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他们
黑濑安吉和黑濑纯
西雅图。他们是一对中年夫妇，第二代美籍日本人。两人都来在西雅图出生和
成长的，四个子女均已成年。
他们住在一个中产阶级住宅区，房子宽敞舒适，但是排列显得凌乱；街上绿树
成荫。
纯：白人老是问我，你是否一直住在各民族混居的地区？我总是回答，是的，
是这样。一半是日本人聚居，另一半是白人妓女。我们曾经住在西雅图唯一没有铺
柏油马路的地区，政府修建计划一开始，日本人和妓女就得迁出去。
这房子是我们十六年前从一位非常开明的白人手里买下来的，当时还曾引起一
场争执。尽管种族限制规定是非法的，但房主之间有一项口头协议，不让日本人和
黑人住到山这边来。
安吉：实际上还是有一个书面的东西，我看到过。上面说：不许黑人、不许犹
太人、不许亚洲人迁入，搬进来的必须是盎格鲁一撒克逊人。
安吉；美国梦？我想，白人才能做美国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我并不是这
样想的。当时，我上的学校百分之九十九的学生是亚洲人，其实我们已经被隔离。
只是自己没有意识到而已，因为这早已成了人们普遍接受的惯例。大战爆发后，我
们才体会到作为一个国家的少数民族是一种什么滋味。在日本轰炸珍珠港之后，我
们便再也不是美国社会的组成部分了。这对我们简直是当头一捧。
过去，校长整天没完没了地给我们宣扬美国主义，要我们挥舞红、白、蓝三色
旗，效忠于美国。每天早晨我们都要站在大厅里向国旗敬礼，宣誓保证忠诚。那时
候，我真的感到美国就是我的国家。我为自己是个美国人而感到自豪。
纯：我当时不象她那样天真。我在中学时喜欢运动，运动队举行舞会的时候，
我们亚洲人一般都被排除在外。只有在他们和谁吵起架来的时候，才把我们找去，
因为在少数民族聚居区长大的孩子谁都必须学得一身好拳脚。我们居住在梅森一狄
克逊线以南，白人住在这条线以北（笑）。
安吉；我妈是个教育家。她是极少数移民到美国来时已经受过大学教育的妇女
之一。我从小她就对我说：“这就是你的国家。你非得努力工作不可，你要站稳脚
跟得比白人付出加倍的劳力。”这是无可奈何的事，世道就是这样。没有办法。
纯：我一直想当个体育教练。我在学校学习成绩一直不错，可是到了三年级，
我和我的教练谈了一次话，他劝我把这些想法都丢到九霄云外。于是我也就此算了，
连书本学习也放弃了。我纯粹是干坐着混过来的。
我在鲑鱼罐头厂工作过很久。我们常常坐船底的统舱到阿拉斯加去，挤得象沙
丁鱼似的。机器出了毛病，得由我们来修，因为那些机械师根本束手无策。他们挣
的钱可比我们高三、四倍。他们吃牛排，我们吃鱼。
安吉：我爹从前是火车站的行李搬运工，我妈一直在饭店里当女招待。他们
1913年结婚后来到美国。我妈在学校教日语，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大战开始
后我们被关进集中营。在里面呆了三、四年，她搬到芝加哥。最后她在一家旅馆里
当了收拾房间的女侍。
珍珠港挨炸的那天我才十五岁。第二天，一个星期一，我一到学校，老师马上
把我当敌人看待。她说：“是你们的人轰炸了珍珠港。”一切马上全变了。我们的
朋友们也对我们采取了怀疑态度。我们自认为是美国人的想法给彻底粉碎了。
纯：那个星期天，我正在这加油站工作。我到那里一两个小时之后，号外出来
了。我说；“日本天皇真他妈的该死。”尽管情况非常糟糕，我仍然爱我的国家。
我心里还在想，他妈的，我早晚得报这个仇。我和大家一样简直气疯了。
不到一星期，我的态度完全变了。我发现我已不再是什么美国人了。珍珠港事
件要让我们负责。我压根儿就不知道他妈的珍珠港在哪儿（笑）。
安吉：你忽然变成了一个没有国家的人。我们不可能对日本有亲近的感情，不
