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还有其他类似的对话，都让我相信，不管理论上如何，对于轻微的罪行也要求
执行完整的法院程序，实际上就是对这些轻微罪行的放任自流。我已经成为了一名
彻底的零容忍分析的拥护者：如果不惩戒那些犯下小罪的人，他们接下来可能会犯
下更大的罪行。你所创造的文化就是一个“什么都无所谓”、无礼、容忍了不能容
忍的东西的文化。尽管所有这些罪行都很“小”，但这个形容词其实是相对的。我
从来没有和那个在我家那条街上小便的人打架，但是我从来没有忘记过这件事。

    所以，不管教科书如何说，如果现实中小罪不能被惩戒，那么整个体系都不会
有什么好名声。这么多年来，我多次尝试据理力争，但并没有成功，不像在健康医
疗的选择权、学校教育团体、大学学费等领域里那样获得成功。然而总有一天会有
一届政府需要重新上这样一课。如果一边抨击法律与秩序，但同时还接受法律系统
中既存的“约定俗成”，这就像骑在杜利特医生的“推来拉去羊”①上，诧异着为
什么哪里都到不了。

    经过一番辩论之后，我们同意给予警察执行当场罚款的权力，就是现在被大家
熟知的“固定罚单通知”。在相关内阁会议上我们有过一番激烈的争论。甚至连内
政部都希望缩小规模。警察们很支持这个方案，而我也相信这能给他们额外的执法
工具。

    今天，已经开出了成千上万的“固定罚单通知”，这也已经被接纳为体系的一
部分，虽然在我眼中，它还可以被更广泛地应用，而罚金也应该大大提高。但是毕
竟它们已经存在，我们可以慢慢完善。

    我决定在一个甚至比妇女协会还还要奇怪、还要不合适的地点，来宣布此项决
定。

    我在牛津时的朋友彼得？汤姆森，一直以来都对汉斯？昆赞不绝口，汉斯曾经
是一位天主教牧师，后来成为德国蒂宾根大学的教授。他是一位著名的学者和作家，
由于和梵蒂冈在教皇无误论的观点上意见不一而吵翻，被认为是一名激进主义者。
他也写过一些书，如《论基督徒》，这是一本伟大的著作，也打动了非天主教徒。
在跨宗教领域，他远远领先于他的时代。我和他因为伊战而产生不和，就像我和很
多其他人的关系那样，但是一直以来，他都很谦恭，很慷慨。

    在彼得的鼓动下，汉斯邀请我去蒂宾根做一个讲座。这是一座美丽而又古老的
城市，也是二战时期没有遭受盟军轰炸的少数几座城市之一。约翰？伯顿曾经同他
的团队一起在那里表演过。虽然没看到有什么徽章，但是我可以想象当年在当地的
一些小酒馆还是破了不少纪录的吧。

    演讲依然是关于一个正在转变的社会的本质，以及它的规范与秩序。为了回到
国内之后有内容可以宣传，我们在演讲中加入了有关举止粗鲁的人和当场罚款的内
容。如果我们不加入这一段——就像阿拉斯泰尔正确地指出的那样——对于英国选
民而言，去欧洲就毫无意义。

    我很愚蠢地让他写了关于罚款部分的内容。这是阿拉斯泰尔那通俗小报式的写
作风格的典型例子。除此之外，就这样的题材而言，他写得有点过头了：说我们会
跟随被罚款人一起去最近的取款机，认真地看着他们被强制取出现金并交纳罚款—
—那是真正的“当场”，当场罚款。完全符合字面的意义，但是在现实中这行不通。

    “你等着看新闻里会怎么说吧。”在我们坐上英国皇家空军的飞机返回时，他
很自信地说，“这一定会引起很大的关注。”这一点他倒是说对了，虽然并不是完
全正确。

    不幸的是，这却成了一个经典例子：一个重要的论点被一个小小的失误所埋没。
当场罚款的政策的确引起了关注，但是或多或少有点被大家忽略，因为我们提到的
“去取款机当场取款”的例子并不适用，这让人尴尬。

    到最后，这也显得并不是太要紧了，因为出现了更为重要的进展——一个新的
反社会行为立法框架已经播下了种子。

    关于我想要的改革的公开演讲并不很成功。哲学角度的论证在妇女协会遭遇了
滑铁卢；政策方面的论证在蒂宾根的中世纪拱顶下寸步难行。现在轮到讲讲私人的
故事了。

    对于一个首相而言，有个进入青春期的孩子总是一件极为危险的事。早晚都会
出事。上天很眷顾我，让我拥有了最出色的、总体上还是比较通情达理的、略微有
些叛逆的孩子们。当我想到我在他们那个年纪是什么样子时，想到青春期的我在唐
宁街的样子时，不禁打了个寒战。

    我回想起隐藏在时间迷雾中的过去：在牛津读完第一学年回家时，我的父亲到
达勒姆火车站接我。我头发也没洗，还留着和长发公主①一样长的头发，没穿鞋子，
没穿衬衣。牛仔裤还是烂的——那时候破洞牛仔裤还不是什么潮流。最糟糕的是，
我穿了一件用我母亲扔掉的窗帘做的无袖上衣。我父亲的朋友们都在车站。他们的
孩子只要站在我旁边，个个看上去都光鲜得体，十全十美。

    父亲看到那“旧窗帘”时不禁眉头一皱。它的确很扎眼。我有点可怜他。

    “爸爸，”我说，“好消息是，我没有吸毒。”

    他看着我的眼睛，说：“儿子，坏消息是，如果你看上去是这个样子，而你又
没有吸毒，那么我们真的是有麻烦了。”

    现在我的孩子们很棒，但问题是——好孩子们也会走丢。

    那时尤安十六岁，刚刚结束普通中等教育证书考试。说实话，如果他不介意我
这么说，其实这并不是一个什么值得大加庆祝的理由。但是他和他的朋友詹姆斯，
一个可爱的男生——后来在2010年大选中成为工党候选人，还是决定出去玩玩，并
庆祝一下。

    7 月6 日晚上，大概十一点半左右，我正准备上床，忽然想到该去看一下尤安，
我想这个时候他应该已经回到家了。我错了。他不在。不在房间，不在公寓里。

    切丽不在家，她和利奥，还有她的母亲一起去葡萄牙休假了。

    见鬼，尤安到底跑哪去了？我只知道他和詹姆斯一起出去了。我给詹姆斯的母
亲打了电话，拿到了詹姆斯的电话号码。我打了电话给他。他的回答让我觉得有些
不知所云，但大意就是，他最后看到尤安时，尤安大致朝着莱斯特广场去了。

    我慌张起来。这个时候，我体会到了身为首相的不便之处。我想出去找他。如
果你是我，你也会的。你会想冲出去，忙着做点什么。但是我不能跑到莱斯特广场，
不能半夜三更到处乱走。我跟唐宁街门口的警察说了一下，跟他解释发生了什么事，
接下来一切就全指望他了。就像一名真正的骑兵，他宣布他会去找尤安。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很让人绝望。担心让我暂时忘记了明天还有重大安排。我得
去布莱顿，先要去黑人教会的英国大会会场，接着还要参加电视节目“问题时间”
的特辑，节目访谈的只有我，而且话题是集中在——是的，你猜对了——法律和秩
序，以及反社会行为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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