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们都很年轻

    我是通过我的老伴吴文藻和刘氏兄弟认识的，他们三人都是江阴人，又都在当
时（1926  一1938）燕京大学教课。

    我不记得我曾去刘氏兄弟的北京城内的家里没有，只记得刘半农先生常来我们
燕大的教授宿舍，和文藻谈些有关语言学的问题。对于这门学问，我是一窍不通，
也插不上嘴，只记得有一次在递茶的时候，我对他们笑着说：

    “怪不得人说‘江阴强盗无锡贼’，你们一起谈‘打家劫舍’的事，就没个完！”
半农先生大笑说：“我送你一颗印章，就叫做‘押寨夫人’怎么样？”我们大笑起
来。后来我到底也没有收到这一颗印章。

    刘天华先生当时在燕大音乐系教授中国音乐。一九三○年我母亲在上海逝世，
我侍疾送葬后回到北京病了一场。病后心情很坏，我便请刘天华先生教我吹笙。他
说：“你有吐血的毛病，吹笙伤气，不如学弹琵琶吧。”后来又因为我的手臂和指
头都很短，他又特别定制了一张很小的琵琶送我。我一共才学了几次，便因为阑尾
炎突发，进了协和医院。在我动手术的时候，那位美国外科主任说我是个神经质的
人，给我做了全身麻醉，我在进入迷糊的时候，似乎见一双大手在我的手术台边，
给我弹着一首十分清脆的琵琶曲子。

    后来似乎是刘天华先生病了，我也没有再学下去，只将那张琵琶用锦囊珍藏了
起来……来纪念在燕大执教过的刘天华先生。

    我认识老舍先生是在三十年代初期一个冬天的下午。这一天，郑振铎先生把老
舍带到北京郊外燕京大学我们的宿舍里来。我们刚刚介绍过，寒暄过，我给客人们
倒茶的时候，一转身看见老舍已经和我的三岁的儿子，头顶头地跪在地上，找一只
狗熊呢。当老舍先生把手伸到椅后拉出那只小布狗熊的时候，我的儿子高兴得抱住
这位陌生客人的脖子，使劲地亲了他一口！这逗得我们都笑了。直到把孩子打发走
了，老舍才掸了掸裤子，坐下和我们谈话。

    他给我的第一个难忘的印象是：他是一个热爱生活、热爱孩子的人。

    我认识巴金是在三十年代初期，记得是在一个初夏的早晨，他同靳以一起来看
我。那时我们都很年轻，我又比他们大几岁，便把他们当做小弟弟看待，谈起话来
都很随便而自然。靳以很健谈，热情而活泼。巴金就比较沉默，腼腆而稍带些忧郁，
那时我已经读到他的早期一些作品了，我深深地了解他。

    我记得他说过常爱背诵一位前辈的名言：

    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

    他又说过：

    我似乎生来就带来了忧郁性，我的忧郁性几乎毁了我一生的幸福，但是追求光
明的努力，我没有一刻停止过。

    我知道他在正在崩溃的、陈腐的封建大家庭里生活了十几年，他的“充实”的
心里有着太多的留恋与愤怒。他要甩掉这十几年可怕的梦魇。他离开了这个封建家
庭，同时痛苦地拿起笔来，写出他对封建制度的强烈控诉。他心里有一团愤怒的火，
不写不行，他不是为了要做作家才写作的。



    我和她相熟，还是因为我的三个孩子都是她接生的（她常笑说：“你的孩子都
是我的孩子”）。在产前的检查和产后的调理中，她给我的印象是敏捷、认真、细
心而又果断。她对病人永远是那样亲人一般地热情体贴，虽然她常说：“产妇不是
病人。”她对她的助手和学生的要求，也十分严格，我记得在一九三五年我生第二
个孩子的时候，那时她已是主治大夫，她的助手实习医生是我的一个学生。在我阵
痛难忍、低声求她多给我一点瓦斯的时候，林大夫听见了就立刻阻止她，还对我说
：“你怎能这样地指使她！她年轻，没有经验，瓦斯多用了是有危险的。”一九三
七年十一月，当我生第三个孩子的时候，她已是主任大夫了。那时北京已经沦陷，
我们的心情都十分沉重抑郁，林大夫坐在产床边和我一直谈到深夜。第二年的夏末
我就离开北京到后方去了。我常常惦念着留在故都的亲人和朋友，尤其是林巧稚大
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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