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夏夜，雷雨之后的遐想
一个凉风徐来的夏夜。
白天，是接连不断的雷阵雨。雨后的斜阳中，艾青在街头散步。一切都赏心悦
目——在他的多情的、笑眯眯的眼睛里，这被雨水冲洗过的马路、树叶，乃至路边
一家医院的铁栏杆，都显得生机勃勃、新鲜活泼。这个夜晚，他有好几次提到夏雨
及雨后的美感。
他说：太阳光在鲜嫩的叶子上跳动，就跟圣诞树一样！
他说：马路上还流着很深的水，过马路就像过一条小河似的。
他还说了很多，笔者却在欣喜与惊讶中忘记了不少。
他坐在沙发上，目光从打开的窗户里穿过，徘徊在青枝绿叶间。
音乐般的“沙沙声”仿佛是一片叶子对另一片叶子的呼唤。
仿佛是夜行者的吟哦。
仿佛是诗人的心，在和大地上的绿色接吻。那个时候，他和他的雕像，无论是
神情还是态势，都是别无二致的。
是沉默，也是奔放。
是停滞，也是飞跃。
是心灵的驰骋。
是诗笔的神游……
也许，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是真正自由自在的——在想象和联想的两条神奇
的轨道上，在形象思维的飘荡的云絮中，在无限延伸的各种线条的交点上，在色彩
的组合和映衬下……
有天光云影，丽日和风，有风雨雷电，地动山摇……
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涯，曲折多于坦途；艰难胜于顺利；痛苦高于幸福。
有爱的抚慰，也有恨的磨砺。
在热闹的都市，有过舒适的宅院。
在荒凉的边地，走过跋涉的小路。
失望过，但，从没有绝望。
冷漠过，但，从没有涡灭。
多么漫长的构思！
多么遥远的寻觅！
多么凝重的含蓄！
但，不管他走的路有多么艰难，也不管命运曾经怎样无情地捉弄、折磨过诗人
；他没有倒下，他没有怀疑过自己作为一个诗人的价值；他的人生的实践与诗的实
践是始终如一的，如同他早在1939 年写的《诗论》中的这样一段精彩的描述——
“我们的诗神是驾着纯金的三轮马车，在生活的旷野上驰骋的。那三个轮子，闪射
着同等的光芒，以同样庄严的隆隆声震响着……”艾青所指的三个轮子是：真！善
1 美！
从来没有谁像艾青那样对真、善、美的概念引用得那么鲜明而又具体——“真
是我们对于世界的认识；它给予我们对于未来的信赖。善是社会的功利性；善的批
判以人民的利益为准则。没有离开特定范畴的人性的美；美是依附在先进人类向上
生活的外形。”在这里，以及别的《诗论》的章节里，我们所看到的艾青，不仅有
诗人的火花，而且有哲人的智慧。
他是十分重视形象思维和形象的——甚至视之为诗歌创作的根本之一。
但，同时他又时时以哲学家的眼光来观察生活，予以取舍。他的诗的语言的独
到性，往往是因为包含着哲理的缘故。他在理论上的独到的见解，与在实践中的独
到的创造。是互为依存、互为引证，互为补充的。
他之所以要比别的写诗的人高大，是因为：他是诗论家的艾青以及待人的艾青
的重叠。
他一生都在探索。半个世纪的漫长历程中，他的诗的风格、形式、手法乃至题
材的选择等等，均有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但，作为诗的艺术的根本性的追求，却是
始终如一的：真、善、美。如果说1939 年末脱稿的《诗论》因为战争、离乱种种
原因，还不可能使大量的读者很快读到，而建国以后，我们对诗的美学的研究、介
绍也还是贫乏的话，那么在四十年之后的1979 年，艾青写的一篇短文“诗人必须
说真话”，却几乎是有口皆碑的了。
他在文中是这样说的——诗人要忠于自己的感受。所谓感受，就是对客观世界
的反映。
并不是每首诗都在写自己。但是，每首诗都由自己去写——就是通过自己的心
去写。
没有兴奋而要装出兴奋，必然学会撒谎。自己没有感动的事，不可能去感动别
人。
当然，说真话会惹出麻烦，甚至会遇到危险。但是，既然要写诗，就不应该昧
着良心说假话。
有人惊呼：“艾青仍然是艾青。”有人奇怪：“艾青仍然是艾青。”是的，按
照生活的一般规律，二十一年的流放生涯，东北的冰雪，西北的风沙，应该把它磨
练得圆滑一点了，应该学会几句“今天天气很好，哈哈哈”之类的应酬与客套了，
但，他实在没有学会，没有什么“长进”。
依旧是那样执着。
依旧是那样真诚。
依旧是那样天真。
也是早在1939 年，他的《诗论》中就有过这样的论述：“不要把混沌与朦胧
