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1989年，我第一次到中国，而今重来，眼前的变化让人难以置信。我所说的变
化无关经济增长，也无关摩天大楼，而是指中国国民的面貌。遥想当年，中国单调
沉闷又缺乏信心，而今，这个国家生气勃勃，充满自信。

    1997年，作为新任英国首相，我主持了香港回归中国的仪式（正文也提到了）。
让我印象最深的，便是东道主中国人对国家的热爱和自豪。东道主告诉我，他们会
一直铭记我为香港回归中国所作的努力。事实的确如此。

    2008年，我出席了北京奥运会，当时的场面极为壮观。世界上有许多人对中国
所知甚少，对于这些人来说，中国似乎忽然间登上了国际舞台。整场盛会完美无瑕。
不过我最感兴趣的，还是成千上万的志愿者，他们彬彬有礼，举止谦恭，竭力展示
中国最好的一面。

    迄今为止，我已经两次到过贵州省的贵阳市。贵州是中国的贫困省份，我去那
里是为了探讨中国既可持续又与环境相协调的发展方式。第一次去时，安排了官方
会谈，我见到了贵州省的领导。那位领导知道我对宗教感兴趣，于是第一句话就说
：“我是这个省的领导，也是个穆斯林。”

    记忆中，不同的时期浮现出不同的中国，但有两点始终不变：持续的进步，永
远的骄傲。对于每一个外来者，中国都有太多值得了解的地方。

    写这篇前言，我的内心怀着深深的谦卑。现在，我会定期前往中国。这是一种
享受。这个国家和这里的国民令人赞叹。然而，每次重来，让我感触最深的并非对
中国更加熟悉，而是仍然存在的广阔的未知领域。每一次探索都让我想要更加深入。
我始终意识到，还有太多东西尚待了解。

    于是便有了这篇简短的前言，它是一个外来者对于中国及其未来的观点。至少，
它可以告诉中国读者，西方人如何看待他们。

    我们先从一个矛盾开始，它以双重方式引起了许多混乱。中国对自己的定位是
发展中国家，事实上中国也的确是。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敞开国门以来，中国的进
步极为显著，在整个人类发展史上堪称史无前例。绝对贫困人口的数量减少了五亿，
贫困率由百分之六十五降至百分之四。即使参照国际贫困线，贫困状况（尤其在农
村地区）得到如此改善也是非凡的成就。

    中国逐步实现工业化，国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并且跃升为在世界上遥遥领先
的消费品、耐用品生产国：这些改变了中国的经济面貌。这也意味着，中国在世界
经济体系中的角色改变了。随着金融危机席卷西方，八国集团迅速增容为二十国集
团，中国的领导地位也得到了明确的承认。

    作为一场壮观的盛事，2008年北京奥运会向世界宣告的，正是有识之士早已洞
见的：中国已成为世界舞台上的强国。

    然而，中国的力量本身很容易蒙蔽视野，让我们看不见中国人如何看待自身：
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在我们眼中，中国是新兴的力量，她自信、豪迈，意志坚定。
的确，中国人对自己所取得的成就无比骄傲。但他们也知道，贫困在中国还没有完
全消除，贫困人口仍然为数众多；知道北京和上海并不能代表整个中国，正如纽约
和华盛顿不能代表美国；知道与进步同样惊人的，是相伴而生的焦虑。

    西方人往往认为，这段航程的掌舵者镇定而富有才能，遵循着周密的计划前进。
中国领导人却完全知道，他们所施展的，是难度最高，也最危险的平衡技艺。如何
让西部农村腹地跟上东部沿海地区的步伐？如何促进商业增长，又兼顾基本的公平
原则，维护社会的凝聚力？如何对待五十六种甚至更多的民族与文化？如何让“一
个中国”原则得到贯彻，不是作为政治咒语，而是作为国家使命？如何实现可持续
增长？如何在全球最好地发挥中国的影响力，负责任地运用这种力量，同时牢记：
在中国历史上，帝国主义干涉曾经造成怎样的破坏？如何为了经济增长而追求必要
的商品繁荣，同时避免新殖民倾向的嫌疑？

    矛盾就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中国的力量，中国人看到的则是中国面临的挑战。
领导层的注意力指向了国内，原因当然在于，中国面临的挑战与人类历史上任何谋
求发展的国家所面临的挑战同样巨大。

    更何况，我们都关心结果。中国如何发展，如何找到自己的道路并且走向远大
前程，这会深刻地影响我的孩子们，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塑造了我这一代人
的憧憬与情感。对于我们的世界观来说，这将是一个全新的维度。

    我们需要的是稳妥、可靠的渐进，不需要也不想要出现混乱，陷入动荡。中国
领导层近期对异见的态度似乎更为严厉。或许，这样的态度是因为明年即将到来的
领导层换届，同时也是为了杜绝出现“阿拉伯之春”运动，使国家陷入动荡。强硬
的态度背后，是潜在的忧虑。对“失控”的畏惧不仅来自那些有根有据地预见到失
控前景的人，它同时也是一种真正的担忧：如果失去坚强领导，一个十三亿人口的
国度该何去何从，遵循什么样的原则？

    这样的焦虑也反映在中国对美国的态度以及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上。对于中国的
崛起，有些美国人的确心怀畏惧，甚至是怀着憎恶。但就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欧
洲人更是如此，他们只想弄清一个问题：中国崛起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中国对美国
的态度也并不明确，一方面是怀疑，另一方面又赞赏美国所象征的东西。有趣的是，
中国自己所持的各种态度同样不够明朗。中国的外交政策总是小心翼翼，在联合国
安理会的争端中宁愿保持谨慎，这引起了广泛议论。我曾听到一位美国高层人士对
此颇有微词，于是问他：如果情况相反，中国的外交政策坚决而果断，你觉得如何？
设想一下，如果中国认为自己在外事方面与美国扮演着同样的角色，我们真的会安
心于此吗？我们自问这个问题，中国也会自问。