可能感到自己和日本是一家。我们和我们生活其中的那个社会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西雅图就是我的全部天地。
纯：我爹1910年前后在海防警卫队服过役。尽管如此，他们也未把他当作一个
公民看待。他曾在白人居住区卖过水果和蔬菜，颇有几位有名望的人物曾是他的主
顾。他吓坏了，不肯再去。我在一个农副产品商人手下干活，给华盛顿大学的饭厅、
联谊会和宿舍送货。我的老板也十分担心。我还说：“啊，我们去吧。”直到那会
儿，我还在想，如果他们要打死我，上帝作证，他们也得准备跟我拼杀一番再说。
我决不会毫不反抗听他们欺负，因为我并没有任何过错。
尽管我们没有宪法权利，我还是想法律会保护我们。一个月一个月过去，我发
现根本没那回事。我遇见的一些学生态度相当好，可是在大学工作的一些厨子可处
处跟我们过不去。开始我想这是因为他们没受过教育。后来慢慢我发现，所有的人
全一个样。
他们说我们不可靠。我在集中营呆了一年多一点。接着我参加了美国陆军。又
过了一年，我获得美国的最高级安全考核证（笑）。我被安插到反间谍部队去工作。
原来被认为是个不可信任的家伙，现在派遣我到我祖先的国土上去审讯日本人。可
是他们还是说我不可信任。你碰到这样的事，你真想不通：啊，这是他妈的怎么回
事哪。
我哥哥是华盛顿大学的优等生，有电机工程硕士学位。在美国迫切需要工程师
的时候，他却无法找到工作。1940年，我们根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珍珠港事件，当
时日本有一家公司愿意聘请他。大学的校长劝他说：“接受这个工作吧。在这个国
家，你不会有那样的机会。”如果他留在美国，他也许就在那边卖蔬菜，喊叫：“
卖大莴苣！五分钱一棵！”他还是到日本去了，找到一个理想的工作。几年后，在
菲律宾的一个什么地方，他让美国空军投下的炸弹给炸死了。
终于他们对我们赐恩，同意我们参加美国陆军。我的朋友们都自愿参加了，所
以我也想去。但是，我们家已在那边损失了一个儿子，我答应母亲我不自愿报名，
但若是征到我就非去不可。九个月后他们征到了我。
在欧洲战场上有不下十万名美籍日本人在军队里当兵。太平洋战场则有六千人。
这些小伙子真得爬到前线的最前线。他们得钻进单人战壕，把敌人士兵轰出来。我
们给派到太平洋上去和我们的祖宗打仗，这真算是对我们够信任的了。
安吉：在军队中服过役并不能使你成为一等公民。这些小伙子1945年复员回来，
不让参加美国退伍军人团。我有一个女朋友，她的丈夫在欧洲战场上牺牲了。却有
人告诉她：“别到退伍军人团会堂来。我们不接待东方人。”这些小伙子当时还穿
着军装，我弟弟也是其中之一，可许多餐馆和店铺都拒绝接待他们。我们街口的那
个杂货店就拒绝接待“日本佬”，即使穿军装的也拒之门外。最后，当上面下命令，
规定他们必须接待时，他们甚至往可口可乐里搁烟灰。我从集中营里出来的时候，
不少地方都贴着条子：日本借不得人内。
戴夫·贝克拒绝装运美籍日本人种植的农副产品。我姐夫曾在德国当过战俘，
全身伤痕累累。他回国后跑到农副产品装运队，只看到一块牌子上写着：不要日本
猪。
纯：在我们参军之前，他们对我们所有人作了一次忠诚测验。第一个问题：你
是不是愿意抛弃对天皇的忠诚，从此忠于美国？回答是或否。如果你回答“是”，
那就是说你原来是效忠日本天皇的。我回答：“否”。我从来没有效忠过天皇，因
此无须抛弃任何东西。我写了这么一句话，负责此事的那个军曹大骂了我一顿。还
有一个问题是：你打算自愿参军吗？我也回答“否”，“但如果征我就一定去”。
他骂我不忠诚。我问；“你是自愿参军的，还是征来的？”他答：“我是应征参加
的”。我就说：“好，咱们俩半斤八两。”这才把他治得哑口无言。大多数小伙子
