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的使徒
“海上的景象蔚为壮观——风暴。”——有一次，勃洛克写信告诉列米佐夫。
而如今，他面临着同样壮观的历史时刻，正如丘特切夫所说：
在生死存亡的关头造访
这个世界的人，是幸运的——
他仿佛一个谈话伙伴
被善良的人们请去赴宴，
观看他们精湛的表演……
据亲友说，年轻、快活、精神振奋、目光炯炯——这就是十月革命后的几个月
里的勃洛克。
要知道，革命并未夭折，革命还在继续，或者最好说——革命不过刚刚开始！
在十月革命的日子里，就连库兹明那样不问政治的诗人在其日记中所作的记载
也是耐人寻味的。它们充满了对起义者的同情，虽然库兹明认为他们注定要失败，
同时也充满了对资产阶级的蔑视：
“26 日（星期四）。奇迹发生了。布尔什维克占领了一切。他们未必能在罗
斯这片乐土上站稳脚跟。当然，大多数大惊小怪的人都是些畜生和混蛋。
他们害怕和平，战战兢兢地守卫着自己的万贯家财，直到别人流尽最后一滴血
……街上的气氛热热闹闹，喜气洋洋。空气很好。
27 日（星期五）。他们确实控制了一切，但人人都在回避他们，他们是那么
孤立。他们的政权肯定支撑不下去，城里一片慌乱。资本家和知识分子真让人讨厌，
要把一切都归功于自己，真奇怪，他们竟然没被处死。克伦斯基、科尔尼洛夫、卡
列金大摇大摆，萨文科夫也差点儿出来……平凡、年轻、可爱的士兵和工人的愿望
又将成为泡影。
28 日（星期六）。民主派（即立宪党人，右翼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
——作者注。）报纸呼吁发动内战。简直是一帮败类。彻头彻尾的歇斯底里。”
这类材料有助于我们理解，勃洛克之所以转向新政权一边，决不是出于任何见不得
人的目的，更不是慑于胜利者的强大。
诗人站到新世界的斗士的大旗下面的时候，斗争的结局还未见分晓，而且有很
多“冷静的观察家”认为他们前途暗淡。
据同时代人回忆，这段时间，勃洛克经常谈起在腾飞时丧命的浮士德的儿子欧
福良他觉得，革命也有可能落个这样悲惨的结局，但它将在人类的记忆中留下为崇
高的正义而斗争的呼唤。
伊卡洛斯！伊卡洛斯！
莫再哀叹！
诗人引用为欧福良哭丧的合唱队的话，并补充道：
——你们可知道，这里有一处妙笔，霍洛德科夫斯基的译文里这个地方完全搞
反了：伊卡洛斯，伊卡洛斯，真够悲惨！这难道是细枝末节吗？关于我们的革命，
我们的俄罗斯也是一样：哪里需要“莫再哀叹”，哪里偏在哀叹——真够悲惨！
勃洛克认为，同鼓舞人心的道德净化作用相比，十月革命的具体的社会政治意
义还在其次。他在革命中听到了对自己从前的信念的响应：
“只应这样生活，向生活提出无止境的要求：要么拥有一切，要么一无所有；
等待意外的东西；不相信‘世上没有的东西’，而相信世上应有的东西；哪怕这东
西暂时还没有也不会很快到来。但生活会给我们的，因为——它是美好的。”这段
话在相当程度上包含了为什么勃洛克在革命处于低潮时反而支持革命以及为什么他
晚年诗兴减退等问题的谜底。
1917～1918 年之交，勃洛克成为屈指可数的几个对新生的、步履维艰的社会
报以乐观微笑的人之一。
普希金有一篇关于萨丹王的童话，里面讲到公主生了个勇士，而自私自利且妒
嫉心重的宫廷卫士们对新生儿恶语中伤，企图加害母子俩的故事。
别雷这期间写的文章中有一篇提到过这个故事：
“我们中间若诞生一个勇士，我们说不上会给他取个名字：‘畜生’。
只有妈妈才知道，是她‘生了这勇士’……我们都是懦夫，老朽的懦夫……?
