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周恩来庐山会谈1 周恩来在庐山和延安之间穿梭。带着庐山的雾气,他在六月十八日回到延安, 和毛泽东商讨蒋介石提出的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的问题。刚刚有了眉目,蒋介 石于六月二十六日又给周恩来发来电报,邀他再上庐山。于是,周恩来带着在延安 起草的新文件,和博古、林伯渠一起,于七月四日到达西安。就在周恩来一行到达 上海的那一天,形势急转直下。 那一天——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成为中国现代史上划时代的一天。所谓“八 年抗战”,就是从这一天算起。这天夜里十时,位于北平西南十五公里处、宛平县 境内的卢沟桥,一片紧张气氛,正在那里进行军事演习的日军,声称有一名士兵失 踪,需进入城内搜索。国民党军队理所当然地拒绝这一要求。八日凌晨四时,卢沟 桥畔响起了激烈的枪炮声,日军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当地国民党驻军二十九军吉 星文团长率部奋起抵抗,史称“卢沟桥事变”。七月八日晨,北平市市长秦德纯急 电庐山,向蒋介石报告“卢沟桥事变”。这一回,蒋介石的态度比六年前“九一八 事变”时要好得多了。他在当天,致电国民党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鲜明地指出: “宛平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这与“九一八事变”时,蒋 介石发给张学良的“我方应不予抵抗”的《铣电》,迥然不同。 毛泽东也迅速作出了反应。延安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 :“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 华北危急! 中华民族危急! 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 才是我们的出路! 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攻,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 大事变。”全国上下应该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 就态度而言,毛泽东比蒋介石更坚决;就影响而言,蒋介石比毛泽东更大—— 因为国民党的军权在蒋介石手中,而国民党军队在当时比红军要强得多、大得多。 也就在这一天,毛泽东致电蒋介石,全文如下: 庐山蒋委员长钧鉴: 日寇进攻卢沟桥,实施其武装攫取华北之既定步骤,闻讯之下,悲愤莫名! 平 津为华北重镇,万不容再有疏失。敬恳严令二十九军,奋勇抵抗,并本三中全会御 侮抗战之旨,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红军将士,咸愿 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迫切陈词,不胜 屏营待命。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叩《中共中央文 件选集》,第十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翌日,彭德怀等“率人 民抗日红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又发表致蒋介石通电,表示: “红军愿即改名为国 民革命军,并请授命为抗日前驱,与日寇决一死战。”这份电报公开表明,为了抗 日,红军的红帽子要换成“国民党帽子”了。大敌当前,国共同仇,卢沟桥的枪声, 促使了蒋介石和毛泽东迅速接近——尽管他们之间还有着这样那样的分歧。 日本内阁会议则在七月十一日发表就卢沟桥事变作出的决定: “这次事件,完 全是中国方面有计划的武装抗日,已无怀疑的余地。我们认为,不但必须最迅速地 恢复华北的治安,并且有必要使中国对非法行为,特别是排日、侮日行为,表示道 歉……”日本内阁的颠倒黑白的决定,在中国激起了公愤。 八月十三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来到了国民政府的“夏都”——庐山。 这时,庐山上大员、名流云集,内中许多人胸前别着圆形白底蓝色“五老峰” 徽章。这特殊的徽章,是特殊会议的特殊通行证。这特殊的会议名曰“庐山谈话会”。 出席会议的有国民党中央要员、国民政府高级官员、各界名流,共二百三十一人。 谈话会在庐山牯岭市街附近的牯岭图书馆大礼堂里举行。会议由蒋介石、汪精卫主 持。 虽说周恩来上了山,如他所言: “庐山谈话会的时候,共产党没有份。我同林 伯渠、博古同志三个人不露面,是秘密的。”周恩来还说,这个谈话会“不是大家 坐下来开圆桌会议,一道商量,而是以国民党做主人,请大家谈话一番”。战火正 在山下燃烧,抗日成了庐山谈话会的中心议题。就连国民党内的亲日派头目汪精卫, 此时在谈话会上也大谈抗日: 自“九一八”以来,精诚团结,共赴国难,成为全国 一致的口号……最近卢沟桥事件突发,危急情况更加严重,根本方法仍是精诚团结, 将全国的心力物力溶成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