是他住在纽约,那么,圣地亚 哥电子元件厂的罢工,可能会使他那发生故障的仿生杖的修理工作耽搁几星期。为 了得到快速维修,他必须生活在一个设有制造厂家维修机构的地区。他必须总是付 维修费。 就这个例子和别的例子来看,仿生装置的好处也许有时值得付出这样的代价。 不过,这很难衡量,因为我们的社会从来也没有记下或弄清真实的价格。有一种情 况最为明显:社会竟用昂贵、复杂的机器和技术设备把肯定要死的人维持在毫无希 望的植物人状态。 另外,还有一个涉及新的诊断方法的例子(如电子层面X线照相 技术, 它改进了传统的X线照相设备)。这种方法贵得惊人,无法广泛使用。它经 常为了诊断无法医治的疾病而给全国人民加上沉重的税务负担。必不可免的结论是, 我们在目前和将来控制身体方面的僭妄假设,使我们无法估量这种控制的性质和总 体后果。我们没有进行最终结果分析,因而计算不出真实的代价。 正在显露的图景与我们关于现代“奇迹”药物和治疗的经验绝不矛盾。我在一 开始就说,这些药物对于多数病例是有疗效的。尤其是抗生素,它整整消灭了好几 类病害,使它们成了医学里的古董。问它的代价——估量它的全部效果,是不是不 知好歹呢?我不这么看。 就连抗生素也不是一种纯粹的福音,它的巨大成功引起了似乎无法解决的新问 题。病人要求不恰当地使用这类药物,如用它们治疗大多数病毒性疾病,而医生也 常常默许病人这么做。结果造成了不必要的药物反应和药物过敏。更糟的是,这种 作法无论在哪里都造成了抗药物细菌的增加。我们现在知道,细菌的这种抗性可以 转移,从一个细菌传给另一个细菌;这种情况甚至可能发生在人和家畜之间,因为 人们常给家畜注射抗生素,以便促进生长。医院里抗生素用得最多,抗药物的有毒 菌株也极多,从而使护士认为必须用剧毒物质擦洗新生婴儿,以便预防皮肤感染。 现在,几乎所有细菌性疾病都有了中度或高度抗药物变种。我们完全陷入了一种要 命的竞赛:我们必须比细菌发展抗性更快地发明新的抗生素。而且,抗生素消灭了 几类细菌,但它们的生态学空间又由以前无害的各种有机体填满了。通常有益的大 肠杆菌,现在感染的机会比抗生素时代以前大得多。 镇静剂也有其用途,尤其是在治疗严重的精神疾病方面。不过,人们普遍用它 们来逃避现代生活造成的紧张。在最终结果分析中,我们会问:“缓解紧张烦闷症 的药剂,对个人和社会真有好处吗?”我认为回答是否定的:这是掩耳盗铃。紧张 自身是一种症状,而且是一种有用的症状。它表明,必须改变环境条件,或者换一 个新的环境。象所有的药物一样,镇静剂也有自相矛盾的后果。这种情况相当常见。 在某些情况下,它们增加了忧虑;在另外的情况下,它们引起了侵略行为和敌对行 为。 就连我们给这些化合物取的名字——镇静剂,也既表明了我们的僭妄,又证明 了这种僭妄毫无根据。细胞生物学家保罗·韦斯指出,我们倾向于创造出掩饰我们 的僭妄的名字。这时,我们假装理解了某些“孤立的”事件。实际上,这些事件是 我们所不理解的巨大系统的组成部分。换句话说,我们给我们的发现和发明取的名 字,有一种总括的普遍性和权力的味道,以便掩盖韦斯称为“我们对自然和关于自 然的思想的……有机整体犯下的截肢”罪行。韦斯称这些名字是“似人的小妖精。 ……象古代的半神一样,它们做着我们无法理解的事情。”韦斯没提到“镇静剂” 这个词,但不管怎样,意思还是相同的:人类的耳朵不喜欢昕到意味着软弱、无知 或不确定的字眼。因此,我们挑来描述我们的发现或发明的词汇本身,就是人类自 我欺骗程度的最佳指示器。 也许哪里的自我欺骗也不如“反癌”战争那样明白。癌症造成的恐惧,超过了 现代的任何一种疾病。这差不多肯定是由于癌症本身就是对我们固有的控制机制— —生长控制机构的否定。另外,由于我们被托付给了一个我们自己设计的世界—— 一个只有绝对相信人道主义假设才有意义的世界,所以,癌症观念成了一种恐怖和 威胁。这远远超过了那种令人惊恐的疾病的基本性质,原因在于我们缺乏成功地对 付它的办法。经过许多年的研究,花了无数美元,我们取得了什么进展呢?要是听 信支持那场“战争”的慈善机构发言人的话,我们就已经取得了巨大进展。但这不 真实。现在,我们能抑制或引导少数极轻的癌病,但完全消灭的却没有几例。抗癌 药和用于治疗的辐射,除了能造成较多的直接死亡外,还能在几年后引起新的癌变。 我们没有达到根本突破,只在进行盲目的摸索。与25年前相比,乳癌、肺癌和消化 道癌的治愈率未见提高,或者还有下降。可是,这些疾病的发生率却惊人地提高了。 (意味深长的是,搜集这些令人沮丧的事实的工作遇到了阻力;阻力太大了,以致 唐纳德·古尔博士写一篇文章,题目就是《癌症——约定的沉默》。)我们实际上 处在黑暗之中。正如彼得·梅达沃爵士据说,我们甚至不知道在“癌症的自然史” 中是否存在心理的致病因素。似是而非的进展比无知更糟。“双重束缚”似乎典型 地表达了反对这种疾病的长期斗争。 例如,早期胸部肿瘤X射线透视法曾被宣布为 检测早期乳房癌的令人兴奋的新方法, 可是,后来发现,用来检测的X射线造成的 癌病变,可能多于它所检查出来的癌病。就象我以后将要讨论的环境状况一样,这 里似乎也有一种“测不准原理”在起作用。换句话说,我们的诊断和治疗活动本身 在身体内引起了很多有害反应,以致无法实现原来的打算。 我们的科学和技术有没有可能达到治愈一切主要癌症的地步?测不准原理又起 作用了。因为有足够的理由相信,生活方式既然能在遥远的未来发现癌症治疗方法, 它也会引起癌症。由于都市区和某些工业区的癌症比率明显增高,估计80%至90% 的癌症是环境造成的。即使这个估计有点夸大,但它仍有意义。因为正是这种都市 扩展、工业增长(尤其是化学工业的增长)和与癌症有关的危险的生活空间,产生 着反对它们的调查活动。聪明得足以从事癌症尖端研究的社会,也就是那个聪明得 足以发明各种可能引起癌症的物品的社会。这些物品包括糖精、儿童睡衣拼料、食 物染色剂和游泳池检验箱。 假如我们承认不大可能的假设,相信我们会找到治疗大多数癌症的有效方法— —这种疗法自身不会造成严重疾病(治疗乳癌不会造成男性化,治疗膀胱癌不会使 身体易受感染,不会造成毛发脱落和恶心),那情况会怎么样呢?“纽约公民自由 同盟”执行理事艾拉·格拉瑟给《纽约时报》写了一封信,描述了本世纪70年代中 后期威洛布鲁克州立精神病院的情况。 “威洛布鲁克诉讼案最初是为了院中近5000名呆傻儿童的利 益提出的,他们象库房里的废料一样,处在难以形容的恶劣状况 中。要是在诉讼案开始时走进威洛布鲁克医院,你永远也忘不掉 那里的景象和气味。这里的可怕现象多得难以罗列。有个孩子穿 得破破烂烂,身上长了蛆。” 狄更斯肯定也没描写过一个比这儿更坏的地方。如果进步的社会用这种方法来 治疗有缺陷的儿童,那么,快节奏的都市工业社会通常遗弃或蔑视的成年人,情形 又是如何呢?他们数量很大,是未来的癌症患者。他们会被送到威洛布鲁克那样的 医院,在那里烂掉。家庭虽有缺点,但它能安置和保护老人。人道主义对进步的崇 拜摧毁了家庭,却给了我们大量老人——人工发明的机构永远无法真正保护这些老 人。极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人道主义造成了这种不人道的邪恶世界。 我想起了两件小事。 有一次,我在假期回家,父亲带我到他工作的那家医院。他碰到了难对付的病 例。患者是一个处于严重糖尿病昏迷中的老太太,她对胰岛素没有反应,已经生命 垂危了。