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9节：有惊无险的罗湖桥头(8)

　　真是绘声绘色，刻骨铭心！

　　——她是给吓跑的。

　　她不愿意被越来越多的“清规戒律”所约束。

　　她也不想今后每件作品都要套上并不适合于她的“人民装”。

　　她是一个很纯粹的作家，对于写作题材上的山穷水尽十分恐惧。

　　她不忍目睹“更大的破坏要来”……

　　就这样，她走了，除了姑姑以外，没向任何人告别。

　　当时张子静已经回到上海，在浦东乡下教书，一般很少回市区。8 月份他回
来了一趟，去卡尔登公寓找姐姐。

　　姑姑开了门，一见是他，就说：“你姊姊已经走了。”随后便把门关上。

　　张子静惘然若失，慢慢下了楼，忍不住哭了起来。

　　柯灵对张爱玲的出走，也完全不知情。

　　当时“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刚刚成立，夏衍自兼所长，委任柯灵为他的副
手。夏衍对柯灵说，要邀请张爱玲当编剧，但眼前还有人反对，只好稍待一时。

　　1949年之后，“自由作家”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到后来作家若没有“单位”，
那是连作品也很难发表的。夏衍已经替张爱玲想到了这一层。

　　但柯灵还来不及把消息透露给张爱玲，就听说张爱玲已去了香港。柯灵把消
息告诉给夏衍，“夏衍一片惋惜之情，却不置一词”。

　　后来，夏衍又托人带信给张爱玲的姑姑，请张爱玲在香港可给《大公报》、
《文汇报》写一点稿子，姑姑答复说“无从通知”，因而也就作罢。

　　夏衍毫不掩饰对张爱玲的惜才之意，后来他调到文化部当了副部长，柯灵还
曾在上海书店的书库里买了旧版的《传奇》和《流言》，给他寄到北京去。想必
是夏衍仍念念在心，总要把张爱玲的书放在手边为好。

　　这一年，张爱玲32岁，从此便离开故土，开始了无根的辗转流离。

　　她此去，是明智，还是不幸？

　　正如张爱玲自己在《十八春》里写道：“政治决定一切。你不管政治，政治
要找上你。”

　　如果张爱玲留在大陆不走，结局可想而知。

　　几十年后，也有人曾说：如果张爱玲不走，经历一番磨难的话，或许可以
“给生命加强一点受过折磨的活力”。也有人说，她离开上海后，文字便黯然失
色，所以她离开上海绝对是个错误。

　　这些见解很独特，但不免有些冷血的气息！

　　历史不能假设，探究张爱玲不走会怎样，似乎是无意义的，但我们不妨看一
看苏青后来的命运——

　　1949年底，苏青加入了妇女团体“妇女生产促进会”，算是尝试进入新的生
活，但一时却找不到工作，无法养家糊口。

　　这时有香港的熟人告之，香港《上海日报》想请当年走红的老作家写稿撑门
面，于是她便写了《市妇运会请建厕所》、《夏明盈的自杀》等32篇稿件寄去，
可是非但没有收到分文稿酬，反而因“讽刺新社会”的嫌疑而受到上海市公安局
的警告。

　　这条路等于断了。那些应得的稿费，她怀疑是被熟人侵吞，托已在香港的潘
柳黛代为讨要，也无结果，以致生活越发困顿。

　　1951年，上海市文化局戏剧编导学习班招生，苏青前去报名，但没有被录取，
后由夏衍出面才被批准。

　　学习班毕业后，她被分到由尹桂芳任团长的芳华越剧团工作，为配合“三反”、
“五反”运动写了几部剧本，都未获成功。

　　后来，她又改编了郭沫若的《屈原》，于1954年5 月首演，反响甚好。该剧
在参加华东戏曲会演时，佳评如潮，演职员获奖的甚多，可她这个编剧，却因为
“历史问题”未能获奖。后来，由她编剧的《宝玉与黛玉》在京、沪连演三百多
场，创下了剧团演出的最高纪录。这是她在解放后最辉煌的一个时期。

　　其后，厄运突然降临。她在改编历史剧《司马迁》时，曾写信向复旦大学教
授贾植芳讨教。不料，在1955年胡风事件中，贾植芳被打为胡风分子，公安机关
在贾家抄家时，发现了苏青的信，苏青就此被打成胡风分子，被关进上海提篮桥
监狱也有人认为，苏青被捕是受潘汉年、杨帆案牵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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