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2节：“孤岛”中的恬然老妇(3)

　　赖雅走后的一年多，张爱玲本人的生活也有变动。1969年，在加州伯克莱大
学主持“中国研究中心”的陈世骧教授，给她发函，请她去担任高级研究员。

　　这个职务，早先是夏济安教授担任的。1965年，夏济安病逝在任上，年仅49
岁。一个春秋正盛的人，就这么走了，朋辈们内心都不免悲凉。张爱玲在给宋淇
的信中，谈到过她对此感到的哀伤。

　　她和夏济安的交往，可算是有年头了。张爱玲的《五四遗事》，是1957年最
初发表在夏济安主编的《文学杂志》上的。夏济安早年在台湾教大学时，就是张
迷，极力向弟子们推荐张爱玲的小说，白先勇、陈若曦、王祯和他们一干后生，
之所以拜服张爱玲，就与这位导师有关。

　　接替夏济安留下来的空缺的，就是夏在台湾大学的弟子庄信正。到1969年7
月，庄信正的任期满了，他和夏志清便顺理成章向陈世骧推荐了张爱玲。

　　说来陈世骧也算是老朋友，在那次“打翻一杯酒”的聚会中，与张爱玲有过
一面之缘。据夏志清说，张爱玲名气如此之大，即使他不推荐，陈世骧也会乐得
聘用的。

　　庄信正一向自称对张爱玲“执弟子礼”，这次更是跑前跑后，帮张爱玲办完
了填履历表之类的手续。

　　张爱玲到这里来，接受的工作任务，是研究当时的“中共术语”，进行意义
解析。她在解放后的上海待过3 年，加之兼通中英文，对一些新名词的理解按理
说不会有问题，做这个工作倒也合适。

　　可是，偏偏1970年前后，中国大陆推出的新术语、新口号非常之少，包括红
卫兵报纸在内。张爱玲苦苦搜求，也是寥寥，只好在研究报告中讲了些别的，后
面附了两页名词。这样，就有可能显得工作不够卖力。为此，张爱玲多次写信跟
夏志清诉过苦。

　　在人际关系上，张爱玲照样还是我行我素。她从不按时去上班，往往是下午
或黄昏才去研究中心，同事下班了以后，她就一个人在办公室熬夜。

　　同事们难得见到她一面，也不知道她究竟在做什么，只能看见在幽暗的走廊
里她的身影闪过，如惊鸿一瞥。

　　她所在的语文部门，仅有两个工作人员，另一位叫陈少聪，负责为张爱玲做
一些辅助工作。他写的回忆，最为传神，不妨引一段如下：

　　我和她同一办公室，在走廊尽头。开门之后，先是我的办公园地，再推开一
扇门进去，里面就是她的天下了。我和她之间只隔一层薄板，呼吸咳嗽之声相闻。
她每天大约一点多钟到达，推开门，朝我微微一粲，一阵烟也似地溜进了里屋，
整个下午再也难得见她出来。我尽量识相地按捺住自己，不去骚扰她的清静，但
是，身为她的助理，工作上我总不能不对她有所交代。有好几次我轻轻叩门进去，
张先生便立刻腼腆不安地从她的坐椅上站了起来眯眼看着我，却又不像看着我，
于是我也不自在了起来。她不说话；我只好自说自话。她静静地听我嗫嗫嚅嚅语
焉不详地说了一会儿，然后神思恍惚答非所问地敷衍了我几句，我恍恍惚惚懵懵
懂懂地点点头，最后狼狼狈狈地落荒而逃。

　　这类“荒谬剧场”式的演出，彩排了几次之后，我终于知难而退，没法再续
演下去。鲁钝的我终于渐渐觉悟了这个事实：对于张先生来说，任何一个外人所
释出的善意、恭敬，乃至期望与她沟通的意图，对她都是一种精神的负担和心理
的压力。至少那一个时期的她确是如此。

　　从此我改变了做法。每过几个星期，我将一叠我做的资料卡用橡皮筋扣好，
趁她不在时放在她的桌上，上面加一小字条。除非她主动叫我做什么，我绝不进
去打扰她。结果，她一直坚持着她那贯彻始终的沉寂。在我们“共事”将近一年
的日子里，张先生从来没对我有过任何吩咐或要求。我交给她的资料她后来用了
没用我也不知道，因为不到一年我就离开加州了。

　　深悉了她的孤癖之后，为了体恤她的心意，我又采取了一个新的对策：每天
接近她到达之时刻，我便索性避开一下，暂时溜到图书室去找别人闲聊，直到确
定她已经平安稳妥地进入了她的孤独王国之后，才回归原位。这样做完全是为了
让她能够省掉应酬我的力气。（陈少聪《与张爱玲擦肩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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