可是,父亲不肯承认这种结局。父亲精心照管了许多钟点,给她注射了几 千单位的胰岛素(相当于那个医院胰岛的全部储备),最后竟把病治好了。下一次 回家的时候,我向父亲打听这个病人的情况。父亲说,“好几个月后她死在家里。 你知道,她的亲属曾由于我救活了她而大为恼火。我想是这些人不给她注射胰岛素, 她才死去的。她是他们的累赘。”当然,远在人道主义时代以前就存在亲属间的相 互谋杀,但我认为这个故事在我们的时代有特殊意义。我们发现了许多延长生命的 方法;但是,天伦之乐和家庭观念却消失了;它们曾使以往的时代充满了生机。又 一个测不准定理——发现了医疗方法的社会看来无法创造一个享受这种医疗方法的 环境。我们的文明正在把生活的价值等同于单纯避免死亡。空洞的、不可能的目标 和愚蠢的、无意义的探索;取代了我们生活中固有的欢乐。我们只有重新承认死亡 是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生活才会恢复往昔的紧张,医生的有益努力才不会被 浪费。但是,我不知道这一点怎么能在人道主义的世界里实现。 几年后,我在医学院读书时,有幸参加了一个学生小组,碰到了一位80高龄的 优秀心脏病学家。他是波士顿医学界的著名人物。在那次讨论中,一名学生感情激 动地说,在美国,心脏病是造成死亡的第一号原因。我们的老师想了一会儿,然后 说,“你喜欢什么疾病成为死亡的第一号原因呢?”我花了10年时间才充分理解了 这个问题的意义——要是我理解了的话。 毋庸赘言,无性繁殖也是一种逃避死亡的尝试。无性繁殖将为我们提供一种高 级能力,使我们能够创造酷肖父母的子女,再生现在的生命。若把这种技术应用于 人类,我想,除了财富和权势外,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接近这种技术。即使在这个例 子里,我也不相信它能广泛使用。除非有时为了金钱,哪个妇女会愿意怀一个完全 由男性造成的孩子,并生下他?(试管婴儿的观念——无需母亲的子宫就能在实验 室里生产的婴儿,离我们现在的问题太远了。)考虑到这类婴儿可能受到的照护, 我怀疑小约翰尼或小乔治是否会成为令人自豪的人——更有可能成为一种弗洛伊德 没有预见到的新威胁。要是爱因斯坦的细胞得到了无性繁殖,就智力可以遗传这一 点来说,我们就会在地球上本已十分丰富的智力贮藏上面加上大量的道德败坏者。 我们可以预言,那些成了物理学家的爱因斯坦仿造品,肯定会发明更强大、更有效 的炸弹和死光,以发泄他们的热情。总之,不能小看环境在人类发展中的作用。即 使可以让一个小孩带有爱因斯坦的基因,我们仍然无法给他爱因斯坦的父母,无法 给他养育了爱因斯坦的19世纪的欧洲。 与母系无性繁殖正好相反,男性不可能允许广泛使用让他们成为多余的人的技 术。不过,单性繁殖的决定性错误还在生物学上。有性生殖的物种的巨大力量,在 于通过遗传重组,能够产生近乎无限的变种。变种是一个物种应付不断变化的环境 的最佳方法。为了自私的快乐——生产我们自己的遗传副本而放弃这种变种,根本 没有意义。在不可预见的将来,更是如此。 遗传工程的基础——基因变换,是一种更现实、更严重的危险。表面看来,这 是一种很诱人的想法:为了合乎需要的特殊目的,把基因从一个有机体移到另一个 有机体上。可是,这隐藏着数不清的危险。例如,存在着把大肠杆菌用作受体的危 险。大肠杆菌通常寄生在肠内,并为我们的健康所必需。这些改变了的有机体可能 会逃出实验室,侵扰人类。而且,还存在着这样的危险:由逃逸的有机体造成的基 因变换可能会自发地出现在肠内,使我们完全无法控制输入的基因。也可能有这样 的危险:这些基因在新寄主那里会有预料不到的作用,或以新的方式活动。例如, 有一个实验在取得了最初的成功后就停止了。这个实验为了制造纤维素酶而输入大 肠杆菌基因。纤维素酶为人类所缺乏,是破坏植物纤维材料——纤维素的酶。从事 实验的科学家发现,奇异的消化力除了为我们提供一种新的、易消化的食物外,还 会释放出二氧化碳气体,使我们只要吃了蔬菜、水果或谷物,肚皮就会象气球一样 膨胀起来。假如他没想到这一点,会怎么样呢? 为了答复对基因变换实验的抗议,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提出了建设性的《指南》, 介绍对付各种潜在危险的简便方法。下面是著名的分子生物学家罗伯特·辛斯海默 博士对“指南”的评论。 “人们喜欢认为自己是例外,认为我们已经创造了自己的小 生态环境。这在一定范围内是正确的,但在更大的范围内,它至 少是一种自负。…… 《指南》反映了一种自然观,这种自然观把自然当作是完全 受我们支配的、静止被动的领域。他们认为我们的小生态环境没 有漏洞,不存在未设防的地段,因而绝对安全,不会受到任何攻 击。我却不这么乐观。…… 当然,人类都有担忧明天的不幸的趋向。这常常是建立在观 察基础上的明智趋向,但并不总是如此:许多不幸的预言从来也 没实现过。在此,我建议采取一种宽容的态度(我曾听说过这种 态度):宽容这种不幸的预言的潜在数量,尤其是要宽容这项事 业所独具的不可逆性。” 菲利普·西凯维茨,一位著名的细胞生物学家,也论及了基因变换研究和《指 南》。他的问题和回答形式实质上是一种最终结果分析: “我的科学论证可以表述为一串问题。对那个能以确定的方 式加以陈述的世界,或对那个能用合理怀疑的方式加以陈述的世 界,我们真的认识了很多吗?我们真的认识到了科学探索会导致 什么样的结果吗?我们真在综合知识的道路上前进了很远,以致 忘记了佛兰肯斯坦博士借以造出怪物、布拉格的拉比借以造出机 器人的压倒一切的骄傲吗?谁要回答‘是’,我就告他犯了古希 腊人裁定的最重罪行——自大罪、过度骄傲罪,甚至傲慢罪。” 第三个伟大的科学家——核酸和基因研究的奠基人之一欧文·查加夫博士,也 谈过这个问题: “佛兰肯斯坦博士要是一定生产他的小生物妖怪的话(没有 强迫和强制),他为什么挑大肠杆菌作子宫?……谁知道移入原 生质DNA(杆菌将一直繁殖它们) 之中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尽管 有各种预防措施,它们最终还是要进入人体和动物体内。…… 我们的时代深受冒充专家的胆小鬼所作的大量决定之害。有 什么能比创造一种新生命的影响更为深远呢?……你能停止分裂 原子;你能停止登月飞行;你能停止使用烟雾剂;你甚至可以决 定使用某些炸弹而不杀死全体居民。但是,你无法取消一种新生 命。……普罗米修斯与赫罗斯特拉特斯相结合,必然产生邪恶的 结果。…… 这个世界是借给我们用的。我们来去匆匆,要把土地、空气 和水留给后来者。我们这一代人(或许是我们前一代人)首次在 精密科学的指导下,进行毁灭性的反对自然的殖民战争。为此, 未来将控告我们。” 也许现在该写出我自己发明的两个“定律”了。在科学的意义上,它们相当弊 脚,因为我不能证明它们。但我相信它们的正确性。我知道,它们得到了最近几个 世纪,尤其是20世纪人类经验的支持。 1.大多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都是以极大地损害人类、 人类文化和人类环境 的方式发展起来的。 2.要是一种发现或一种技术能够用于邪恶的目的,它就会被这么使用。 在讨论我们对环境的僭妄时,我还要重提这两条定律。