写了一连串的“是”、“是”、“是”……，他们给吓糊涂了。还有些家伙回答一
连串“否”，于是便被叫做“否——否小伙子。”美籍日本人社会也排斥他们，把
他们看作不忠诚分子。在西雅图有一个名为“第二代美籍日本人退伍军人委员会”
的组织，由于他们团结一致，任何餐馆和店铺如不接待他们，他们决不客气。
我穿着美军制服从国外回来的时候，有一天，天知道，我身上佩戴着全部奖章
授带在街上走。一个家伙走过来瞪着我骂：“你这该死的日本佬。”这已是战后了。
我说：“伙计，老子就是又怎么样。”我态度相当粗暴，只是因为有一个女朋友在
身旁，才没有揍他。好家伙，要是当时就只我一个人，我很可能会被关进监牢收场。
天哪，一个人把自己大部分生命都献给了自己的国家，是实在无法忍受这口气的。
对于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来说，对于一个男子汉来说，他总有自己的某种不容侵犯
的荣誉感呀！
安吉：使我终生难忘的是：忽然间，所有的大人都如此惶恐万状，而且老是那
样。我的父母尽一切可能瞒住我们。第一代日本出生的美籍日本人只要能聚在一起，
他们的话题总是围绕着一个问题：我们的遭遇会怎样？居住区的负责人很快就被关
进了集中营，送到蒙大拿州的米苏拉去了。
联邦调查局先是搜查街对面的房子。接着他们来到我的家，一转眼，这个家就
根本不再属于我们了，一帮陌生人把它接管了过去。我记得那天来的有一个联邦调
查局人员，到处寻找战时违禁品。甚至连日本和服也算在禁品之列。还有孩子的日
语课本和儿童读物也是。我们每星期六上一个日语学校去学点日语。这也成了我们
不忠的证据。
有许多和我情况相仿的人，因为不愿让人家觉得他们不忠，甚至都否认自己懂
日本话，并表示对日本非常仇恨。还有许多人，直到今天继续否认自己懂日文。我
肯定，尽管我现在极力不承认这一点，但当时我一定也有过那种想法。
纯：直到事前两个星期我们才知道已经取得美国公民权的日裔也得关进集中营，
我们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我们生在美国，长在美国。日本国内的一切都和我们毫无
关系。在日本人看来，我们是外国人。我们仅有的日本货是一个日本花瓶（笑）。
安吉：一开头，他们对我们实行宵禁，那真使我们很生气。我们不敢在白人面
前公开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变得谨小慎微，什么话也不敢随便讲。我担心，无论我
说句什么话，他们都可以任意解释。这几乎称得上是一种恐惧症。我随时都感到自
己已遭到了怀疑。
我以为战争马上会直接打到西雅图来了。歇斯底里是如此之严重。我看到第一
代日本出生的美籍日人已被抓走。接着开始谣传我们也都会给轰走。忽然间，命令
下来了。战争开始后六个月，我们就离开了家。
纯：我是第一批给带走的，那是1942年4 月。他们分区一批一批遣送。（对安
吉）你是5月份才来的。
全家连锅端。他们通知我们，某天早晨在某一地点会合，只许携带我们双手能
拿得了的东西。
安吉：限两件行李。
纯：不许带违禁物品。不许带收音机、剪子和剃刀，带把厨房用的切菜刀也不
行。有人带了，全给没收了。我爹一直都用一把长柄儿折叠刀剃胡子，也让他们给
没收了。
安吉：一家人就给一间房。我们一家是六口。
纯：我爹把什么都卖掉了，整个生意买卖。他的一辆卡车只卖了二十五元，那
车至少也值三、四千美元。自1913、1914年他和我妈来到美国之后点滴积累起来的
一切就这么全给白扔了。我们甚至根本用不着在报上登广告。有人会直接跑到我们
家里来问：“你们有什么东西要卖掉吗？这你要价多少？”我说：“至少得卖一百
元。”“我给你十五元好了。”他们只差从我们脖子里去掏了。我舍不得卖掉我的
