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我学会了如何卸掉对手的盔甲，也学会了如何轰炸他们。他们愤怒，你变温和。
他们走极端，你则化身安抚人心的理智之声。他们侮辱你，你就用同情而不是愤恨
的目光去看他们。受到攻击时，你必须直视他们，细看他们的脸色，你的双眼要紧
盯对方的双眼，不可以焦虑地转动。

    我领悟的最后一件事是，如果你搞砸了，继续往前走就行了。这点说着容易，
要做很难。经历一场糟糕的首相答问之后，从会议室返回首相室的路途几乎就跟去
的时候一样难受。之后我们总要花几分钟来善后。对于可怜的老队员们来说，如果
我搞砸了，善后总是那么艰难。尽管他们拼命掩饰，他们的脸上还是写着巨大的
“失望”二字。乔纳森？鲍威尔通常是唯一一个说真话的人，他会用欢快的语气说
：“感谢上帝，这个星期都不用再受这罪了。”其他人则喃喃说着“这是一场平局，
真的”，或者其他类似的废话。

    无论如何，在1997年5 月那段初期的日子里，每周两次的首相答问改成了一次。
我从来没有为那个决定后悔过，以后的首相们也会为之而感谢我！

    接下来的一个决定就完全是另一码事了，其本质也更关乎根本。在大选前的几
个月，戈登和我产生了把货币政策，也就是说利率的设定，交给英国央行的想法。
所谓的央行“独立”是一场几十年前持续至今的热烈讨论，涉及学术、经济和政治
多个领域。

    我毫不怀疑独立的正确性。从很早以前，我就深信，让政治家来设定利率会混
淆经济和政治、长期和短期、权宜和合理。我一直都是游戏的旁观者，看着政府小
心翼翼地用大选周期来校准利率的变动。每个人都知道，它何时发生，为何发生。
其结果就是，国家实际上给利率额外增加了一份政治费用。这与其他欧洲国家——
尤其是德国——的独立央行以及美联储之间的对比，生动而引人深思。

    正如我喜欢对心存疑虑的普通议员和反对此举的严肃专家说的，问题并不在于
银行行长是否比财政大臣聪明。他的才智也许更高，也许不是，但银行的决策过程
肯定更加客观。我曾经多次跟罗伊？詹金斯谈论这件事。当时还在高盛集团的加文？
戴维斯——我经常向他讨要经济建议——坚信这件事功德无量。我知道奈杰尔？劳
森——他是我真心敬佩的大臣——也想这样做。还有，对于那些担心即将上台的工
党政府欠缺经济资历的人来说，它也是一份完美的答卷。所以，虽然其基本的理由
是最终要把长期经济政策置于短期经济政策之上，但是这样做的政治理由同样非常
充分。

    戈登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所以，当我提起它的时候，他欣然答应。至于如何
宣布，我们有点争论。我希望在大选之前宣布，以巩固我们的商业可信度；他觉得
它的重要性足以左右市场动向，所以，我们应该在大选后立刻宣布。最后我同意了
他的主张。

    戈登在5 月6 日宣布了这一决定。效果不错。商界和市场都喜欢。保守党反对，
但他们真的没有什么兴风作浪的心情，就算有，也掀不起什么大风暴。对于我来说，
那是非常重要的时刻。它不仅确定了我们的经济政策手段，还确定了执政手段：它
并非源自传统的左派/ 右派观念；它把人们聚集到理智和改革的中间立场上来；它
阐明了我们从一开始就要保护并增强国家经济机会的决心。

    我让戈登来发布这个声明，实际上是让他去接受全部的赞美，树立起政府中主
要经济角色的形象。我这样做，首先是因为我认为他有这个资格；其次是因为，从
全局来看，打破独角戏的场面很有好处；第三是因为不这样做会产生相当紧张的气
氛。

    不过，这样做却又导致了一个不幸的长期后果。我有很多缺点，但是我有一个
优点：不会嫉贤妒能。在我自己的核心团队里，我喜欢阿拉斯泰尔、乔纳森、安吉、
萨莉、彼得、戴维？米利班德和其他人，恰恰是因为我知道他们会把心中的想法告
诉我。并不是说他们不尊重我（虽然在野时培养起来的熟悉感并不总是能恰当地完
成转化，以适应更为正规的执政环境），不过，他们会说出自己心中所想。我欢迎
这些想法，从中吸取珍贵的建议，甚至是信心。

    所以，当我故意地让戈登站出去充当大人物，建立政府中公认的第二号头目的
形象时，我丝毫不担心自己会黯然失色或者沦为傀儡。事实上，受人操纵这个念头
毫无来由。我的团队却没有这么乐观。阿拉斯泰尔尤其担心会产生这样一个画面：
我是“主席”或者“总统”，而戈登是“首席执行官”或者“首相”。他严厉地指
出，这样的印象很容易就会被理解成一个仅仅是用来摆场面的人和另一个勤奋工作、
管理国家的人。由于我对自己的身份和自己所做的事情感觉十分放心，所以我根本
没有因此而产生忧虑，对他的警告不屑一顾。