除这两条定律外,基因 变换问题引入了另一个将要不断重复的主题——人类某些活动的不可逆性。尽管这 个主题常常被人忽视,它的重要性却是怎么强调也不过分的。 最后,应该强调的是,所有关心基因变换实验的科学家,都超出了人类健康的 狭隘成见。他们担忧的主要是生物圈自身,是这个星球上的生物世界。辛斯海默写 道: “正如在一个生物圈中死亡即是极限一样,要是只有一个主 题, 风险等级概念就是毫无意义的了。 ……在美国,所有重组 DNA研究, 以及所有现代生物学研究,都是由国家卫生研究所资 助的。我认为,虽然国家卫生研究所的管理实际上极为开明,但 这种明显依赖一个其天职就是关心人类健康的机构的状况,却扭 曲了这个国家的生物科学。我敢肯定,这种状况使我们的评价带 有偏见,并且限制了我们的视野。我们现在开始知道了代价。 虽然我不同意这个陈述的个别部分,但它的基本思想却是很重要的。在这里, 我隐约看到了束缚我们心灵的人道主义枷锁开始松驰的迹象。 在这一部分,我们碰到了当代征服死亡的观念和与此相关的完善生命的观念。 自从厄舍主教那个时代以来,人类的确学到了许多东西。这一点不能否认。然而, 这种新知识虽然为极其无知的人类提示了广阔的地平线,但它的作用仍然很少超出 对人类机巧的证实。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也提供了一个新的魔鬼,用来取代古老 的魔鬼(至少在基督教中它要为人类的不完善负责)。由于我们在考虑自己认识了 什么、能够做什么这类问题时太僭妄了,结果使我们无法再承认或再应付不可知的 东西和不可做的东西。 一旦承认了我们既非全知也非全能, 这种古老的宗教信仰 (不管它有什么样的缺陷)应付有助于我们接受这种不完善状态,把它当作是尘世 生活的一个条件。人道主义假设阻止我们承认这一点,因为这会否定那些假设。但 是,矛盾的现实每天都向人道主义假设提出了挑战,对此,我们都有体验。这样, 不可知的和不可做的东西就成了魔鬼,成了某种内在于我们的东西(我们却必须使 它成为外在的),成了忧虑和恐惧的强大根源。 人与机器 不久前,美国一家报纸刊登了大字标题:“计算机帮助挑选陪审团”。细读下 去,才明白标题太耸人听闻了。原来计算机只是用于审查待聘陪审员填的调查表, 以便剔出那些不适合参与某个案件的人。然而,这个标题提示了一个重要问题:人 类愈来愈把机器的能力看得高于人类自己。这一点在《身体》那一部分十分明显。 在那里,它是我们对肉体之我深深不满的结果。但是,即使我们较为尊重我们的精 神能力,我们仍然普遍认为,在履行心灵的某些重要功能时,计算机潜在地(若非 现实地)比我们更快、更有效率、更客观、更精确。 这种牺牲我们自己、夸大机器性能的做法并不新鲜。尽管通常的看法一般是正 确的,但它的确开始于讽刺文学。“机器人”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罗素姆万能机 器人》一剧中,它是捷克作家卡雷尔·恰彼克在20世纪20年代写出来的。《罗素姆 万能机器人》里有下面一段对话: “海伦娜:可你在制造机器人!为什么不再有孩子出生了? 高尔博士:我们不知道。 海伦娜:噢,但你一定知道。告诉我吧。 高尔博士:你看,正在制造这么多的机器人,人正在变得多 余。人实际上是一个幸存者。他要是不该灭绝,必须经过30年的 竞争。这很可怕。你可以想到,制造机器人冒犯了自然。” 想到人们竟严肃地接受这类东西,恰彼克可能要吓得毛骨悚然。正如他在后期 著作《战争与蝾螈》里说的,科学幻想小说的意思只在于用一种方便的娱乐方式暴 露人性的弱点。然而,正是科学幻想小说抓住了大众的想象力。半个世纪后,人们 虽然差不多忘掉了《罗素姆万能机器人》,但却记住了“机器人”这个概念。 机器崇拜的另一个方面是努力把人类的较好特性描绘得类似机器,而不类似我 们周围的其他东西。进行这种努力并研究人与机器间整体关系的伟大历史学家是刘 易斯·芒福德。下面这一段引自他的著作《力量的五边形》(《机器的神话》的第 2卷)。在这里,他记录了巴克明斯特·富勒对人的描述,并加以评论: “富勒观察到,人是‘一种自平衡、有28个骨节的双足动物, 是一座电-化学还原工厂, 它把各自的能量整合到有发动机的那 些仓库, 然后推动数千个液压泵和气压泵。人有62000英里毛细 血管,几百万个报警信号,几百万个运输系统。有轧碎机、起重 机……以及普遍分布的电话系统。要是管理得好,它们70年不用 维修。整体的人是一个异常复杂的装置,由固定在一个塔楼上的 望远-显微自动记录仪和记录测距仪、 分光镜等进行十分精确的 指导。’ 富勒的对比十分简洁。即使有人不太相信虚幻的、假精确的 统计猜测,这个类比表面上也很准确。在这个机械抽象的详细清 单,只缺少一样东西:关于人本性的细微线索,它脱离于人的可 测量的肉体成份。” 人类人—机关系思想发展的最后阶段可以叫做“辩解阶段”。这时,事情已经 十分明显:机器,甚至尖端机器,都很不适于完成人类以另外一种方式常常做得很 好的事情。所以,人们找到了说明机器偶像工作较差的理由。最常见的辩解是“人 类的错误”。人类参与包括计算机在内的复杂系统时,也许要十分经常地乞灵于这 种辩解。反对意见则认为,机器系统不是问题和限制的根源,它们是无辜的旁观者 和人类不完善的证人。 机器崇拜怎么能和人类具有神性的信念共存呢?如果我们是神(正如控制的神 话所断定的),如果我们创造了机器,我们为什么觉得自己比我们的创造物低下? 这不是超过了一个创造者的骄傲了吗?创造者对自己的发明物通常并不这么谄媚。 我相信,这个悖论不只有一种解释。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人道主义宣传的延伸。 由于我们能够制造在某些机械劳动中比人工作更好的机器,容易轻信的人就喜欢接 受力量假设,相信我们当然能制造出其他机器,那些机器即使还不完善,但在做任 何值得去做的事情时,都会优于人类。因此,那些构成现在生活的一部分的机器故 障,就成了双面盾牌:一方面是人类错误这种辩解和假设,另一方面是证明任何机 器不能做的事情皆为多余、无效和逾距的运动。这一点,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渴 望神圣的人类所处的傍徨状态和对外在的神的需要,可能助长和鼓励了这种轻信。 我无法证明这一点,但从比较虔诚的机器爱好者的行为来看,它似乎很明白。 人道主义——人性宗教——导致了机器崇拜。这个悖论还有一种较深刻的解释。 我们要想保持控制的神话这类虚构,就必定崇拜机器。因为我们在潜意识里都相信, 傲慢和自大是没有根据的。日常经验不断证明了这一点。人类不是神祗,尽管它偶 尔表现出类似于神的特征,暂时叫我们吃惊。人类技术仅仅证明了这一点。可是, 技术是我们主要的神性产品,是我们奇迹的来源。要是证实不了自己的奇迹,没有 一种宗教能存在下去。所以,机器崇拜有一种壮胆的性质:在危险状况下,我们互 相安慰说,没什么可怕的。 许多公开的人道主义者声称强烈反对机器,反对技术。我不认为这是装模作样。 人道主义哲学家抽象出了人道主义的许多优秀特征,但他们没有看到,人道主义每 天都在实行的却完全是别的东西。热内·迪博即可为例:区别“科学”与“技术” 的经常而混乱的努力,损害了他那华丽、文雅的著作。他认为,科学是纯粹的、创 造性的、人道主义的,而技术则是低劣的、有害的、邪恶的。