钢琴，只能把它借给教堂。
我们这个移民家庭当时日子正一天天有所改善，孩子们已经开始能挣几个钱了，
我们正把辛辛苦苦挣来的钱凑起来，准备买点家具、买点各色各样东西，就在这个
时候，我们却不得不丢下这个家走了。我爹所有的主顾都欠他钱，有的把帐清了，
有的就根本没还。
安吉：一张桌子有人只出价两角五分钱让我们卖给他。闹市区一家大教堂一位
非常和善的牧师跑来对我们说，他对我们的不幸遭遇十分同情，他愿意帮我们一点
忙。我们要是正式写给他一份委托书，他可以把所有东西都保管起来。我爹和妈对
他真是感激不尽。可是在集中营里，我们忽然听到，我们所有的家具，我们在银行
里的全部存款统统都完了，他把什么都弄走了。我们原来相信他是个正人君子，实
在是太天真了。
纯：一开头，我们被送到了州露天广场。
我们谈话时在场的一位普耶拉普族印第安人拉蒙娜·贝纳特这时不禁大声嚷叫
起来：“那是我们过去赛马、游乐和举行婚礼的地方，也是我们部落传统的宿营地。
我们还常请那些白人来玩，一块吃喝，可是这会儿我们连想在那里摆个小摊子都不
让了。”
纯：我们住的地方用铁丝网给拦了起来。我们全都塞在一些用油毡铺的小棚子
里。雨水沿着墙往下流，屋里是一片泥泞。
安吉：我爹病得很重。他患阑尾炎，由于手续极为繁琐，最后盲肠溃烂，只是
侥幸才没死去。
他们发给我们一些麻袋片，在里面塞上些稻草，就算是褥子。我妹妹由于对稻
草敏感，哮喘病犯得非常厉害。最后总算分给她一床军用褥子。但你得先证明她是
真病了。
纯：在主要的停车场上都有机枪监视哨。你要敢跳出铁丝网，伙计，那你马上
就必死无疑。这是一件我至今一想起就生气的事。他们说：“我们架机枪是为了保
护你们。”当你要保护什么人的时候，你从来都不把枪口对准你所保护的对象的。
安吉：那些枪口不是对准外面，而是对准里面，朝着我们的。
纯：有些人驾着车绕着铁丝网打转，任意辱骂我们。你简直觉得自己成了动物
园里的野兽了。
安吉：有些原来关牲畜的棚子就是改成了我们的住处。
纯：我们有将近一半人就是住在马厩里和从前的猪圈里。
你一定在报上读到过戴夫·贝克嚷嚷着要把这些人全杀掉的那些话。还有沃尔
特·李普曼，他也不是个好玩意儿。还有韦斯特布鲁克·佩格勒、沃尔特·温切尔，
这些家伙全都是杀气腾腾的。
富兰克林·罗斯福，对所有白人来说，是个伟大的总统，他搞了那套新政。可
是在我看来，他是个混蛋。他搞的是集中营。一想起他我的心脏都要停止跳动。
安吉：我们的看守者都是些带着机枪的年轻士兵。铁丝网外面稍有一点响动，
他们自己先吓得要死。有一天晚上，我们听到一声枪响和一声牛叫，他们把一头牛
给打死了。真太可怕了。
有些士兵过去从未见到过日本人。我记得有一个从南方来的年轻小伙子。他实
在感到孤独，开口和我们搭起讪来。他听到我们也讲英语，不禁十分吃惊。整个这
一套作法使他又害怕、又不安。他是个有头脑的青年。
纯：接着我们又给送往爱达荷州。我们在里面一共呆了一年稍多一点。
安吉：兵营和饭厅改成了教室。我是在集中营里毕业的。我有时怀疑这也许仅
只是我的南柯一梦，可我的确相信这是实情。一切都完全超出了现实之外。一位教
师给我们留的作业是：“试论你为什么以做个美国人为荣”（低声轻笑）。我们每
天都得向国旗敬礼，唱国歌。
纯；我们中有些人出来得更早一些。那是他们开始接受美籍日本人参军的时候。
不管怎么说，这样下去那个该死的政府花钱太多，所以最好还是让我们出来工作吧。
我一有机会能搞到任何一件我过去干过的工作，就马上离开集中营。他们给了我一
张火车票，外加二十五块钱。我去了芝加哥。
安吉：美国教友服务委员会负责搞学生的重新安置工作。但我们得先找到住处
才能申请重新安置。需要人帮忙干家务活的地方很多，许多人家要找女俩人。我到
了盐湖城，在那里我本想找家人家干点儿活，挣膳宿费，同时上学。可是那位太太
的意思却是要我白天整天干活，晚上去上夜校。我对她说：“我是来这里上学的。”