    事实也是如此，随着英国央行的独立，经济方面的大框架——其他就更不必说
了——已经被我设定。刚开始的几个月里，我给核心团队发去的文件里夹杂着许多
经济政策方面的指导：把综合支出评审跟政府事务的优先级别关联起来；解释我们
打算怎样创造更具竞争力的经济；如果发现背离促进商业、实现雄心的基本原则的
情况，我就会狠狠地收一下缰绳，例如，打消增加行业税收或者增加第二套房产税
的念头。我会经常——时间间隔相当短——发出保留条款去规范财政部的工作。尽
管如此，人们依然以为我不管经济政策。这样的误解在日后导致了许多损伤和破坏。
但真相是，列车、轨道和目标都是我和戈登通过紧密合作一起建造的，而且遵循的
是我制定或者我满意的线路。然后，司机就被赋予了相当大的自主权，管理列车服
务。直到后期，我才真正地把经济政策的控制权放出去。

    在我担任主席的三年里，我们之间的争吵已经足够多了，我已经明白，我和他
的做事方式截然不同。只有到了后期，这种不同才演变到不仅显著而且动摇根基的
程度。我毫不怀疑，我们的政治之路始于完全不同的起点，当然，它们有交会点，
不过，其中既有政治的原因，也有信念的原因。最终，我们俩对经济的态度还是差
异巨大，因为我们的背景不同。也许更贴切的说法是，我们在经济、金融和商业方
面的天分不一样。

    基本来说，我可以理解人们的抱负。我喜欢希望成功的人，也佩服成功人士。
在律师协会时——全职担任讼务律师的那七年时间在许多方面都极大地影响了我—
—我做过很多商业和产业方面的研究，跟冒险家，跟那些从不无聊闲逛、长于动手
做事的人相处融洽。我讨厌阶级，可我热爱抱负。这就是我喜欢美国的原因。我喜
欢白手起家，靠着自己的奋斗功成名就的主张。

    这种态度有其不利的一面。尽管那些说我被财富冲昏了头脑的谣传总是夸张得
荒谬（我的好友大多数根本就不是那一类人物），但我有时还是会低估追逐金钱时
可能会出现的冷酷和不道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很多企业家都是富有创造力的人，
金钱是他们成功的结果，而不是动力。但其他人根本不关心这个，而我在某些场合
则倾向于不去领会其中的差别。

    然而，我并不嫉恨成功，而且基本上，那对一个改革派政治家来说是好事。我
自己也很认同成功。我想要一个漂亮的家吗？是的。相比二星级酒店，我更喜欢五
星级酒店吗？是的。我意识到人生不仅如此吗？是的。我绝不会认为，享受美好人
生会导致对那些无法享受者的困境漠不关心的结果。就我来说，反过来的情况才是
真的：我自己想要的，我也希望别人能拥有。不过，我并不觉得想要是错的。

    当我跟企业家们相处时，我的感觉就像在家里一样自在。戈登则完全相反。他
会分析什么生意能赚钱，会讨论这样或者那样的复杂政策以便促成那门生意；但他
从来不去感受它。我是一个为公众服务的人，如果我选择了另一条路，我可能会喜
欢做生意、赚钱。我内心的某个角落会想：那不是很棒吗？如果我真想那样做，我
可能已经成功了。可事到如今，我成了一个完完全全的公仆。戈登也是一个为公众
服务的人，如果他选择了另一条路，他可能还是会为公众服务，而且做得更伟大。
并不是说他做生意就会失败——以他的头脑和决心，他做任何生意都能成功——只
是，那永远无法成为他的动力，甚至不能引起他的兴趣。

    所以，对我来说，最高税率问题其实无关最高税率。当然，你可以提出一个非
常完美的主张，说有钱人应该付出更多，而在其他方面——社会保险之类的——我
为他们确实付出更多而感到满意，可是我希望在有竞争力的税率政策方面保留撒切
尔/ 贺维/ 劳森流传下来的做法。我希望富人在英国能感受到欢迎，有家的感觉，
好让他们带来更多的商业，创造工作机会，让他们在这里花掉他们的部分财富。他
们不是我优先考虑的对象；我的意思是，既不需要优先考虑去讨好他们，也不需要
优先考虑去招惹他们。我乐于保持现状。

    我知道，如果我们提高最高税率，将会被视为一个信号、一个有天性的声明、
一个冲击远远大于本身价值的指标。当戈登在大选前提出这个议案时，我收到的普
通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有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的人支持它，于是我来了个彻底
“撤销起诉”。在我看来，这是不折不扣的红色警戒线。过了一段时间，戈登放弃
了。