实际上,这两种趋向 都源于人道主义,不能割裂开来。它们经常结合在同一个人身上。我有一个化学老 师名望很高,他既对一种救生药的合成很有贡献,又发明了一种可怕的、不人道的 燃烧炸药。把人道主义好的后果和坏的后果分开,从而不追寻后者根源的想法,可 能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基督教从来都没有完全赞同过犹太教的善恶观。犹太教认 为,善与恶是人性的正常组成部分,它们不可分割地混合在每个人身上,尽管比例 会有不同。总之,敏锐的人道主义者表现出来的混乱、矛盾和虚弱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又是可悲的。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如此清楚地认识到的巨大损害,其根源正 在于人道主义哲学的主要教条。 尽管机器崇拜很流行,但机器并不特别好崇拜。我们的控制装置里没有道德或 终极目的,甚至没有个性。目的论乞灵于这些装置,想不到它们竟会攻击任何目的 论。象已经变成“玩物”的丛林猫一样,它们也不值得信任。在杰基·科辛斯基的 小说《斗鸡场》里,新型主角塔登象鲨鱼一样在深水里运动。人类的学校让他入学, 为此要少收一个学生。人们对他没什么印象。他是一台随便装成的机器。实际上, 他的第一个受害者是从电话号码薄里随便挑出的。这就是现代人最坏的方面:既没 有爱情和对自己的弱点的认识,又没有任何目的。可以预见,他的最后毁灭将来自 一架机器,尽管这种毁灭是短暂的、象征性的。塔登受骗进到一架热得受不了的破 电梯后,发现自己竟没法对付机器漫无目的的和随意的报复: “电梯照常往来穿梭,上升下降。我用鞋底当杠杆,想把门 撬开,但门仍旧关得很紧。我想用小刀撬开镶板,但刀片太脆, 从根底绷断了。我又用金属钱夹的边来撬,但只是弄断了钱夹。 我总带着保护装置,以防不速之敌,但这些装置在空空的电梯里 毫无用处。” 然后,他想象自己是被敌人故意骗进电梯的。他太糊涂、太混乱了。最后,塔 登终于开始正确评价机器的绝对非个人性了。 “尽管我总以为自己在空间中作水平运动,侵犯他人的领地, 但我的生活也总是垂直的:我的所有房间至少都在高楼中间,制 造电梯是绝对必要的。现在,这些必要设备的一种突然变成了一 个无窗的密室。推动电梯升降的力量,就象推动地球绕轴旋转的 力量一样,似乎是偶然的、自发的。……” 塔登出来后才发现,有人玩了恶作剧,把“故障”标记偷走了。 谁取下了当代文明的“故障”标记?我们怎么能象结束一次糟糕的短途旅行一 样结束长久存在的电梯崇拜呢?前几天,我读了一些赞扬中子弹的文章。文章中说, 中子弹值得制造,因为它只消灭人,而完整无损地留下人的建筑、机器和金钱。随 着这种冷酷残忍的狂吠,人道主义完全陷入了循环状态,人类也面临着一种惩罚— —正义之神的愤怒。这似乎较受欢迎。 环 境 人类控制的极大失败和人类全知的极大否定,明显表现在人与环境的关系上。 没有任何重要的例子能说明我们对世界的管理是全面的、成功的。我们在理论上对 世界的理解,也不足以使我们能很好地管理它。我们只能在极少的情况下把微小的 系统看作是孤立的,这时,管理和控制才会完全起作用。但我们不能以这种方式操 纵世界。 我们在去改变超出我们控制的事物时所具有的信心,总令我十分惊讶。查特雷 斯教堂窗户上的“保护”设施(前一章有过描述),就是一个十分简单的小例子。 象通常一样,困难没被预料到。法国彩色玻璃窗保护协会是一个包括许多艺术家的 团体,它的成员首次发现了这种困难。皮埃尔·施奈德在《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 章里描述了这个困难。 “艺术家受过训练的眼睛首先看出了变化:三个修复的窗户 透进的光变得象普通浅色玻璃透进的光那样平直、呆板了。…… 保罗·阿卡罗克博士认为,从前用的是圣戈贝恩玻璃,而现 在用的维亚克里尔膜不但外观光滑得难受,而且还完全改变了彩 色玻璃的表面结构,从而破坏了它透过混合光的能力,而这种能 力正是它不同于普通玻璃之处。 此外,用来清洗的溶液显然是剥蚀剂,而维亚克里尔膜所提 供的保护又远远不能令人满意,不能持久。其实,奇迹产物本身 最反对移动。” 象所有这类情况一样,只要科学地说明毛病在哪里,就会使彩色玻璃爱好者们 满意。他们还有机会想一想,我们以这么高的效率和速度毁坏彩色玻璃的光学性质 的能力,刚好产生于一个再也造不出这么美、这么好的彩色玻璃的时代。难道这真 是一种巧合吗? 前一章谈到的亚利桑那用太阳能抽水的事情,是善意的规划产生意外结果的另 一个例子。当然有些区别:查特雷斯窗户已经受到损害,而太阳能抽水仅处于试点 阶段。不过,在这个例子里,人们虽然预见到了潜在的问题,但却忽视了它们。从 长远观点看,结果还是相同的。 即使太阳能技术十分可靠,不会直接造成麻烦,可西南地下水储量持续减少仍 会产生问题。这种太阳能技术运用起来,还会引起新的困难,因为它的开发者没把 它放到整个背景中:从地下廉价抽水的能力将导致水位下降,造成新的干井干泉, 引起地面大幅度下沉,增加农药对地下水的污染。这样,传统的电力抽水成本必然 增加。这不是一场灾难,而是一种保护机制:为在近期获利开发稀少的地下水资源 已经不合算了。美国西南人已经用光了他们想得到的任何水,而且有时还消费未来 的储备。从别处引水可能也有麻烦的方面,其他国家为此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 既然缺少另外的水源,人们只好消费现在已经减少了许多的地下水。这意味着西南 地区应该迁走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工业,意味着大量不合时宜的湿地作物应该立即停 种。这恰恰正是前人道主义时代必然发生的事情。今天,任何使人类倒退的想法都 是不可思议的;要是愿意的话,我们有许多方法来资助和延长痛苦。过去,有些东 西的因果关系是一目了然的;现在,原因变得模糊了,好象是幻想、幻想的结果, 而这些幻想和幻想的结果都部分或全部地产生于始因。最后这一点伪装得很好,不 会被发现。 查特雷斯窗户和太阳能抽水的例子说明了一个新的普遍原理,即尤金·施瓦茨 所说的“准解决和余留问题”原理。准解决是在人为地限制了的范围内解决问题, 而余留问题则是应用准解决方法后产生的问题。施瓦茨在《过度巧妙》一书中说: “一个问题的解决会产生一批新问题,这些问题最终会排除 那种解决。这个辩证过程可以概括为技术-社会发展五步骤。 1、由于相互联系和封闭体系的局限性,一种技术-社会解决永远 都不完满,因此是一种准解决。 2、每种准解决都会产生新的、余留的技术-社会问题。这些问题 产生于:(a)不完满性,(b)扩大,(c)次要结果。 3、新问题的激增速度快于发现解决方法的速度。 4、每种后继的余留问题都比前面的问题难解决。原因有七:(a) 技术动力学, (b)复杂性增加,(c)成本提高,(d)资源减 少, (e)增长和膨胀,(f)要求更大的控制,(g)社会体制 的惰性。 5、在一个技术发达的社会里,未解决的、余留的技术-社会问题 会聚到一处,在那里,技术解决根本不可能了。” 