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我还记得，在我当政后不久，白金汉宫认为他们应该为一些工党议员举行一次
招待会。由于我们占有相当的多数，或许他们认为他们应该这样做，以免有些潜在
的废除君主制的倾向冒头。这次招待会一直进行得很顺利，直到菲利普亲王游荡到
了一个非常虔诚的左派女权主义议员琼？瓦莱身边。“你好，”他说，“你是哪里
的代表？”

    “斯托克。”她说。

    “糟糕透顶的地方，是不是？”他回应道。

    在我即将离开新加坡的那天晚上我们参加了一个盛大的仪式，是奥委会的开幕
发言和酒会。我碰到了西班牙足球运动员劳尔，试图邀他放弃皇马加盟纽卡斯尔联
队，但没有成功。在酒会中我一心想离开。我筋疲力尽，而且说老实话，很想宰了
下一个跟我谈话、纵论当今世界所面临的地缘政治挑战的人。我已经厌倦了奥林匹
克运动、奥委会成员以及奥委会的仪式。我的大脑已经转移到了八国集团峰会的准
备上面；在逗留于新加坡期间，我持续收到——并不总是正面的——有关这个问题
的报告。我越来越意识到双重败绩的可能性：没有争取到奥运会的举办权，也办砸
了八国集团峰会。

    雅克？希拉克到了，他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就好像是拥有奥林匹克及其所有
一切的主人。我以一种带有偏见的方式注意到——这也许是由于我的心情——每个
人都在他周围上蹿下跳。或许我已经待得太久，人们对我太熟悉了；或许我表现得
太谦虚，没有显示出足够的威严。我开始表现出了哀叹的迹象，这是我手下的人看
得出来的。

    这正是让那些不过分尊敬或者敬畏你的人围绕着你的重要时刻。唐宁街10号负
责重大事件的乔？吉本斯很同情我的疲倦，但坚决反对我离开。还有那么多人需要
拜访呢。塞博很友善，但坚定得一塌糊涂：留下。切丽似乎是不知疲倦的。我将无
法出席第二天的大型介绍会，因为我必须回去准备八国集团峰会。雅克本人可以亲
自介绍，而我只能通过录像了。好吧，那就待着吧。

    最后，就在我几乎要放弃生存意志的时候，也就是在所有酒会侍者与我一一合
影之后，总算到了走的时候了。我们上了飞机回家，这是一次十二个小时的航程。

    实际上，我与雅克在酒会上的不同表现，可以说总结并象征着伦敦和巴黎在申
办态度上的差别。

    1948年，伦敦是在劝说之下才举办奥运会的。随后，冷战或多或少扭曲了申办
的过程。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奥林匹克运动成熟了。在某个国家举办大会是在帮
奥运会的忙——这种时代已经过去了，举办变成了令人望眼欲穿的奖赏。当今奥委
会的想法是，承办国可以修建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并实际用于运动会。过去的终点
现在变成了起点。真正的附加值是，主办城市可以对奥林匹克精神作出什么样的贡
献，这种精神只是对奥林匹克运动之魂的一种笼统描述，它无法触摸但却可以让人
深深地感觉到。

    当国际奥委会对伦敦进行初步访问以评价我们的申办时，白金汉宫为检查组举
行了一次宴会，当时我就坐在组长身边。只是在与她谈话的过程中我才意识到，伦
敦的申办应该是有关他们的，而不是我们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我们可以做些什
么来促进奥林匹克运动的灵魂实质、精神与内涵；而不是仅仅关注伦敦、基础设施
等等。国际奥委会是运动员、生意人、王室成员和普通人中伟大与崇高人物的奇妙
组合；但无论他们的来源如何，他们对以下指责都极为敏感：整个运动会变得商业
化了，已经丧失了与其内在精神的联系。他们想让奥林匹克运动重新意味着某种事
物，某种更崇高、更纯洁的事物，而不仅仅是一个巨大的生财盛典。

    人们谈论着奥运会需要留下一些遗产，这通常指的是那些不会随着运动会结束
而马上关闭的设施。我认为这意味着能让世界发生正面的改变。我发现塞博和其他
人也有同感；于是我们便着手把伦敦展现成一个现代化的、生气勃勃的、多种文化
并存的、多民族融合并且令人骄傲的地方。这是一个具有当代价值的伦敦——现代
化与传统结合的都市。

    与酒会上的表现十分相像的是，法国人展现的是一种“我们将会胜利——这时
候你们就不走运了”的态度，并试图以一种似乎不可抵挡的姿态横扫众人——典型
的法国作风。我们展现的态度是：“我们恭敬地请求为伟大的奥林匹克运动效劳”，
并在不为人知的表层下面进行了几近疯狂的努力——典型的英国作风。在许多情况
下法国方式是正确的，但他们恰恰做得过了一点点。毫无疑问这就是关键之所在；
我们所展现的让人感觉更好。

    最后还要说到一个人，没有他我们可能无法成功：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此
前的8 月我曾到撒丁岛他的家中访问，谋求他对于申办的帮助。意大利起着关键作
用。他问我主办奥运会对我们有多重要。“很重要。”我说。

    “非常重要吗？”他问。

    “非常重要。”我回答。

    他说：“你是我的朋友。我无法答应你任何事情，但让我看看能不能帮上忙。”
典型的西尔维奥作风，这就是我喜欢他的原因。大部分政治家会说“我答应你”，
然后什么也不做；他说“我无法答应你”，但实际上帮你做事。

