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恶梦醒来
庇隆时代即将结束。埃维塔于1952 年去世后，庇隆政权渐失民心。反抗力量
日趋强大；教会和以英国为首的国外势力煽动军内的分裂，支持海军对庇隆由来已
久的反抗。到1955 年，现政权显然只有通过武力才能维持下去。
尽管庇隆威胁说要武装工人，让他们走上街头，但他暗暗下决心不诉诸暴力。
他是个政客，力图像政客一样生存——永远依靠一股势力去抵抗另一股势力。
然而他调兵遣将的权力却与日俱减。1955 年9 月，陆军在（阿根廷天主教的堡垒）
科尔多瓦起事，海军遥相呼应，严密封锁了布宜诺斯艾利斯，至此庇隆只好认输，
辞去了总统一职。他不久就秘密地出国了。
对于博尔赫斯，那是个欢乐的日子。他在《自传随笔》中这样记录下这件大事
：
1955 年9 月，渴望己久的革命到来了。经过一个不眠、焦急之夜，几乎所有
的市民都涌上街头，欢呼革命的成功，高喊着主战场的名字——科尔多瓦。我们异
常兴奋，竟未察觉雨水已把我们淋透。我们开心得甚至忘记咒骂一声下了台的独栽
者。庇隆躲了起来，后来被允准离国。没人知道他带走了多少钱。（《随笔》，1970）
对于博尔赫斯来说，一场恶梦结束了。庇隆执政的10 年是博尔赫斯的痛苦与
耻辱的10 年，虽然他作为作家的声望在不断提高。他当时写的两篇小说反映了他
那些年里的感情。《南方》最初发表于《民族报》（1953 年2 月8 日），后收进
第二版的《杜撰集》（1956），小说描写了一个像博尔赫斯一样具有北欧血统的阿
根廷人。一个流氓用匕首向他挑战。主人公胡安·达尔曼虽然不谙匕首格斗之术，
但是仍挺身应战，虽然他知道自己必死无疑。在庇隆时代，博尔赫斯一定觉得自己
就像达尔曼，他可能还想到过同样的残酷结局。第二篇小说《等待》也刊登在《民
族报》上（1950 年8 月27 日），以后被收入第二版的《阿莱夫》（1952）。故
事的主人公等待着几个流氓前来杀死自己。博尔赫斯或许也等待过、或者梦见他等
待过警察来将他带走。
如果说上述小说中的暗示和恶梦并不明显的话，那么博尔赫斯在那10年里发表
的一些诗歌则清楚地表现了他的憎恨与恐惧。《纪念胡宁的胜利者苏亚雷斯上校》
一诗最初在《南方》（1945 年1 ～2 月）上发表之时正是庇隆上台之日。它表面
上好像是又一首博尔赫斯所爱写的那种诗——赞美其祖先在战斗中表现出的百折不
回的勇气。但最后几行流露出了他的真实意图：
他的曾孙正奋笔疾书，
一个沉默的声音从逝去的时光中发出，
从奔腾的血液里迸出：
“如果它只是一个光辉的记忆，
或只是为一场考试而死记硬背的日期，
或者是地图册上标明的一个地名，
我在胡宁的战斗又有何意义？
那战斗是永恒的，亦无需
阵容壮观的士兵和无数的军号。
胡宁是两个平民在街角诅咒一个暴君，
或是某位无名氏屈死狱中。”
（《诗集》，1972）
通过将祖先为自由而进行的英勇斗争与平民反暴君的抗争相联系，博尔赫斯清
楚地点明了此刻的战场：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道。
他于1950 年当选为阿根廷作家协会主席，并担任此职至1953 年。据博尔赫
斯说，这个协会“是反独裁统治的极少数根据地之一。这一点非常明显，所以革命
之前许多杰出作家不敢踏进其大门一步。”作协最后被政府查封。
我还记得我被允准在那里作的最后一次演讲。为数不多的听众中有一个面带困
惑的警察，他极其笨拙地尽力记下了我关于波斯苏菲派的一些言论。在那死气沉沉
的绝望时期，我母亲——当时70 多岁——正遭到软禁。我的妹妹和一个侄子在狱
中度过了一个月。我自己身后总跟着一个密探，我先是带着他长时间地漫步，最后
我们竟成了朋友。他承认他也厌恶庇隆，但他是在执行命令。埃内斯托·帕拉西奥
曾提出要把我介绍给那个恶劣透顶的人，但我不想见到他。我怎么能彼介绍给一个
我不会与之握手的人呢？（《随笔》，1970）
博尔赫斯对庇隆的反抗得到新的军政府的公开表彰。通过两位朋友——埃丝特·