热内·迪博在《理性的觉醒》一书中谈到了同样的问题: “为了矫正技术革新不断造成的新损害而去发展反技术,乃 是一种绝望的方针。要是这样做下去,我们的行为将越来越象被 追赶的生物,从一种保护装置逃到另一种保护装置,每一种保护 装置都比前一种更贵、更复杂、更不可靠;我们将主要考虑如何 避开危险的环境,从而牺牲使人值得活下去的价值。” 在这儿,我无法公正地评判这些使人感兴趣而又非常现实的评论的全部意义。 但是,我可以提几条理由说明我为什么相信它们是正确的。第一,正象施瓦茨和迪 博充分意识到的那样,为了好解决一点而任意限制问题的关联范围,使“解决”变 得毫无价值,甚至具有危害性。在查特雷斯窗户那个例子里,修复者似乎只想到了 合成树脂膜的透明性和耐久性,从来也没想到涂上这种膜以后窗户的外观将会怎么 样。同样,太阳能泵的设计者似乎也没超越准解决方法,问一下最最重要的问题: “为了从亚利桑那地下水源中提取更多的水,我们应该发明一种廉价的方法去开发 不可穷尽的能源吗?”只要发明出便宜的太阳能水泵,人们就会使用。这类事情不 能留待事后“控制”。这时,余留问题已经开始产生一批新的准解决了。提出重要 问题和进行最终结果分析的最佳时机是在开始从事任何准解决之前。 伴随大规模农业灌溉而来的麻烦事件之间的明显联系表明,每个技术准解决产 生的余留问题都复杂得令人难以置信。最初要解决的“问题”是满足现代农业对大 量稳定供水的需要。需要这种水的理由很多,特别是为了供养高产不耐寒的现代作 物,为了溶解化肥并把它冲进土壤,为了使怕旱作物在通常活不下来的地方生长。 大规模灌溉产生出许多种余留问题,其中之一来源于为供给灌溉用水而出现的 建坝需要。埃及尼罗河上的阿斯旺大坝说明了这方面的一些困难。首先,有一个余 留问题:尼罗河通常带来大量淤泥。这些淤泥现在沉在坝后面纳塞尔湖的静水里。 水库淤泥是全球性问题,在美国这类国家尤其严重。在美国,许多水库已有四、五 十年历史,其中充满了烂泥。有些大坝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水库容积就减少了近 50%。可是,即使以这个速度的1/10进行淤积也已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了。对这个问 题没有准解决方法。 其次,堆积在纳赛尔湖里的淤泥曾被每年的洪水冲往埃及田野。现在,这一定 由昂贵的化肥取代了。再次,从尼罗河流入地中海东端的淤泥和淡水数量减少,造 成了海产减少、含盐度增高,这又反过来破坏了埃及的沙丁渔场。再其次,埃及灌 渠的大量增加,造成了蜗牛的激增。蜗牛传播可怕的血吸虫病。这个问题的准解决 不完满,而且代价常常很高。但这些准解决本身的余留问题却明显表现出来了。最 后,还有土壤淤泥的问题。因为洼地表面的水过度蒸发,留下了来自化肥和水自身 的大量淤泥沉积。对这个问题的准解决只会产生更多的余留问题,比我们上面列举 的都要多。 与大坝有关系的各种余留问题在苏联也可以看到。在苏联,建坝过多与河水分 流使里海和咸海这两个大内海迅速缩小。苏联的准解决办法是使北流的西伯利亚河 流改道南流。这个办法本身有许多现实的和潜在的问题,并有可能改变全球气候状 况。 许多读者都将看到,这种关联中的初始问题——灌溉用水的需要,本身只是一 个更大的关联中的许多余留问题之一。这个更大的关联包括所有的现代农业及其僭 妄的人道主义前提。尽管我的编目很不完全,但问题——解决——更多的问题这种 不断变大的泥淖却很典型,足以说明上述过程。 在这儿,举几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其范围和前后关系都很普通的问题,可能 很有用。前面提到,我们发明了一种机器,可以不加损伤地采摘芦笋嫩芽。但这种 机器没有商业价值,因为它不能区分没熟的嫩芽和可以食用的嫩芽,所以会在“收 获”过程中造成大量浪费——在嫩芽长到可以食用的大小以前或以后进行采摘,此 外,传送带送出的芦笋仍需手工分类。也许有一天会发明出有商业价值的芦笋采摘 器,但这很值得怀疑。即使发明出这种机器,结果又会怎么样呢?美国的现代技术 和农业经济学已经把芦笋这种易于野生、曾很便宜的多年生作物归到了半奢侈食物 那一类。即使那种为自动收获芦笋所必需的可移动计算机得到改进,也只是一种准 解决——仍然存在余留问题:高成本的农业劳动和安排劳动力的社会问题。取代这 些劳动力的将是价格昂贵、维修费钱的计算机。收获机肯定会造成巨大的浪费,并 进一步增加失业人数。同时,芦笋的价格也不会下降。要有什么改变的话,那也不 过是芦笋将从超级市场的“农产”部转到“品尝”部。这就是采用上述准解决后必 然产生的一些余留问题。 虽然机器是我们由于目光短浅而经常采用的工具,但麻烦的终极根源不是机器, 而是目光短浅。我在前面描述过中国人如何用简单的苍蝇拍就控制了苍蝇。不过, 我没提到他们用同样的非技术方法消灭了大多数飞鸟,因为鸟吃谷物,是坏东西。 据报道,某些更为广泛的前后关系现在表现出来了:虫害正在变得难以控制。我想, 中国人会重新喜欢鸟的。目前,我们正满不在乎地践踏植物领地和动物王国:象贫 穷的越南山民一样,发配或残杀它们的居民,它们象倒下就起不来的小矮人一样, 重新聚集起来并不容易。事先看清前后关系,比事后受害者强得多。 施瓦茨的表述之所以有意义的第二个理由不太明显。1947年,约翰·冯·诺伊 曼和奥斯卡·摩根斯顿证明,就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来说,我们不可能在一个给定 的时间里求出多于一个变量的最大值。规定了一个变量的最大值,就不能随意改动 了。用非数学术语说,就是不能同时使任何东西都成为“最好的”。虽然生物学家 加勒·哈丁在1968年就论述过这个原理的广泛意义,但直到现在它才引起重视。 渔业管理科学无意中提供了最大值原理有效性的最佳实例。 有1/4世纪以上的 时间,太平洋渔业管理者的目标是要确定捕捞每种有商业价值的鱼类的最佳程度, 即要确定著名的“最大持续产量”。最大持续产量的想法建立在生物学家的观察之 上。生物学家们发现,达到某一点后,某种鱼捕得越多,可捕的也越多。(这在一 定程度上是因为,捕走了老鱼、大鱼,就使它们不再与长得很快的小鱼争夺食物和 空间了。)在一定范围内,这种状况持续存在。然而,超出这个范围,捕捞率就开 始下降了。渔业管理的目的就是要把捕捞量控制在曲线的最高点上,即要保持最大 持续产量。 由于渔业科学变得较为先进,人们认识到,最大持续产量是一种不可能的梦想, 我管它叫人道主义想象力的虚构。这种梦想之所以不可能,不只是由于社会政治或 技术的缘故,而且由于理论和科学的缘故。这种梦想是冯·诺伊曼和摩根斯顿定律 的受害者。首先,一个鱼种并不是一样的东西,而是习性名异、环境要求不同的个 体的复合。为了管理而把这些个体看作是完全相同的东西,本身就是小于最大值的 折衷物,因为哪条鱼也不会保持在理想的大小上。更为重要的是,同一水域的各个 鱼种通过捕食、竞争和合作等方式相互联系,构成了一个生态系统。控制一种鱼的 捕捞,就会影响到别的鱼类。而分别控制所有鱼类的捕捞,使其达到“最大值”, 乃是不可能的事情。P.A.拉金很好地描述了这种渔业困境。他说: “大量关于模型方法的最新文献充分证明,看似简单的管理 战略能够产生多种预料不到的后果。我们通过模拟技术所能看到 的仅仅是:即使管理简略地描述了自然的系统,也十分困难。” 