指为含蓄；含蓄是一种饱满的蕴藏，是子弹在枪膛里的沉默。”在当今诗坛上关于
朦胧诗的争论中，他本可以什么也不讲的，谁也不得罪，稳坐着“诗坛泰斗”的交
椅，对谁都笑嘻嘻。但，那不是艾青，他讲了，其实只是重复四十多年前的他的观
点，略加引伸就是了。
有几个人咒骂他，希望他早一点进火葬场。这些话印在一个油印的刊物上，寄
到北京的一个大刊物，大刊物的人再转交给艾青。可是，他依然花很多的时间接待
来自四面八方的青年诗歌爱好者，看他的诗，听他们谈各种有趣的问题。
他说：“对青年诗作者的希望，很大！这就是写出好诗来，各人按各人的兴趣
写，自己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听从这样写那样写的指令，思想解放一点，不要怕
这怕那。怕什么？怕忽然飞来横涡。当然一点不怕也是假的，不怕也是怕，怕一点，
不要怕得太厉害。”他是把自己放在青年朋友中间的，他总认为诗人与诗人之间应
该是平等的。他说过：“都是各自一家，我只是千家万家中的一家。”外国的诗，
以及外国的各种流派——象征主义，现代派，意识流等等，艾青都是并不陌生的，
一点也欺瞒不了他，也吓唬不了他。
艾青自己恰恰也是这样一个诗人：他是在学诗之初便大量地吸取了外国诗、外
国文学艺术的营养，从而走上自己的创作道路的。自然，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他
的最根本的成功之处还在于：他没有一刻忘记自己是个中国人，自己是个在中国写
诗为着人民而奔走呼号的诗人！
艾青又是极为重视诗人的个性的人，他说过：“有你自己特点的诗就是好诗。”
他对平庸之作的鄙视是显而易见的，他对朦胧诗的指责的范围是小而又小的：“那
些实在叫人看不懂的诗。”他对多变的理论象‘崛起论’的鼓吹者，批评要尖利得
多“‘崛起论’者，借‘崛起论’崛起了自己。”他是从雷雨中走过来的。
那是怎洋的自然和人生的雷雨啊！
他在雷雨中的跋涉之路，是一根如此漫长的曲线……
有时，他好像是真的孤立无援了，乃至绝望了；只有雷雨，无边无际的雷雨。
有时，他在力图寻找星星的时候，星星不见了；只有雷雨，无边无际的雷雨。
这是谁说的？哦，对了，是艾青同时代的一个女诗人、石评梅说过：生如闪电
之耀亮，死如慧星之迅忽。那么，这无边无际的雷雨，也是生命的一种启迪。
不是吗？在天山脚下的大戈壁上，在白天做“大右派”，被“专政”而剥夺自
由后，晚上，有时也是而后，他站在大地上举目望去，天山的影子已经看不见了，
天上的星星却是合情脉脉的……
他在雷雨之后的回首，是充满了神驰遇想的——东北大森林里的“猴头”滴着
露水，新疆戈壁滩上的梭梭草会闪出亮光，地底下不知又有什么精灵、矿藏在孕育
中。还有鱼化石……
他不喜欢打伞。
他觉得小雨滴落在身上是一种很亲近的表示。
一切的艰难险阻，如海里激浪、天上的雷雨，当它们向你卷来时，落荒而去是
不行的，只有面对着——艾青是笑咪咪地面对着的。
这果然是因为他是大堰河的儿子，从小为一个勤朴、善良的农妇所哺育；却也
是他的生活的实录，几乎总是风风雨雨，干脆懒得打伞了！
但，他是为伞写过诗的。
他希望伞是这样的——雨天，不让大家衣服淋湿，晴天，我是大家头上的云。
雨后，一切都是新鲜而纯净得多的。
仿佛就连人的思想也经过了过滤似的。
站在北纬饭店他寓居的二楼一扇启开的窗户前，他说：窗户是很美的。
真的，大自然在一扇扇窗户里变得具体了，望得见天上的星星，以及远处的光
的流动。望着窗下拥挤的四合院、和四合院的几乎是一成不变的灰色的围墙，艾青
的感慨是凝练而深沉的：我们还是太穷啊！
世界就是这样组成的：高的和低的房子；各种各样的窗户和窗帘；各有欢乐；
各有忧愁……
在夜晚，生活将会变得宁静，色彩也似乎少了，夜暮将要融化掉一些白天里的
喧嚣及缤纷。
平静可见心境。
单调反而真实。
就连低垂的星空，也总是若有所思的样子，于是，望星空，便成了地上的自古
以来多少诗人吟唱的主题！艾青说过：给一切以性格，给一切以生命。
请看艾青笔下的月光：
前天晚上我在北京的院子里看见月亮笑眯眯，默不作声今天早上我在汉堡又看
见月亮在窗外，笑眯昧，默不作声不知道她是怎么来的她却瘦了也是个夜晚……
艾青在参加1980 年3 月下旬于美国举办的“国际写作计划”活动后，回到了
祖国。
笔者曾经去采访过——是用对话的形式聊天——艾青对于几个月的异国生活、