    私人关系举足轻重——这当然是很明显的；但这也被某些人完全忽略，这些人
认为是辉煌的谋略和精确的计算在推动着谈判和妥协。在所有层次上，特别是在最
高层，政治是与人有关的。如果你喜欢一个领袖，你会试图帮助他，哪怕这对你自
己的利益有所影响。如果你不喜欢他，你就不去帮助他。而如果你基于政治原因而
态度冷淡——比如因为他们是争议人物，像西尔维奥这一类人——那没问题，但别
哄骗自己了：吃亏的是你自己的国家。那些领袖们也不是傻瓜，他们知道你不打算
为维持关系而付出代价。你认为他们对此就不会心怀怨尤？我不知道意大利人是怎
么投的票，但是……

    离开新加坡的时候我们不敢抱有希望，但心中还是在希望；究其原因，我归结
于所有这一切造成的愉快心情和人们当着你的面总是说好话的事实。但不知出于何
种原因，现在好像不再是法国胜券在握了。

    整夜飞行之后我们在爱丁堡机场降落，然后便驱车前往宏伟的格伦伊格尔斯酒
店。选择格伦伊格尔斯酒店并非因其宏伟，而是因为我们需要一个比较安全的地点。
1998年的八国集团峰会——我第一次参加——是在伯明翰最靠近市中心的地方举行
的，但在那之后的七年间——甚至在“9 ？11”事件之前，更不要说其后了——举
行世界峰会的要求发生了变化。我们生活在充满抗议的公众时代。因为现代媒体本
质上是通过冲击效果才能奏效的，这就让抗议者知道，如果抗议方式具有足够的破
坏力，他们就会扰乱那些通过民主选举上台的政治家们的议事日程。一大群人可以
冲击一次峰会并让它流产、可以占据新闻焦点的覆盖范围、可以冲淡峰会的重要意
义；简言之，可以让峰会贬值。这就迫使政治家试图将他们自己与抗议活动隔离开
来；而自从2001年的日内瓦峰会以来，他们倾向于在远离政治中心或偏远的地区举
行这样的会议，这样就不容易受到干扰：法国的依云、德国的海利根达姆和美国的
海岛就是这样的地方。

    进入格伦伊格尔斯的时候我们可以听到反对全球一体化的抗议者们的叫喊声；
他们反对我们的会议、反对八国集团、反对整个政治体系。我对于他们并没有慈善
为怀的想法。为什么我们不能会面与谈话呢？毕竟，这是有关非洲与气候变化的会
议。而你们又有些什么麻烦？换句话说，我对他们的感觉与他们对我的感觉类似。

    然后我必须会见苏格兰首席大臣杰克？麦康奈尔。重要的是，要让人们看到他
也是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一部分，因为安保方面的安排已经实在过于棘手，很难
实行。他必须会见当地居民；几天前在爱丁堡举行的庞大的八国集团峰会会前集会，
他必须安排好警察部署，而且，跟平常一样，人人都想要八国集团峰会，但同时也
想抱怨由此带来的纷乱。

    令人吃惊的是我在从新加坡回来的路上睡着了，当然部分原因是吃了药。我洗
了澡，整理一番之后自我感觉很好；当然，由于等待奥林匹克的申办结果而有点紧
张。显然这事我现在已经不能再做什么，所以也就把精力集中到了八国集团峰会上
面。

    我已经决定这一年要做点不同的事情。大选后我在内部处于一种比较虚弱的地
位。戈登和他的人正在躁动。媒体或多或少总是不停地在从背后袭击我。人们一直
在逼我谈论把权力移交给一位新领袖的问题，而当时谈这个问题多少令我本人蒙羞，
也令我的地位有所削弱。

    但到那时我自身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我并不愉快——我身上的压
力实在很无情，但我在精神上非常坚强。我会至少再坚持两年。那至少与我做完整
个任期这个誓言高度一致——很明显，我并没有实践这一誓言，但已经不是那么公
然地违背人民对我的信任了。如果戈登能够和我按照一种既定方针共同工作，或许
我可以如我说过的，在这之前引退；但假如这还很困难，我将至少再干两年。

    如果党内和媒体的那伙人在这之前抨击我，想要强迫我下台，那双方就会发生
血战。在局面发展到那一步之前，我将做自认为正确的事情。我过去几年一直是按
照这一原则行事的，现在我还将继续这样做。我不会退却。就这么简单。我甘冒失
败的风险，也不会让对失败的恐惧缩减我的雄心。我不会浪费一丁点时间或者放低
我的眼光。因此，我想要一个不同的八国集团峰会方针。

    八国集团峰会通常把精力集中在当前问题上面，而且传统上总是有关世界经济。
它的成员资格代表了历史上而不是当前的经济与政治实力。我们开始逐渐非正式地
将其他国家纳入进来，这是从1998年伯明翰八国集团峰会开始的。

    这次我把它提高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首先，我邀请了五个国家——中国、印
度、巴西、南非和墨西哥——参加差不多全部峰会，并邀请了不同的非洲和阿拉伯
领袖作为补充。八国集团与五国领导人会话会成了一个新的模式，这让全球事务最
主要的参加者——或者他们中的大多数，尽管是非正式的——得以在联合国或者世
界贸易组织正式框架以外唯一的非地区全球性政治会议中齐聚一堂。

    第二，我决定努力争取一系列雄心勃勃的结果。我确定这次会议的目标是双重
的：为非洲设立一个大家同意的一揽子计划，谋求广泛的扶持与伙伴关系；至少在
原则上建立一个新的有关气候变化的全球性协议——要把美国和中国包括进去——
以在2012年《京都议定书》期满后继续发挥作用。有关非洲的一揽子计划建立的基
础是我2004年在鲍勃？格尔多夫鼓动下成立的非洲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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