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7节：有惊无险的罗湖桥头(6)

　　旗袍外面套白色网眼衫，固然不是当时的时髦行头，但也不是什么奇装异服。
旗袍一直到60年代初，还是国内很多城市妇女的装束，谈不上就如何地“格格不
入”。若以张爱玲40年代的装束而论，那岂不是与旧社会更加格格不入了？

　　即使是在新时代里的换装，她也只有滑稽的感觉，并未见得有什么悲愤。

　　她那时也能领到配给布，一段湖色土布、一段雪青洋纱，便给自己做了一件
喇叭袖唐装单衫和一条裤子。她去弄堂口排队登记户口时，穿的就是这样一套衣
服：

　　街边人行道上搁着一张弄堂小学课室里的黄漆小书桌。穿草黄制服的大汉伛
偻着伏在桌上写字，西北口音，似是老八路提干。轮到我，他一抬头见是个老乡
妇女，便道：“认识字吗？”

　　我笑着咕哝了一声“认识”，心里惊喜交集。不像个知识分子！（《对照记》）

　　她的惊喜，是由于没想到这么容易就可以转换身份。

　　年轻时奇装炫人、出够了风头的她，不会在乎鹤立鸡群的孤立，也不会在意
在服装上泯然众人。对她心理上产生巨大冲击的，恐怕还是50年代初发动的一场
又一场群众运动。

　　有一个说法是，1950年7 ～8 月间，也就是开完“文代会”后，在夏衍的安
排下，张爱玲曾随上海文艺代表团到苏北农村参加土改工作。

　　在殷允芃的《访张爱玲女士》中记载道，张爱玲说，她在写《秧歌》之前，
在乡下住了三四个月，当是指这件事。但时间又不大对头，那时是在冬天，在乡
下获得的印象，都用到《秧歌》里去了。她说：“这也是我胆子小，写的时候就
担心着，如果故事发展到了春天可要怎么写啊？”

　　言之凿凿，不由人不信。

　　如果参加土改是真实的，那么这几个月的生活，当是她和大众距离最近的一
段经历，对她后来的人生轨迹影响应该甚大。

　　但是，她的亲友们都没有提到这件事。柯灵更是在批评《秧歌》、《赤地之
恋》时说，张爱玲“平生足迹未履农村，笔杆不是魔杖，怎么能凭空变出东西来”。
因此，张爱玲是否参加过土改，就成了一个谜。

　　可以肯定的是，她对这场运动是关注的，也听到了一些匪夷所思的传闻，不
能不令她有所疑虑。

　　1951年9 月，全国开始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在大学、文化及科研单位
的知识分子中清算剥削阶级思想残余，消除崇美恐美思想。各单位都搞人人过关。
这个运动，也就是杨绛先生所写的“洗澡”运动，一直延续到次年秋季方告结束。

　　在此期间，文化界还掀起过声势浩大的批判电影《武训传》运动。因为电影
是上海的电影公司拍的，连夏衍也难辞其咎，不得不向中央做了检讨。

　　1951年底，“三反五反运动”又在全国发动，到1952年1 月底，其中的“五
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运动开始触及“民族资产阶级”。

　　自2 月中旬起，因有的地方上政策掌握不好，运动方式简单粗暴，导致一些
挨整的工商业者不堪忍受而自杀。据过来人回忆，当时，上海的情况比较严重，
自杀者约有1300人。

　　更令人扼腕的是，1952年2 月8 日，我国著名实业家、现代化建设的先驱者
卢作孚先生也在运动中蒙冤，在重庆愤而自杀，此事令高层大为震动。

　　后经毛泽东严厉批评，基层“三反”、“五反”中的粗暴之风才被刹住，运
动也于1952年6 月逐渐收尾。

　　联翩而来的运动，无疑对张爱玲触动甚大。

　　她在什么时候萌生的去意？

　　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到1951年3 月《十八春》连载结束，她还没有
明确的意向。

　　那时张子静去看她，曾问她有什么打算。张爱玲对此默然良久，不作回答。

　　张子静回忆道：“她的眼睛望着我，又望望白色的墙壁。她的眼光不是漠然，
而是深沉的。我觉得她似乎看向一个很遥远的地方……”

　　她是在犹豫。

　　到1952年年初，情况已越来越明晰，她以前所做的“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
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的预言，正在变作现实。经过权衡，她最终决定
离开“还没有离开就已经在想念了”的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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