当然,自然绝不简单。因此,在较高的分析层次上,人道主义限制前后关系的 问题和同时求出多种变量的最大值问题,可以看作同一个问题。这种结果对力量和 控制的神话来说,是毁灭性的。 除了准解决和余留问题外,除了减少关系和变量过多的问题外,现实生态状况 肯定还会把其他强制因素加给我们的实际活动(这些因素与前面的问题可能有重合 之处)。最直接的强制因素是:世界上的生物系统——不管是生物个体还是生物群, 都很少发展出某种机制,去对付由周围环境输入的、大量多余的浓缩能量(它们现 在也能被人类轻易地制造出来)。我们自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虽然可以用 若干种生物化学和生理学的方法去排出各种毒物,但我们仍然没有排出多余能量的 机制。我们吸收的卡路里过多,就会发胖,损害身体。只要我们活着,身上总会有 毒物(尤其是接触工业品时),但多余的能量却是一个新现象。 许多生态系统十分脆弱,很容易被我们的能量介入所破坏。它们之所以脆弱, 不是由于它们进化的环境十分稳定(雨林、珊瑚礁和古老的深湖),就是由于它们 被某种巨大的环境力量“迷住”了(冻原、沙漠和险峻的山坡)。例如,一次跨越 沙漠的摩托车赛, 就可能改变500平方英里的沙漠植物群落,使它受到严重损害。 我们认为这个损害会持续一个世纪或更长的时间。 第二个生态限制是时间。自然植物和动物群落通过时间来改变自己的结构和种 类构成。这就是著名的演替过程。我们可以更改这个过程,扰乱这个过程,但我们 很难使它沿着预想的方向加速前进。我们在环境方面所做的大多数事情都使演替退 回到了较早的阶段,回到由与人冲突的生物(杂草、害虫和害兽)统治的阶段。因 此,我们能在千分之几秒内用炸弹(或在几小时内用推土机)摧毁森林土壤的复杂 结构,但是,恢复原状却要花几十年时间。在此期间,我们还得容忍竹子、杂草、 荆棘等。另外,还有一个例子。豚草是演替群落的早期成员之一。它在刚受破坏的 土壤里长得很茂盛,但若听其自然,它在一两个夏季之后就会消失,由黄花、翠菊 和黑莓取代。如果硬把它拔掉,反倒有利于它的分蘖,为更多的豚草重新生长提供 理想条件。大自然提供了最好的悖论。 不可逆性是第三种生态限制因素。人道主义者似乎难以理解许多不可逆过程的 意义,这些过程是由我们在生命系统中造成的。这种趋向是要否定任何完全超出我 们控制的东西的存在。我们一直在造成不可逆的变化。物种被整批地消灭了,而遗 传技术永远无法恢复它们。沙漠取代了园地和丰茂的草场——几千前的撒哈拉曾是 个富饶的地方,现代伊拉克干裂的土地也曾是我们农业文明的摇篮。也许沙漠不是 永恒的,但用人类文明的时间刻度来衡量,却可以把沙漠看作是永恒的。“沙漠制 造者”和“工具制造者”一样,是人类的合适定义。 我们制造沙漠的过程值得加以简要考察。这个过程开始于牛羊过度牧食。植物 减少,就使浅颜色的沙土光秃秃地裸露出来了,从而增加了地面的反照率或反照性, 并使土地变凉。通过这个地区的空气不如平常那么热了,并有继续变凉的趋势。这 又反过来减少了云层,减少了降雨量。降雨量减少,就会阻碍植物的生长,进一步 增加反照率。 如此等等。所以,沙漠就扩大了。英国科学家W·奥默罗德(我们在 第五章将引用他的著作)指出,我们有计划地作出的消灭牛锥体虫病的努力,可能 会在非洲某些地区导致牛群扩大,牧食过度,并有可能促使撒哈拉沙漠全线南移。 这里可以看到不可逆性问题,并由环境交互作用的复杂性加以证明。我们的僭妄把 事情看得太简单了。 流行的“无污染聚变能”想法是一个包括了一切环境幻想的神话,是只有人道 主义态度才能做出的蠢事。它忽视了前面叙述的许多原则。前后关联问题就是一个 最重要的原则,它能组织起其他一切问题。因为即使我们接受可疑的、无法证明的 假设,承认聚变反应堆不会有辐射、爆炸或高温,不会威胁人和环境,我们还是要 问,这种无穷的廉价能源离开工厂和传送线后会怎么样?要说一种能源是“无污染 的”,就必须找出它的全部后果和作用——从其产生到最后散发。物理学家和工程 师抱怨说,“不可能找出全部后果和作用”。可实际上并不这样,我们已经知道了 那种能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这种能将用来制造更多的雪上履带式汽车,从而进一步毁坏北方冬季植物,减 少北方居民在冰雪月份所曾享有的孤独和安宁。当然,雪上履带式汽车能救活一些 人,但这个福音也并不纯粹,因为雪上履带式汽车事故夺去的人命,比它救活的人 还多。 这种能将用来制造更多的激光弹、地对地导弹、罗马犁和危害作物的脱叶剂。 这种能将用于提供更多的室外电动广告板,从而进一步破坏语言的意义。 这种能将推动干旱草地上的抽水机,使更多的牛羊得以牧食,从而造成更多的 沙漠。 这种能将帮助苏联使北极河流改道南流,从而大量减少流入北冰洋的淡水量, 增加北冰洋的含盐量,降低北冰洋的冰点,并有可能因此而改变世界气候,尽管我 们不知道这种变化会朝哪个方向上去。 这种能将用来生产更多的合成氮肥,以便给在“绿色革命”中发展起来的“神 奇的农作物”施肥。这反过来以意味着需要大规模的灌溉,而干旱地区的灌溉将导 致土壤中有毒盐类的增加——这是一条形成沙漠的道路。它意味着,农业将仍然是 资本密集型企业,因为“绿色革命”农作物只有借助于昂贵的(损害性的)杀虫剂、 除草剂、收获和耕耘机器、烘干炉等,才能高产丰产。而这以意味着下面两个过程 仍会持续下去:土地集中到少数资本充足的人手中,无地农民继续增加。它意味着, 土地这种最有价值的资源仍然只被开发,而得不到保护和保养。它意味着,“奇迹 作物”高产的诱惑仍然将使传统的农场主抛弃谷物、蔬菜和水果的宝贵的地方品种 ——其中有些品种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很好地适应了当地的气候、害虫和疾病;正 是这些成千上万的地方品种构成了农业的全部遗传财富,构成了未来的希望。它意 味着人们仍会种植大面积、“高效益”的单一作物,以便使大量投资产生利润;这 又意味着,那些单一种植的作物仍将极易受害虫和疾病的侵袭。 它将用于建造更多的大坝、分洪渠和防洪堤。这虽会减少较小的洪灾,但却会 鼓励人类移居涝洼地区,从而既会增加洪灾的可能性,又会增加洪灾的损害,正如 1973年密西西比河畔发生的那样。C.B.小贝尔特称之为“人造的洪灾”。 诸如此类的事情就是聚变能离开传送线之后的命运。“无污染”这个形容词不 能用到这一后果上;而把聚变能一本正经地保存在能源工厂,就有点类似于用落到 河水里的雨水是纯洁、干净的这一点来证明受到化学污染的河水适于饮用。 过去,错觉从未在我们的生活和计划里起过这么重要的作用。由于无法理解全 部人类经验的价值,我们简化它们,声称某些孤立的方面、“被控制的”方面是最 好的东西。在这种情绪下,T-细胞质玉米成了最好的东西,因为它减少了生产杂交 种子所需的大量劳动。可是,令人惊讶的是,要是美国所有的玉米地都种这个品种 的话,碰到一次真菌病蔓延(它特别容易染上这种病),就会减产15%,损失10亿 多美元。T-细胞质玉米确实是一种十分有益的发明,但我们为什么不能既欣赏自己 的聪明,又承认自己的局限性呢? 另一个例子是磷虾。我们最终改进了从南极水域中捕捞这些甲壳纲小动物的方 法(尽管这种技术耗能过多)。