长途旅行是留下了一些美好的印象的。有的是故友重逢，而时代竟已全非往昔；有
的是旧情重叙，因为真挚而久久难忘；也有的是回忆中的一片红枫叶，秋天是随着
它飘来的这一席对话记录如下：
问：当你远渡重洋，回到祖国以后，你觉得你对这一次美国之行的最深的印象
是什么？
答：是友谊。是一群热情的侨胞。是美国的友好人士。
在爱荷华，聂华苓一家把我们当作家里人，每天都要打电话问问我的身体情况，
有些什么不适应的。还有不少旅美的华侨、作家、诗人，我们到哪儿，都由他们热
情迎送与接待，是非常感动人的。
在波士顿，我们去看过美国汉学家费正清。他的记性真好，提起了一件我已经
忘记了的往事。1946 年，费正清在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新闻处工作，他曾去过解
放了的张家口，到华北联合大学访问我们。这次一见面他就说：
“你当时对我说，希望美国给我们送来惠特曼，不要送来马歇尔！”他的夫人
还请我们吃了自制的点心。
罗伯特·佩恩是美国的翻译家，翻译过我的诗。1946 年也去张家口看过我。
当时，在交谈中，我说过喜欢德国的木刻家珂勒惠支的作品。罗伯特·佩恩一直记
着我这句话，这一次在纽约，他为我们举行很大的招待会。他事先准备了一本珂勒
惠支的作品选集，一见面就送给我了。而且题了几句话。
在马里兰，国际交流总署的安娜女士把我们请到她家里，点上蜡烛举行宴会。
她和她的亲戚都芽了晚礼服接待我们，那几天正是美国竞选总统很激烈的时候，安
娜女士在席间对我说：“不管将来谁是美国总统，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是一定
要发展下去的”。这样的话是令人难忘的。
想起爱荷华的红叶也是很美的，到处都是。我在许多红叶村下照了相。
但是，友谊的树是常青的。
问：在一次你和别的同志的谈话中，谈到在美国见到过的一些抽象派的画与雕
塑，希望你稍微详细一点地谈谈你在这方面的所见、所想。
答：见到了一些，但，不是全面的。
美国各大城市都有美术馆，中间都有陈列现代作品的房间。
抽象派的绘画和雕塑随处可见。我们在爱荷华一家戏院门前的草坪上，看到一
堆砌房子用的预制块。我以为是一个公共厕所，有人说可能是要修房子，聂华苓的
大女儿告诉我们：“这是雕塑——抽象派的雕塑。”这在欧洲也见过。一个很大的
广场上，一个很高的教堂前面，竖了一根二、三丈高的木头，纵断面锯开，没有锯
完，顶端锯开约十厘米宽。有人问我这是什么东西呢？我开玩笑说：没有完成的工
作。这也是雕塑。
也有一个红的方块，加上一个黄的方块，就算绘画，挂在客厅里；如果这些都
是艺术的话，什么都是艺术了。
抽象派的最典型的理论是：你自己以为是什么，就是什么。
问：你能谈谈《香港》这首诗的构思和写作经过吗？
答：我开始写这首诗时，是完全否定香港的。后来，打出清样，送给我看，报
社的同志提了意见，认为香港也有值得赞扬的地方。我作了修改，把骂香港的有些
句子删掉了，如“海盗的私生子”之类，加了最后一段。这就比较全面了。可见，
写了诗以后多请几个人看看，是有好处的。发表前提意见比发表后打棍子要好。
当然，香港究竟是殖民地，它的繁荣是恶性的、畸形的。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
在这儿竞争，喧嚣得很，嘈杂得很，资本主义的坏东西都集中到那里了。
大家都知道鸦片战争。大家都不会忘记历史。
过去说“吃在广州”，其实，现在应是“吃在香港”。香港有很多好吃的，我
也吃了。但不能因为吃得好就说香港什么都好。问：你对中国当前的新诗现状，是
感到高兴，还是担忧？你以为新诗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答：既不高兴，也不担忧。
高兴是因为非常好，担忧是因为非常坏。现在新诗的现状既不是非常好，也不
是非常坏。
新诗还是在前进的。有不少新人出现了，要比过去汪何时候都好。更不能和
“四人帮”的时候相比。但，也只是开始，从“四人帮”垮台，还只有三、四年的
时间嘛。
新诗的销路不好，同出版、发行有关。他们有成见，认为新诗比不上《七侠五
义》，比不上张恨水的小说，有什么办法？看诗的人还是有的，我的《诗论》前后
出了八个版本，现在还有很多读者来信要。据说去年再版时只印了一万多册。最近，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人打电话，问我还有没有这本书，说一个研究我的诗的外国人想
