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昆明

    “七七事变”后这一年，北大和清华都南迁了，燕大因为是美国教会办的，那
时还不受干扰。但我们觉得在敌后一刻也呆不下去了，同时，文藻已经同敌后的云
南大学联系好了，用英庚款在云大设置了社会人类学讲座，由他去教学。那时只因
为我怀着小女儿吴青，她要十一月才出世，燕大方面也苦留我们再呆一年。这一年
中，我们只准备离开的一切——这一段我在《丢不掉的珍宝》一文中，写得很详细。

    一九三八年秋，我们才取海道由天津经上海，把文藻的母亲送到他的妹妹处，
然后经香港从安南（当时的越南）的海防坐小火车到了云南的昆明。

    这一路，旅途的困顿曲折，心绪的恶劣悲愤，就不能细说了。记得到达昆明旅
店的那夜，我们都累得抬不起头来，我怀抱里的不过八个月的小女儿吴青忽然咯咯
地拍掌笑了起来，我们才抬起倦眼惊喜地看到座边圆桌上摆的那一大盆猩红的杜鹃
花！用文藻自己的话说：“自一九三八年离开燕京大学，直到一九五一年从日本回
国，我的生活一直处在战时不稳定的状态之中。”他到了云南大学，又建立起了社
会学系并担任了系主任，同年又受了北京燕大的委托，成立了燕大和云大合作的
“实地调查工作站”。我们在昆明城内住了不久，又有日机轰炸，就带着孩子们迁
到郊外的呈贡，住在“华氏墓庐”，我把这座祠堂式的房子改名为“默庐”，我在
一九四○年二月为香港《大公报》（应杨刚之约）写的《默庐试笔》中写得很详细。

    从此，文藻就和我们分住了。他每到周末，就从城里骑马回家，还往往带着几
位西南联大的没带家眷的朋友，如称为“三剑客”的罗常培、郑天挺和杨振声。这
些苦中作乐的情况，我在为罗常培先生写《蜀道难》序中，也都描述过了。

    这里不妨再插进一首嘲笑他的宝塔诗，是我和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老先生凑成
的。上面的七句是：

    马

    香丁

    羽毛纱

    样样都差

    傻姑爷到家

    说起真是笑话

    教育原来在清华

    “马”和“羽毛纱”的笑话是抗战前在北京，有一天我们同到城里去看望我父
亲，我让他上街去给孩子买“萨其玛”（一种点心），孩子不会说萨其玛，一般只
说“马”。因此他到了铺子里，也只会说买“马”。还有我要送我父亲一件双丝葛
的夹袍面子。他到了“稻香村”点心店和“东升祥”布店，这两件东西的名字都说
不出来。亏得那两间店铺的售货员，和我家都熟，打电话来问。“东升祥”的店员
问：“您要买一丈多的羽毛纱做什么？”我们都大笑起来，我就说：“他真是个傻
姑爷！”父亲笑了说：“这傻姑爷可不是我替你挑的！”我也只好认了。抗战后我
们到了云南，梅校长夫妇到我呈贡家里来度周末，我把这一腔怨气写成宝塔诗发泄
在清华身上。梅校长笑着接写下面两句：

    冰心女士眼力不佳

    书呆子怎配得交际花

    当时在座的清华同学都笑得很得意，我又只好认我的“作法自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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