但我们有什么理由踌躇满志呢?过去,磷虾捕捞和 加工机——鲸鱼,曾经是自由捕获的对象。鲸鱼吃磷虾,把磷虾变成鲸肉。现在, 鲸鱼差不多绝迹了;技术进步使我们不得不花很高的代价为自己捕捞磷虾。这真是 凯旋吗?不,更可能是错觉。 保罗·韦斯的拟人妖怪通常可以看作是由我们的错觉产生的。例如,“污染控 制”发明物之一是“烟囱刷子”。这种刷子的确消除了烟囱里的许多污染物,但它 们却向空气里释放出大量硫酸。许多工业国里的雨酸度很高,其中有60%的酸性物 质是硫酸。某些水生动物,如鱼、蛙和蝾螈,一生下来(要是能生下来的话)就带 有酸感应缺陷。有些主要的植物疾病是酸增多造成的。酸雨腐蚀和损坏石头建筑。 酸污染甚至降低了北美东部和斯堪地维亚的森林生长速度。这就是所谓的“污染控 制”。 我们也不应错以为只要笑吟吟地奉承自然, 说出正确的咒语“生态控制” 、 “自然杀虫剂”、“林地覆盖物”,就会在它不知不觉、心情愉快时捉住它。反文 化的文雅的方法论就是广泛改善我们与大自然的关系,在此退化的时代大踏步前进。 可是,还有人把过去的僭妄期望带到新的或复活了的方法论里来。他们想找到天上 掉下的馅饼,而这种事是根本不会出现的。我们能用辐射方法生产出无数没有生育 能力的雄螺旋蛆,把它们放到田野,使雌螺旋蛆生不出后代。这要多久才见效,我 们不知道。不过,有迹象表明,那些失去生育能力的雄性,不能再象过去一样吸引 雌性了。这些失去生育能力的雄性可能在各方面都有缺陷,而那些设法繁殖成功的 雌性可能会把恰当地选择正常和非正常配偶的方法传给后代。在这场进化与人脑的 竞赛里,胜负殊难预料。 鱼藤酮这类“自然”杀虫剂自有用处。但鱼藤酮会引起某些人类过敏症。它既 杀死害虫,又杀死益虫,而且药效只有一两天。同样,林地覆盖物——落叶、腐草, 是控制杂草保护土壤的简便和有效方法。不过,林地覆盖物也会藏匿老鼠,促进霉 菌生长,保护植物害虫过冬或过夏。这又使我们想起了《莫罗博士岛》中总要恢复 原状的“顽强的野兽”。 “太空时代”是一个大错觉。它以为,我们能够离开地球,或者到我们自己造 的天体上去,或者到某些遥远的迄今还未发现的天体上去,从而逃避我们的僭妄在 地球上造成的后果。这是一种幼稚的不负责任的想法。它认为这个世界既然已经被 我们的发明玷污了,我们在别的星球上会干得好些。不过,要是理解了人道主义本 质上是一种没有上帝的宗教,这种想法也就毫不奇怪了:包容着太空站、太空居民 的太空,正是住着天使的天堂的替代物。它甚至还有灵魂不朽的想法,但这种想法 象虚构的人道主义王国里的其他事物一样模糊。因为要是细细考察一下未来学家和 自命为L-5拓荒者的论著, 人们就会发现,那些论著除了与被人们遗弃的地球有关 外,还隐约与相对论和时间弯曲有关:经过许多光年的星际旅行后还不变老。对现 代不信教者来说,太空不过是稀释了的天体。只有到了今天,我们才比但丁论述天 堂的时代更为准确地确定了天体在太阳系中的位置。 对太空殖民地可能还有一种不太重要的批评,即它们不工作,因而不可能维持 很长时间,至少不能住人(虽然它们的废墟在月球或拉格朗日自由点上还会存在很 长时间)。对具体的计划还有若干特殊的批评——这些都不是我们这里要考虑的。 需要的只是考察太空殖民地的一般概念,以便发现功能方面的问题。 1977年7月13、 14日,纽约市的电力供应完全中断,造成一次“灯火熄灭”。 请想一想,要是灯火熄灭发生在太空站上,要是太空站上24小时没有动力,情况会 是怎么样。纽约发生这种情况时,相当令人讨厌,甚至相当危险。但纽约的环境仍 然十分宜人:危机期间,不需要制造白天黑夜、空气或重力;大多数自来水龙头仍 能放出水;温度也没高到致命的限度。要是情况进一步恶化,到了万不得已时,人 们还可以乘车或步行逃走。相反,在太空站里,却没有选择余地:不是完全控制, 就是彻底灭亡。而我们从地球上的事例认识到,不管装入多少部件,人类都无法永 远控制复杂的操作系统,使它不出毛病。实际上,系统越复杂,“检修期”也越长。 太空站远比复印机或数控电梯要复杂得多。 我们完全熟悉人造复杂事物中的这种麻烦。墨菲定律(要是哪个东西可能出毛 病的话,它就会出毛病)是当代生活中公认的事实。但出了故障时,我们又总不相 信。下面的例子引自华莱士·特纳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其中引用了 横贯阿拉斯加管道的操作者的代言人在这条管道爆炸后说的话: “‘这个系统的设计,使气体永远不会挥发到空气中,使火 源永远进不去’,雷特曼先生说。他跟记者们一起站在山腰上, 看着那些曾是泵房的扭曲的钢材和冒烟的机器。‘可是你看,现 在既有挥发性气体又有火源,两者同时出现了。’” “人类的错误”常为机器故障而受责备,好象这就开脱了我们的发明物似的。 但有人类的地方,就总会有人类的错误;而在没有人时,机器也并不更可信赖。 随便地谈论“太空陆地”,或许已经腐蚀了我们的思想。实际上,地球和宇宙 飞船除了都在太空运行,都有某种资源限制以外,没有什么相似之处。地球的“生 命维持系统”巨大而又复杂,不太好理解。它是一个十分成功的、古老的自我调节 系统。实际上,“生命维持系统”这个术语用于地球是很不恰当的,这似乎把地球 当作一个工程的产品,而没有生态学思想。在地球上,生命和“生命维持系统”并 非彼此分离,而是同一整体的组成部分。在太空站里,生命与“生命维持系统”却 是分离的。因此,这种系统需要经常控制和管理。象任何按照精确标准建造的“机 器”一样,这种系统在大多数时间里也会正常运转,但偶尔会出故障。它之所以会 出故障,不只是因为我们对生态学和“生命维持系统”认识不当,而且因为它是一 架机器,而任何机器早晚都要发生故障。当故障较小、持续时间较短时,太空殖民 地将幸免于难。但当故障严重,持续时间很长时,这个殖民地的居民就会死亡,除 非他们能够返回地球。我们可以说,大多数太空迷从来都不是严肃的园林工人。假 如他们是严肃的园林工人的话,他们就不会对那么贫瘠的空间里的生命抱如此愚蠢 的乐观态度了。在那里,土地和自然不会纠正自己的错误。也许我们有一天会十分 愚蠢地把自己的希望和资源交托给太空站和银河探索。太空旅行者将带着满腔热情, 在喧天的锣鼓声中出发。但他们却不会回来了。 今后若干年,我们还会听到大量太空旅行宣传,其中有些宣传可能是这样的: “要是哥伦布不敢扬帆远行,要是波利尼西亚人不敢坐上脆弱的木筏,情况会怎么 样呢?在这个怯懦的时代,还有勇敢探索的精神吗?”然而,海洋不管有多么可怕, 总不是太空。我们来自海洋,每个细胞里都有海洋里的水和盐。海洋的四周都是可 以居住的陆地,上面都是可以呼吸的空气。对有些人来说,海洋可能显得陌生,它 是我们继承下的遗产的一部分,但黑暗的外部太空却不是这种遗产。我们的进化过 程以无数死亡为代价,才适应了这个世界。这种进化过程早在我们的祖先作为微小 的无脊椎动物而浮游于海水之中时就开始了。我们这一家系里的每一次出生和幸免 于难,都是人类与其周围环境适应良好的证明书。我们繁殖的后代,不比别的环境 摹本更暗淡、更不完善和更不可靠,但我们这类构造拙劣的幸存者也同样很不完善, 很不可靠,只是暂时的存在。象移居到微小岛屿上的巨型动物物种一样,我们将会 到达太空,生活一段时间,然后灭绝。生态学家早已发明了描述这个过程的速度方 程,我们也许有机会在太空中把这种方程应用到自己身上。 我说过,主要问题不在于我们无法使太空殖民地行得通。