要，我说我的书都送光了。
我一贯主张，诗要通过形象思维来表达思想感情，用最精炼的语言表达最丰富
的内容。学会了形象思维，用比较自由的形式，比较精炼的语言去写，道路是无比
广阔的。
最广大的读者总是希望诗歌更多地反映现实生活的。把反映现实的涛加以排斥，
大家都写起“朦胧诗”，这怎么行呢？
问：你是怎样在表现自我和表现人民之间，努力取得其一致性的？你认为能够
一致起来吗？倘是可能的话，又怎样才能一致起来呢？
答：可以，也应该写自我，但，一定要通向人民。在《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我写过：“苦难的浪涛曾经几次把我吞没而又卷起——流浪与监禁，已失去了我的
青春的最可贵的日子。”在《我爱这土地》的诗里，我也写过：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我写过很多表现自
我的诗，但，又不仅仅是写我，我同时写“寒冷封锁着中国”，也写了“中国的路
是如此的崎岖，是如此的泥泞呀”，等等。
还有一些诗并不是直接写“我”——但，融进了我的经历，我的经验，我的情
感。比如《光的赞歌》，《古罗马大斗技场》等等。用诗的语言形象地表述了历史
发展到某一阶段的真理。
诗人离开了人民，就像鱼离开了江河大海一样。
问：关于某些看不懂的“朦胧诗”，你过去发表过一些意见，你现在有什么新
的看法？
答：“朦胧诗”中，有一些不是太坏的，有一些比较好的，可以发表。
什么是太坏的呢？——我指的是那些没有内容、做文字游戏的、猜谜语连谜底
也没有的怪诗。不要把怪胎、废物与畸形当作是美好的东西。
编辑自己实在看不懂的诗，就可以不发表。
“朦胧诗”的问题，关键在于一些评论家。本来，作为一种风格的朦胧是可以
存在的；但，调子越唱越高，不是引导，而是一味吹捧，对年轻人毫无好处，只有
造成混乱、骄傲自大与目空一切。其实，后来真正“崛起”的是那些评论家。
一首成功的诗总得有形象，给人以美感。
离开了形象思维就无法谈诗。
问：请你谈谈诗风和时代精神的关系。
答：总的来说，是时代影响诗风，而不是诗风影响时代。诗人是随着时代去感
受、去思考、去反映的。
慷慨激昂的时代，靡靡之音就不容易抬头：和平的时代就会有比较纤丽的诗风
出现。
我所坚持的诗风还是八个字：朴素、明朗，单纯，集中。但，我并不一概地反
对朦胧诗。
问：你在香港说过，在抗战时期，在追求人民解放的月子里，你的诗要写得好
一些，在和平时期相对而言要弱一些，这是为什么？
答：矛盾越尖锐，写得越多、越深沉。反之，就会显得平稳，就很难写。
经过了“文化革命”这些年，经受了磨炼，现在我写得又比较多了。
问：请你对青年诗人，对广大的青年诗歌爱好看谈谈你的希望。
答：为人民多写诗，而且要努力写得好一些——即使为自己写也一样。
要让人看得懂，读得下去，能感动人。
要深刻地理解生浴，无非是洞察生活中的矛盾，表现这个矛盾——歌颂也好，
暴露也好，都是为了把生活推向前进。
诗人要突破自己，首先要从构思上突破。
写诗不仅需要饱满的感情，还需要智慧——也可说机智、敏感。要善于寻找最
鲜明的形象，寻找最恰当的比喻，最好的想象。我最近读了黄永玉的几首诗，觉得
很好，有构思上的突破，语言也巧妙。比如：“比苍蝇还不卫生”，就很新鲜。再
比如：“他是动物，却跟植物一样沉默”，很深沉。
探索和追求都是好的，对青年诗人来说尤其重要。
我已经七十一岁了，还在苦苦地探索。
关键并不在于用什么手法，而在于怎么去写。我那首1932 年写的《芦笛》是
用象征派手法写的，但，我写了：“谁不应该朝向那白里安和俾土麦的版图，吐出
轻蔑的唾液呢！”——这就写了现实，写了革命。
我愿年轻人有更大的进步、更大的收获！
当笔者告别艾青的时候，已是深夜。虽然觉得还有很多问题要谈，却不忍再留
下去了一再过三、四个小时，艾青就要开始每天照例的写作——他是习惯于早晨三
时左右起床，一直工作到早晨八、九点钟的。他常说，这个时候头脑最清醒，思路
也明快，就像草叶上的露水。他常说：“我还有几个早晨可以努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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