    平心而论，他对资本利得税的看法更加激进，因而极大地帮助了私募股权业。
对那些持有股权的时间满足于一个固定的最小期限的人，他把税率降到了小小的百
分之十五，所以那些买进公司，进行筛选，然后转卖股权的人需要缴税的税率远远
低于所得税税率。不过，我觉得，这一举动更像是戈登对那些认为他反对商业发展
的人发出的一个政治信号，是其顾问建议的产物，而不是源自真诚信念的行动。

    无所谓了；在那份关于英国央行的首次声明和他的首笔预算中，他的新工党风
格相当明显。然而，对于我退出经济领域的说法，他那种貌似认可的态度种下了扭
曲的种子，结出了破坏性的果实。当然，政治的本性就是，最终导致垮台的所有要
素都是从一开始就已经存在了的，尽管最初它们看起来没有什么害处。只不过，时
间会让它们变大、变强。即使是在那段执政早期的日子里，事实上，甚至是从约翰
去世后的那个我没有立刻表示同意的电话开始，一场胜负未决的战争就已经开始。
至于说，它究竟会不会有结果，又是另一回事了。

    尽管如此，一个如此高大的形象，一个显然既有资格，也愿意付出努力，而且
其精力、学识和政治分量都无可否认的人物，他的存在，他往地面上一站，就是对
政府的重要加码。就算有碰撞，至少也是泰坦巨人之间的碰撞。就算有紧张气氛，
它们也有创造性的一面。在我对中产阶级的保皇党式拥抱和他对工党传统的圆颅党
式认同之中，显然存在某种结合点，可以加以发展、利用。这一点，在1997年5 月
1 日之后的那几个月里看来很有希望，也确实如此。

    对推理、游说（只要论据很有力）的力量，我抱有一种有点古怪的乐观态度。
它有时候会导致我相信，如果一个政治目标是正确的，那么，它就是可以实现的。
很明显，政治不是这样运作的：有那么一些目标，绝对是众望所归、物有所值，却
是遥不可及。

    对于这一点，我在刚刚执政那段时间里跟自由民主党人打的交道就是一个例证。
一开始，我想把他们拉拢到我们的大营里。我视罗伊？詹金斯为顾问。事实上，我
开始喜欢他了，觉得他是一个正直、勇敢而且通情达理、学识渊博的人。我还喜欢
并尊敬帕迪？阿什当，认为他们有一些比较年轻、本质上算是新工党的党员。我能
理解社会民主党形成和失败的原因，也知道为什么它的失败不是因为其理念，而是
因为组织和政治上的原因。

    在人们眼里，自由党是一个混杂团体，包括比较严肃的人、不太严肃的人和完
全不严肃的人。其中有留着胡子、穿着凉鞋和难看的彩色衬衣、最大的雄心就是成
为一个活跃而出色的本地议员的男人，还有穿着宽松衣服、打扮怪异、谈论性教育
的重要性的女人。对于这些人，我完全持有同样的老套偏见。

    自由党跟社会民主党合并之后，形成了新的自由民主党。从政治外观上看来，
两者确实是很相似，于是他们以为，两者可以融为一体。但实际上，它们不行。他
们有点类似大多数政党中的左派和右派，只不过界限更明显，如同电影《卡萨布兰
卡》中里克对路易斯的评价。

    这样一来，他们的活动家往往有点怪里怪气。如今，我自己也成了个活动家，
而且年轻时还非常活跃——所以此处我要小心处理。不过，政治活动家向来都是有
点古怪的。我知道，这话是对偏执和成见的惊人坦白，不过，任何曾经蹚过政治党
派及党员这趟混水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多么奇特的环境。

    自由民主党人还可能容易走向纯粹的机会主义。说起来，所有政治家时不时地
都会来点机会主义——通常是为了把握机会；不过，自由民主党人在他们的一些本
地竞选之中，将它发挥到了极致，带到了科学或者艺术形式的水平。尤其是，尽管
他们的官方声明（大部分都很诚恳）宣称相信人种和性别的平等，他们却颇为擅长
卑鄙竞选，把目标对准了对手的个人特征。

    虽然他们很混乱，领导层却很健全，其中不乏一些出色的人物，而且在政治上
多多少少跟新工党有点一致。工党在我们的带领下走到今天，已经明白很多过去社
会民主党的说法都是正确的；他们的一些杰出成员也已经脱离原党，加入或者重新
加入了工党；说真的，从政治外观来看，我更贴近他们之中的某些人，而不是我自
己政党中的一些老左派。所以，把他们拉拢过来，合情合理。我们是否可以更进一
步，把他们带入政府？传统的工党人——特别是约翰？普雷斯科特——听说这个念
头定会抓狂；然而，此刻正是时机，以后可能再也遇不上了。我当然愿意尝试一把。
在大选前，帕迪和妻子简、切丽和我定期共进晚餐。我们互相喜欢、互相信任。帕
迪拥有真正的领袖品格，而且，他跟我一样，并不惧怕对抗自己的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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