即使想要这么做,想 要接受那些计划,也是一大悲剧。芒福德以其特有的智慧,称这些计划为“孩童幻 想的技术伪装”。乔治·沃尔德在发表于《共同进化季刊》上的文章里,直接阐明 了这种悲剧: “‘太空殖民地’(即使作为概念)最让我伤脑筋的地方在 于,它们背叛了我认为是最深刻、最有意义的人类价值。我认为, 离开了动植物,谁也过不上充分的人类生活。据此看来,都市社 会已经丧失了大部分人性,而都市社会对乡村的败坏,又使那里 的生活很难好起来,有时更坏。…… 所以,我认为,‘太空殖民地’的想法将把地球上进行了很 久的人性丧失和个性丧失过程带到一个可怕的逻辑结局。在某种 程度上, 通过系统地贬低地球上的人类生活方式, 我们已经为 ‘太空站’做好了准备。” 太空人是有缺陷的人。他们脱离了古老的、代代相承的、极其美好的关系。象 任何摆脱了关系的东西一样,他们没有意义。 我们应该从这部分讨论环境的例子里学到原教旨主义的教训。我们都读过圣经 故事,知道由于粗心而被逐出伊甸园的传说。象原教旨主义者一样,我们必须更仔 细地注意这一传说。伊甸园这个地方不是被描述得比后来堕入的外部世界更好吗? 《创世纪》的明确意思不是说由灾难性的苹果提供的新技术和新知识都不完满吗? 蛇说“你们将跟上帝一样”时是在撒谎。实际上,我们再也不会生活在这样优美的 状态之中了。 限 制 在这一章里,我还没怎么考察常用来论证人道主义假设的自我欺骗技术。这些 技术包括:使用数学模型构造不恰当的假设(使用线性、普遍性、连续性、意义评 价、随机性等模型);从对现在的拙劣描述推出不可知的未来的机智方法;重视、 忽略或强调证据,以便在安排预期的答案时保持客观性假象的精巧的统计方法;相 信或不相信某类知觉;等等。这些方法也许会使全书有价值,但我写不出一本这样 的书。我依靠的是最终结果分析方法。我认为,即使在没有理解所有内在理论、机 制和缺陷的情况下,用一个过程的结果来判断这个过程也是公平的。实际上,当我 们处理的我们自己的未来时,这种方法不但公平,而且必要。 根据这些最终结果分析,我断定,人道主义假设是错误的,人类不管为了什么 目的而掌握的知识和力量都有其限制。由于对这些限制的论述都分散在本章各处, 我想,把它们集中起来是值得的。 第一,我们没有能力认识未来,做出准确的长期预言,从而造成了限制。这是 一个理论上的、不可更改的限制。它的根据在于那些决定未来的交互影响的事件的 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在于那些今天看来微不足道的事件对未来的催化作用。 第二,我们的控制假设从前的失败后果造成了限制。这些限制以尤金·施瓦茨 描述的准解决和余留问题的扩散波形式出现,这些扩散波促进了最后停顿和崩溃: 想要根据控制的摹本来维持局势已经不可能了。 第三个限制特别令人灰心。它是冯·诺伊曼和摩根斯顿的极大值理论描述的限 制,即:在一个复杂的世界里,我们实际上不能同时把每件事都办得最好。这个限 制就是进化之所以比人工替代物更可靠的原因。进化过程很慢,浪费极大,它是无 数工作、妥协的结果。进化成功与否,常要用生命自身来检验。进化在很大程度上 是累积的,它比我们现在的努力早走了30亿年。我们对自然最辉煌的改造,常常也 是最愚蠢的解决办法。因为它把一个问题与其前后关联割裂开来,追求暂时的、局 部的最大值,这必然造成贯穿整个系统的、多半不合需要的反调整。 第四个限制是我所谓的测不准原理中固有的(我这样称呼只是类比了物理学中 的测不准原理,但两者的相似是很有启发的)。这个限制是下面这样一种观念:我 们从技术上解决某类问题的能力是与我们扩大和增加这类问题的能力一起发展的, 即我们获得的新技术并没有解决问题,因为新技术同时会造成更麻烦的问题。 还有其他限制。在这儿,我只提一下:资源消失造成的限制,生态系统抵抗过 度干预(在没有根本改变和瓦解时)能力枯竭造成的限制。最后,还有为了邪恶的 目的滥用控制技术而造成的限制。这一点,我在科学和技术的两个“定律”里曾经 简要地叙述过。这之所以成为限制,是由于这种滥用具有最后毁灭的性质。 面对这一切,默里·布克钦这类人的无限乐观主义就很难让人理解了。因为这 一切都是与我们关于世界上现在发生的事情的详尽知识结合在一起的。布克钦正确 评价了当代生态现实。那么,他为什么抱着毫无根据的乐观主义呢?这种人道主义 的迷信努力按照自己的想象重新设计世界,造成了一长串不断恶化的结果。人道主 义支配着现在,其主导趋向是毁坏更多的土壤,造成更多的沙漠、更多的反常儿童 和更多的破坏性暴力社团,制造更多的、可怕得难以想象的武器,发明更多的进行 专制性镇压的技术,建立更多的把人类相互隔离开来的机构。从目前的这种现实里, 怎么能推断出一个没有辛劳、技术成了“人类创造性的伙伴”的乌托邦?我所能说 的只是,布克钦等人逃避了现实,完全躲到一个安慰性世界——技术田园诗的梦想 中了。 那些不了解世界现状的人具有人道主义的信念,因为人道主义很容易理解。由 于只看到了我们的力量,而没看到这种力量的后果,他们自由自在地编织有关奇妙 的未来的幻想。奥威尔说:“力量崇拜玷污了政治判断,因为它几乎不可避免地导 致了这样一种信念:目前的趋势将持续下去。”这也适合于其他判断。在这儿,我 们又碰到了卡恩家族和贝里家族——“未来学家”,他们被我们力量的短暂浪潮催 眠了,他们相信一切都会继续下去。既然我们已经在月球上留下了一个高尔夫球和 一份今天的手稿,我们以后就能建造太空悬浮花园,移去大批幸福的居民。不管浪 潮多猛,总有退去的时候。正如未来学家所言,我们的力量浪潮在1000个地方、以 1000种方式得到报偿,尽管谁也计算不出成本。 这一章没地方颂扬人类的创造性了。这会使那些习惯了人道主义常有的自我吹 捧的人迷惑不解。我不想提出一种关于人类的阴郁观点,我也不想给人留下某种印 象,好象我认为我们最近的成就都失败似的。不过,成功是零散的、逆着主流的, 它们在别的作者写的无数著作里已经受到了充分的祝贺。现在,重要的是记住失败 的方面。要是做到了这一点,我们以后将有机会适当地骄傲一番。 我知道,除了技术的世界之外,还有人类创造的世界,“人性”的世界,新老 杰作的世界。老的杰作如乔托的《圣方济各与小鸟交谈》,赞美了上帝的荣耀;新 的杰作如V.S.奈保罗的《比斯瓦斯先生的房子》,歌颂了男男女女的精神。对许多 人来说,这个世界是人道主义的体现。我希望如此,可是,象贾纳斯(罗马人门上 的神,既面对室内又面对室外)一样,或象多雷画的在地狱最底层的有三个面孔的 撒旦一样,人道主义也不只有一副面孔。你要得到一个世界,就必须接受其他世界, 它们都是我们创造的。这些世界相互关联,因为除了彻头彻尾的相对主义批评家外, 谁都承认,虽然目前这个技术时代财富巨大、人口众多,但我们并没有象过去那么 经常地创造出人性杰作。 人道主义文学有一个惯例,在严厉地批评了人类发明物之后,必定来一个“但 是”。一个退让,至少是一个看得见的幸福结局,必定出现令人宽慰的局面:我们 摆脱了自己设下的陷阱。我希望读者能够理解为什么我不遵循这个惯例,尽管我的 想象力跟大多数人一样充满了幸福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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