    正是在这样一个充满着不确定因素的世界上，中国领导层对稳定的强调才应该
得到理解。他们知道，中国必须变革。事实上，在短短二十年间，中国已经发生了
急剧的变迁。然而，即将到来的转变才是最为剧烈的，这一点他们同样清楚。表象
之下是密切的探索与激烈的争论，想弄清怎样才能既实现转变又不至于影响稳定，
而维持这种稳定对他们、对我们都有好处。我希望中国政治上进步，继续推进人权
保护，同时进一步对外开放。但我知道，实现这一过程的方式和速度必须让中国及
其国民受益，我们也会从中受益。

    话虽如此，政治中还有一个永恒的托辞：每一种政治体制都是独特的。已经记
不清有多少次，这个国家或者那个国家的人对我说：“我所面临的情形不同，这个
国家很独特。”这样的话几乎总是错的：在世界上，的确有一些国家实现进步的经
验是普遍适用的。中国规模庞大、国情复杂，这些都很独特，但我想，上述经验在
一定程度上仍然适用。这些经验将有助于分析我所归纳的中国面临的三个主要挑战
：

    政治改革

    惠及所有人的经济繁荣

    和谐的社会发展

    如前所述，我提出这些想法时心里满是谦卑。它们是来自世界其他地方的经验，
中国必须作出判断，看看这些经验是否能为己所用。

    显而易见，中国政治制度的改革需要时间。但在过去的数十年中，中国已经排
除了“文革”的余毒，重整旗鼓，表现出新的气象。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应对继续
变革的压力，这种压力随着国家日益繁荣必然会浮现水面。多数中国人都看重稳定，
认为稳定是改善生活水平的重要内容。但是随着新的社交媒体、出行方式和互联网
的出现，中国的新兴中产阶层必然会要求更多的话语权和其他权力。

    “阿拉伯之春”运动具有阿拉伯世界的许多特征，因而是独特的。但我认为，
它在某些方面具有广泛的适用性。某些首领之所以倒台，是因为他们根本无意向人
民交出权力。利比亚这样的国家本有丰富的潜力，却在开放方面过于迟钝。变革还
没有真正开始，革命已经接踵而来。

    但在其他地方，比如埃及、突尼斯、叙利亚，已经出现了变革。多数国际经济
机构都对此表示赞赏。那么，问题何在？问题就在于，统治力量变成了脱离实际的
精英，数量很小，与人民割裂开来。在此情形下，仅有变革是不够的。

    不要误会我：在经济方面，中国与上述国家有天壤之别。更何况，中国还有另
一个优势可以利用。对于共产党来说，只要在吸纳党员和章程规定方面接受新的思
想、新的声音，并且最重要的是与新兴中产阶层互动，它就能不断地与人民保持接
触。换句话说，党的发展成了政治改革的核心。如果再与权力下放——包括在地方
上对于某些职位实行直接选举——相结合，就能提供渐进的道路，走向更多的政治
开放并承担更大的政治责任。

    最重要的是，它让人民看到，和平又稳定的进步之路是存在的。我关注的焦点
在于强化党的能力，让它成为这个过程的创造者，而不仅仅是调控者。中国的领导
层是睿智的，既有聪明才智又有创造能力，足当此任。

    如果这样的道路能够出现，在中国及其领导层经历改革之时，西方国家的人民
就是他们同一战壕的兄弟。“阿拉伯之春”带来的另一个关键启示是，外部世界对
局势的看法会转而影响内部的力量格局。这是我们所处的信息时代生出的一个结果，
它不会消失。外部感知就这样清晰而又深入地与内部互动。

    中国面临的经济挑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应对宏观问题，重新调整以促进消费，
管理货币，并避免经济过热或投机泡沫。所有这些方面都很棘手，要求格外小心，
并且要求具有高度的智慧。但它们属于是非问题，也就是说，它们是必须作出的判
断。这样的判断可能很好，也可能很糟，但都不会决定中国的经济模式。我感兴趣
的在于后一个问题。

    中国面临的挑战，是要提出一种意识形态，它秉承1949年以来新中国的社会主
义之根，同时又允许自由企业的繁荣发展。尤其是，在市场与对社会平等的要求之
间存在着紧张关系——我们对此都不陌生。当前，随着对金融危机的后果深入思考，
这种紧张关系正在撕裂西方社会，尤其是欧洲。

    欧洲的论战焦点在于金融危机如何发生以及如何走出危机。观点总是趋向于两
极：一方为欧洲传统的社会模式辩护，另一方则声称这种模式已经不堪重负。从现
在的情况来看，那些在政治上处于右翼的变革派正在赢得这场论战。高赤字使人们
对支撑这种模式的高税收心怀恐惧；另一方面，人们又普遍认为，“市场”已经失
败了。不过，左派似乎认为解决之道在于赋予政府更大的权力——这同样不得人心，
因此，即便是市场失败也没有将公众推向左派阵营。

    我仍然相信第三条道路的政治主张，这是我本人以及克林顿总统在执政期间提
出的。它的精髓并不是简单地在国家与市场之间寻找平衡，而是将两者结合起来，
利用双方的力量结成同盟。这是让私营经济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私营经济是任
何成功的经济体系的必要元素，政府会在其中通过物质支持为穷人提供机会，让他
们能够踏上功成名就的阶梯。我想，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况来说，这样的第三
条道路意义尤为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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