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上海人(1) 现在,从语词学着手来分析文化现象,在学术界是一种时髦。在上海做作家, 多年来有一种压抑感与自卑感,就是上海话融不进作品中去。北京人自不必说,什 么俚语切口,仿佛天然是文学作品的营养补液,“侃大山”、“哥们儿”、“盖了 帽”、“大腕”、“撮一顿”,凡口说的都能写,一写出来人都懂,而且传神,立 即能博得一片喝彩声,天南地北有许多人竞相仿效,理所当然地领导语词新潮流。 就是广东人、四川人也不甘俯首臣服,居然亮出一方诸侯的旗帜,粤腔川调与京派 分庭抗礼,读来也颇有扬眉吐气或津津乐道之意态。唯有上海话,口说的难写,即 使勉强写出来,如“叉头”、“方向”、“扒分”、“噱头”、“蹩脚、”白相 “、”外快“、”进庙“、”上山“、”乒乓响“、”帮帮忙“、”十三点“、” 阿屙卯“、”开大兴“、”甩翎子“等,且慢论这些词外地人看不懂,要走向全国, 必须加注释:就是让嘴边整天挂着这些词,深谙个中三昧的上海人自己从文章里读 到,也会横看竖看不顺眼,直觉得一股小家子气扑鼻而来。纷纷在报上撰文认为要 纯洁祖国语言,将这些俗词从文学作品中驱逐出去的,大都是老上海。上海人看不 起上海话,这种现象恐怕不仅在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说来那么 爽脆、那么活泼、那么有表现力的上海话,为什么一写出来就像馊饭似的?难道上 海话是命中注定不登大雅之堂,不能进入文学作品的?这样的苦恼并非我一人所有, 是有志于表现上海人生态与心态的作家一个共同的困惑。数年前,每次开讨论会谈 起这个问题,总会引出一连串的喟叹,却缺乏解脱的良策。曾有不少人将方言不能 化为美文,视作上海文学作品难以腾飞的一大障碍。 上海人到底具备哪些特殊的素质呢? 首先,我想说,我从有些文章或交谈中看到、听到的关于上海人种种特点(无 论优缺点)的议论,似乎失之宽泛。不是说上海人身上没有这些特点,而是这些特 点也可能出现在广州人、北京人、成都人乃至外国城市居民的身上,并非上海人所 专有。譬如,常有人说上海人好看热闹,我在1981年写过一篇微型小说《路口》, 就描写了其中的荒诞。后来我看到欧·亨利有个短篇小说,写一对新婚夫妇上教堂 去结婚,见门口有许多人围着看热闹,便全身心地挤身其中,以致忘记了结婚,由 此可见,美国人爱看热闹绝不亚于上海人。同年,我还写过一篇微型小说《市梢》, 写一个上海市民在集市上跟一个卖花生的农民讨价还价,花一刻钟时间,便宜了一 角五分钱。几年后,我意外收到《青年作家》编辑部转来的一笔稿费,被告知那东 西改成小品在四川省元旦电视文艺晚会上演出了。如果那里的城市生活中没有这种 现象,这篇东西就不会在几年后再被人发掘出来。还有,像欺生的毛病,对外地人、 “阿乡”态度傲慢,翻开各地的报纸看看,对这种状况提出批评的文章屡见不鲜。 我到北京、杭州等地,就领教过那里的营业员等无愧于上海人欺生的傲态。大概在 1983年的一次笔会中,一位河南的女作者说,你们上海人最小气,买东西横挑竖拣, 锱铢必较,我们那里民风淳朴,农民出来摆摊,说个价,随便拿。我说,一旦城市 化降临你们那里,那种淳朴的民风即刻会土崩瓦解,上海人斤斤计较的作风会比流 感病毒还传播得快,这就叫存在决定意识。后来听说那位女作者跑到深圳发展去了。 我想,她现在如果能记起当年那场小小的争论,定然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