她说：“晚上去吧。你要是不满意，我随时都可以把你送回集中营去。”正好我弟
弟那会儿从部队回家来度假，他说：“你不必听她那一套。”后来，另一位太太雇
用了我。
有些当初跟我们一起进集中营的人现在总极力想为集中营辩护，你知道吗？当
我们接到离家命令时，美国教友服务委员会曾对我们说：“别走，我们会帮助你们
的。”他们几乎马上成了我们的敌人。有些日本人说：“请别管闲事，我们现在要
是不走，你们肯定会让我们的日子更难过。”要是我们当初听从教友服务委员会的
劝告，也许可以少吃一些苦头。是我们甘心情愿去的，的确真是那样。
纯：我们这些第二代美籍日本人当时还大年轻，太天真了。别忘了，当时所有
我们各居民区的领导人都是被迫在几个小时之内收拾好行装，给送到遥远的蒙大拿
去的。而我们大多数人那会儿在各方面都还依靠父母。
安吉：我们之中有好些人都希望尽快忘掉这一切。干嘛要去翻那些老帐呢？有
好长一段时间，他们极力把这段不愉快的经历排除在自己的记忆之外；同时，他们
也害怕被人看作不忠诚。他们都是些忠心耿耿的美国人，挥舞着美国旗，从来也没
有对政府有过任何怀疑。
纯：我在波音公司当技工的时候，跟人发生过好些次争吵。五十年代，在民权
运动之前，有一段时间我不得不尽量闭上嘴巴少说话，不然我马上就会遭到解雇。
当时我拖儿带女的，得养家活口，如果我失去了工作，那我就没法活下去。到了六
十年代，孩子们都大了，有没有工作对我已不再是那么性命攸关。我现在要把当时
的情况毫无保留地全讲出来。
他们会说：“我们那样做是为了保护你们。”我说：“保护，真扯淡！机枪枪
口可不是对着你们那边，而是对着我们这边的。”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竭力想
掩盖过去的错误。三十年过去了，他们还在那里遮遮盖盖。特别是那一套给大家伸
冤补偿的玩意儿”。那个早川议员，你瞧他！”（笑）
在车间工作的年纪较轻的小伙子们比他们的父母受的教育更多一些。我刚到波
音公司的时候，那里的技工都只受过四至五年教育。那些造谣惑众的人不论讲点什
么，他们全都相信。可是现在这些小伙子都上过几年大学，他们的头脑清楚多了。
安吉：他把受教育和有头脑等同起来。我可不那样看。我是一个教师，我对我
同事们的态度仍然十分不安。就在目前，西雅图正在推行一种消除种族隔离的运动，
要让各个学校在人种上更平衡一些。我在一所只有黑人和亚洲人学童的学校里教书。
尽管我本人是个少数民族，他们还是要派我到城北一所比较贵族化的学校去教课。
我进行了斗争。我不肯去。我很喜欢我目前的工作，而且原来的地方我也感到更舒
服。我说：“我受教育是为了教孩子，不是专教某一类的孩于。”我教的是所幼儿
园。
校长说：“我们这儿没有亚洲人。”在以前，用的词是“东方人”。（笑）她
说：“学生的家长想要见见你。”那是1976年的夏季。他们在8 月中旬定了一个日
子。我只得把假期提前结束。校长对此行紧张，她亲自开车把我接去。
那是湖边一所很漂亮的房子。两个警卫用电筒照着帮我们并到了地方。我到那
里时已是八点了。三十位家长从七点起便已在那里等着。他们已经开了一个会，要
来考考我。你在哪里受的教育？得过什么学位？主修的课目是什么？你在哪儿学习
的英语，我应付得再好不过了。我搬出了勃鲁纳和比亚格特的名字。
他们根本不知道你在讲些什么。
我也一样。（笑）不过他们可没想到这点。这些都是上层中产阶级白人家长。
我的一席讲话给他们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笑）。我平日不大爱喝咖啡。我喜欢
喝茶。他们问：“你愿意喝咖啡吗？”我说：“我不喝咖啡。”他们中马上有一个
家长接着说：“当然！”（笑）
这些妇女看到几个黑人孩子跟着一个第二代美籍日本人教师走进教室来，真是