德托雷斯和维多利亚·奥康普的倡议以及阿根廷作协的公开支持，博尔赫斯被阿根
廷代理总统爱德华多·莱奥纳迪将军任命为国立图书馆馆长。博尔赫斯骄傲而稍带
自嘲地将此事记入《自传随笔》：“我认为这个计划不切实际，我至多只指望当个
小镇图书馆的馆长，最好在城南边。”官方任命正式下达前几天，我母亲和我曾散
步到国立图书馆……去看看它的建筑，但我相信一种迷信说法，所以没有进去。
“等我得到这个职位再进去吧，”我说。就在同一周里，我应召前去接管图书馆。
我们一家都在场，我向员工们发表了讲话，告诉他们我实际上就是馆长——一个难
以置信的馆长。几年前说服埃梅塞出版我的全集的何塞·埃德孟多·克莱门特同时
当上了馆长助理。我当然觉得自己成了大人物，但此后的3 个月里我们没有拿到薪
水，我想我的那位庇隆派前任并未被正式免职，他反正再也没回过图书馆。他们任
命了我，却不愿费心免去他的职。（同上）
对于博尔赫斯来说，当上国立图书馆馆长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他的梦想之一。
它不仅洗刷了他被庇隆政府故意提升为家禽稽查员的耻辱，而且也是对他多年来屈
就市立米格尔·卡内图书馆的卑微职位的补偿——这种补偿也许还可以追溯到乔淇
刚从欧洲回国的时期，那些年里他经常去国立图书馆的阅览室翻看《不列颠百科全
书》。乔琪过于害羞，不肯到服务台借阅他想读的书，所以只得反复翻阅那些用不
着开口就能借到的书籍。而现在他可以支配他所需要的所有书籍，巴比伦图书馆终
于变成了他的。然而，他被提升为国立图书馆馆长还有一层更加微妙的象征意义。
位于墨西哥街的图书馆大楼原是为国家彩票总行而设计建造的。表示机遇的象征性
符号装饰着这幢大楼，对于一个创作了《巴比伦彩票》的人来说，它们倒并不显得
那么格格不入。博尔赫斯终于找到了一个书籍与机遇和谐地统一起来的地方。
当时博尔赫斯的眼疾正急剧恶化。医生警告说，他必须停止阅读和写作，否则
他将完全失明。为了不致丧失仅剩的那么一丝光明，他被迫放弃了他最大的乐趣之
一。
他像往常一样坚毅地接受了这个事实。《自传随笔》里轻描淡写的陈述充满了
勇气：
从童年起，盲眼症便渐渐降临到我身上。这并不特别地悲惨或富有戏剧性。1927
年起，我的眼睛先后动过8 次手术：但自从50 年代后期我创作《礼物的诗》之时
起，我就已经失明了，这是因为阅读和写作的缘故。双目失明是我家的遗传病……
它好像也是国立图书馆馆长们的通病。我的两位杰出的前任——何塞·马莫尔和保
罗·格鲁萨克遭受了同样的命运。我在诗中写到了上帝对我的绝妙嘲讽：他同时赐
给我两样东西——800000 册图书和黑暗。
（《随笔》，1970）
诗的结尾强调的不仅是命运的嘲弄，它还展示了他的悲惨景况：像格鲁萨克一
样，他得不到自己最渴望的东西。
痛苦地在黑暗中探索，我摸索着走向
黎明的空虚，靠的是我那柄颤抖着
的手杖——对于我，天堂总是一个隐喻，
一个图书馆的意象。
有一样东西——不必空谈机遇
或偶然——统辖着这一切；
在我之前很久，另一个人在渐渐逝去的黄昏中
把这些书籍和黑暗视为自己的命运。
迷失在曲折的回廊上，
带着一种神圣而又莫名的恐怖，
我意识到我就是那个人，那个死者，迈着
一致的步伐，过着相同的日子，直至终结。
我俩中是谁在写这首诗，
用第一人称复数的我，在一样的黑暗里？
如果黑暗的诅咒无可改变地完全相同，
此时以我的名义替我说话的这个字又有什么用处？
格鲁萨克或博尔赫斯，我看着这令人愉快的
世界先是变丑，然后熄灭，
剩下一堆苍白的灰烬，直到失去的一切
似乎融入睡眠，融入忘却。
（《诗集》，1972）]
但是，这个双目失明、四下摸索的人注定不会沉睡，也不会被忘却。他还会收
到更多的礼物，直到他名扬天下。56 岁时的博尔赫斯或许觉得自己已经达到了顶
峰，可是，他离开其真正的目标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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