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代行总统职务” 《论语》曰: “名不正,则言不顺。”中国人历来讲究“名”。 蒋介石下野了,李宗仁算什么呢?李宗仁之“名”,便颇费周折。 国民党中央社为蒋介石下野发布消息,说蒋介石“因故不能视事”而“引退”, 称李宗仁为“李代总统”。 中央社发出这一电讯后,迅即加以更正,称李宗仁为“李副总统”。这一更正 表明,虽然蒋介石“因故不能视事”,但他依然是中华民国总统,而李宗仁只是 “代行总统职务”,李依然是中华民国副总统。 其实,关于李宗仁之“名”,早在蒋介石下野的凌晨,白崇禧便从武汉给李宗 仁打长途电话,叮嘱他: “必须当继任总统,不能当代总统。” 蒋介石当然不可能让李宗仁当“继任总统”。弄来弄去,李宗仁最后的“名” 是“代行总统职务”的副总统。 李宗仁尚未上台,行政院院长孙科就已跟他唱起反调来了。孙科在一月十九日, 以行政院的名义给各国驻南京使节发出通知,要他们迁往广州——因为行政院要迁 往广州。在竞选副总统时,孙科和李宗仁芥蒂甚深,此刻 也就跟李宗仁分庭抗礼。 在李宗仁上台之后,孙科果真于一月二十九日起,把行政院迁到了广州。 这样,国民政府也就一分为三: 蒋介石在溪口遥控;李宗仁在南京“代理”; 孙科在广州办公。就连李宗仁,也不得不称此为“一国三公”。 李宗仁一上台,在一月二十二日,便发表文告,声称“决本和平建国方针,为 民主自由而努力”。 二十四日,李宗仁命行政院执行以下指令: (一)把全国剿匪总司令部改为军政长官公署; (二)取消全国戒严令; (三)裁撤戡乱建国总队; (四)释放政治犯; (五)解除报章杂志禁令; (六)撤销特种刑事法庭; (七)通令停止特务活动。 平心而论,李宗仁的这些措施,表明了他想改变南京政府的形象。他甚至还下 令释放张学良。他派出自已的政治秘书程思远前往台湾,交涉释放囚禁在那里的张 学良。只是由于张学良属保密局主管,而保密局直属蒋介石,他人无法过问。李宗 仁只得作罢。 一月二十七日,李宗仁致电毛泽东,表示愿以毛泽东在一月十四日声明中提出 的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 李宗仁的电报,受到孙科的反对,乃在意料之中。然而,二月九日,国防部政 工局局长邓文仪,却也在上海声称,要求“平等的和平,全面的和平”,不然“不 惜牺牲一切,与共党周旋到底”。 毛泽东于二月十五日,为新华社写了评论《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 “全面和平”?》,对乱糟糟的国民党政局,进行了抨击: “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 席在一月十四日的声明,致命击破了蒋介石的假和平阴谋,使蒋介石在一个星期以 后不得不‘引退’到幕后去。虽然蒋介石、李宗仁和美国人对于这一手曾经作过各 种布置,希望合演一出比较可看的双簧,但是结果却和他们的预期相反,不但台下 的观众愈走愈稀,连台上的演员也陆续失踪。” 毛泽东指出蒋介石在溪口、李宗仁在南京、孙科在广州,“一国三公”,各唱 各的调: “蒋介石在奉化仍然以‘在野地位’继续指挥他的残余力量,但是他已丧 失了合法地位,相信他的人已愈来愈少。孙科的‘行政院’自动宣布‘迁政府于广 州’,它一面脱离了它的‘总统’、‘代总统’,另一面也脱离了它的‘立法院’、 ‘监察院’。孙科的‘行政院’号召战争,但是进行战争的‘国防部’却既不在广 州,也不在南京,人们只知道它的发言人在上海。” 毛泽东勾勒出李宗仁的窘境: “这样,李宗仁在石头城上所看见的东西,就只 剩下了‘天低吴楚,眼空无物’。李宗仁自上月二十一日登台到现在下过的命令, 没有一项是实行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