全吓坏了。顿时象疯了一样，校区里电话乱响，家长们在我的课堂里出出进进，不
停地询问着关于课程上的问题。我到那里后的第一年真是过着人间地狱的生活。
至于同事们。出于好意是想尽量对我表示欢迎的。一上来，就有一个教员问我：
“黑濑。这是个什么样的名字？”我说：“那是我丈夫的姓。”“他是什么人？”
“他是我丈夫。”“你是什么地方的人？”“西雅图。”“不，我的意思是你原来
是哪里人？”“我生在西雅图。”最后，我问她：“你是想弄清我的人种背景吧？”
她说：“你真应该更小心一些。”我问她为什么？她说：“这里的人到现在也还记
得过去住在这里的那家日本人。我们对他们一家都很不错，可是他们同大家不来往。
他们家有个儿子参加了日本部队，当了军官。”我说：“我没听说过日本曾派艘航
空母舰，到这里来接走这么一个人，把他安置在日本军队里。我想你指的是曾在这
里住过的石谷家。他们的儿子是在美籍日本人部队里。美国军队不允许日本青年和
普通的白人孩子在同一部队里。”她的回答仍是：“你真应该更小心一些。”
我问图书管理员能不能买进几本关于美籍日本人历史的书籍。她问我：“你为
什么要把过去的事重新翻出来？”我说：“那是历史的一部分。”她说：“你必须
记住，是你们的人挑起那场战争的。”这都是些受过教育的人！
纯：在厂里干活的时候，要是我和什么人在政治问题上意见不一致，他就会对
我说：“你干嘛不回到你当初来的地方去？”我也会对他说：“我是在这里土生土
长的。你要不愿听我说的这些话，你为什么不回到你当初来的地方——欧洲去？”
他们禁不住大吃一惊。这是他们平生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
（嘀咕着）1945年8月6日……
安吉：（柔和地）广岛长崎的被炸。使这里的日本居民万分震惊。第一代日本
生的移民自然更受不了。他们之中很多人都不敢流露悲痛，因为谁都害怕让人看到
自己对日本人民还有任何感情。可是你内心还是感觉，这简直就是彻底灭绝种族。
纯：按百分比计算，从广岛来的移民比日本其他地方更多一些。这些人大多数
来自务农的家庭。不管你的兄弟是不是你的敌人，你岂能毫不感到哀痛。我看这里
面显然有人种歧视的问题。原子弹是德国打败之前就已经有了，可他们并没有往德
国投。
安吉：这实在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对长崎的那次轰炸，到底为什么？为什么？
我感到我们必须一次再次地大声疾呼，让大家知道那种炸弹是多么可怕。人们现在
可在谈论什么比那个炸弹威力大好多倍的炸弹！
我想情况是在慢慢变化。新的一代，第三代，也即在美国出生的第二代日本人，
总说：“你们怎么竟能这样一直一声不吭呢？你们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们呢？”有许
多家庭从来也不谈论这些事。他们的孩子问：“关于这方面的事我们完全是从别人
那里听来的。这是怎么回事？”
现在我们所以敢讲这些话，民权运动起了很大的作用。有他们领头，别的人也
就容易跟上来。第二代和第三代美籍日本人，有许多都和黑人运动有联系，但他们
不愿讨论他们自己的问题。要他们站出来说心里话需要很长时间。
纯：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带着无可奈何的心情活着。这一直要到我们中
许多人挺起胸来说：“什么叫他妈的无可奈何，难道真没有办法？”决不能再这样
沉默下去了！
（黄雨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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