他指的是那些从前大谈自由、而今却避而远之的人：“假如婴儿托生为那基索斯，
他们就认不出他了，大概是吧；不过……母亲的叫喊和血……呸！
太可怕啦！”无论勃洛克对自己和自己参与政治活动作何感想，就他这段时间
的创作，就他于1918 年1 月创作的《十二个》而言，他很像发出如下呐喊的欧福
良：
我难道能远远地袖手旁观？
不，我甘愿去分忧解难！
《十二个》属于各种文选必收但至今未得到公正评价的名篇之列。这部长诗不
时地受到教条主义批评家的刁难，他自以为他在自己机械的世界观体系中就要为它
找到“一席合法的地位”了。因为烫手，他便把勃洛克历经十载仍未冷却的关于革
命的话不停地从一只手换到另一只手上，试图把它塞进一个事先准备好的地方。可
结果却正如马雅可夫斯基所说：
你要把
这个词
塞进诗行里，
它偏不往里钻——
你一压
它就坏。
不过，坏的不是千锤百炼的词，而是像老朽的骨头一样脆弱的概念的“诗行”。
对勃洛克长诗中高度的现实主义不能做自然主义的诠释，不能像解剖诗体那样
解剖它。
似乎冷峻而威严的美的诞生又重现了，只不过不是像阿弗洛狄忒那样来自南方
海洋的波涛，而是来自北方刺骨的“雪花”。
把描写革命的叙事诗同描写爱情的抒情诗加以对比也许会令人费解，可诗人自
己却作了这样的对照：他说，1918 年1 月他又一次顺从了“本能”，就像1907
年和1914 年创作《白雪假面》和《卡门》一样！
这一表白很重要，他深刻地揭示了勃洛克对1917 年事件所持的个人看法。
《十二个》是俄国诗歌中最费解的作品之一，也是情节最单一、三言两语即能
交待清楚的作品之一。
把这部长诗改编成剧本，几乎易如反掌：首先，着力描绘即将灭亡的旧世界的
一系列稀奇古怪的人物形象——神父，文人，穿羔皮大衣的太太，战战兢兢的老太
婆，哇哇乱叫的妓女，在十字路口惶惶不安的资本家及其同类：
狗；然后，把一支赤卫军巡逻队推到台上，再现彼得鲁哈跟同志们的谈话，与
卡奇卡和万尼卡相遇的场面……
然而，无论这场“演出”有多么生动，严谨，“体面”，失去的东西仍会很多。
这些东西有时即使读上百遍，我们也未必能领悟到，只有当我们把这部长诗放在1918
年真实的社会生活和文学生活中、放在伟大转折前的整个俄国历史、文学、艺术的
背景下去考察时，我们才能较为全面和深入地认识这部巨著。
那时，《十二个》中的暴风雪将不再仅仅是1918 年1 月的天气的再现，或者
是单纯的革命的比喻，而是汹涌澎湃、波澜壮阔的历史，淤积在当时的人们头脑中
的形象与联想，思考与希望的风暴的真实画卷。
不少人指责《十二个》的作者背叛了高雅的理想，把自己的风格降低到流行歌
谣和标语口号的层次，而另一类批评家对他的后一种情况反而大加赞赏，天真地认
为这个具有精细而复杂的个性的诗人“平民化了”，差不多与杰米扬·别德内依或
《罗斯塔之窗》走上了同一条创作道路。
这种观点，这种肤浅的解读真是荒唐之至！须知，诗之所以为诗而不是学术著
作，就在于它不须引证资料、罗列事实，只要是明眼的读者都会发现，这部长诗实
际上是俄罗斯古典文学传统主题的延续和发展。
勃洛克并非仅仅在《知识分子与革命》一文中才有权说，他所看到的正是“我
们伟大的作家们在可怕的预言般的梦里所看到的俄罗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看到的
彼得堡；果戈理称之为奔驰的三套车的俄罗斯。”他的长诗在许多方面都描绘了诗
人眼中的生活“映象”。陀思妥耶夫斯基曾敏锐地发觉旧彼得堡的扑朔迷离与俄罗
斯的存在的脱节，他隐隐约的地感到，似乎有朝一日这个城市会消失，就像融化在
空气里一样。由此可见，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惶恐不安的是这样一个想法：熠熠生辉
的宫廷礼服上的金饰、盔甲和被御用文人吹得无比强大的帝国并非牢不可破。
而勃洛克的长诗里再现的似乎就是这令人胆寒的预言。如果说，在第一章里，
我们还能遇到与不久前沙皇统治下的彼得堡有着某种联系的形象的话，那么，这以
后的城市风景则发生了惊人的变化，暴风雪似乎在扫荡街上那令人想起旧世界的一
切：
听不见城市的喧闹，
涅瓦钟楼上空鸦雀无声，
再也不会有巡警啦……
当时与勃洛克过从甚密的政论家兼批评家伊万诺夫- 拉祖姆尼克发现了长诗里
彼得格勒风景的一系列幻影式的变化中的一个。大家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看到的
是昔日俄罗斯帝国的首都，是从前的坑坑洼洼的平原，彼得一世的塑像孤零零地耸
立在那里。（有意思的是，从这个角度看；沙皇政权的结束颇像普希金童话《渔夫
和金鱼的故事》的尾声，吝啬、狡诈、贪得无厌的老太婆从富裕生活的巅峰一下子
跌落到两手空空、一无所有的境地。）
伊万诺夫- 拉祖姆尼克对勃洛克的一个诗节作了别出心裁的解释：
资本家站在十字路口，
把鼻子藏进衣领，
一条翘尾巴的癞皮狗
缩在一旁，皮毛僵硬。
“马哪里去了？骑士哪里去了？”这位批评家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形象，
“他们全没了。从前有一匹马的地方，如今却站着一条无家可归的‘翘尾巴的癞皮
狗’；从前有一个骑士的地方，如今却是一个‘站在十字路口，把鼻子藏进衣领’
的资本家……”如果接受伊万诺夫- 拉祖姆尼克的判断的话，我们便可创造这样一
个雕塑构图：前面是彼得大帝的青铜骑士塑像，中间是特鲁别茨科依的亚历山大三
世纪念碑，后面是勃洛克的“十字路口上的资本家”。
勃洛克呼吁自己同时代的艺术家“倾听那被风撕裂的空气奏出的雄壮的音乐”。
这个来自果戈理《死魂灵》的形象与他自己的长诗是如此和谐。
十二个赤卫队员如同飞奔的三套车，在它面前，周围的一切都要退避三舍：
风在散步，雪在飘摆，
十二个人列队走了过来。
步枪上系着黑皮带，
四下里——火光排排……
在援引了这两小节之后，勃洛克的一个同时代人在1918 年初的日记中写道：
“这是果戈理的‘飞掠而过，飞掠而过’。”这种对比，准确地揭示出长诗主人公
们行进动作的迅速，就像飞奔的三套车一样，因此，暴风雪与其说是动作的外部环
境，还不如说是这行进动作的产物，是十二个人“雄纠纠的脚步”在四下里的回声。
我们要让资本家倒霉，
把世界性的大火燃起，
世界性的大火烧着血……
这甚至不是威胁！这大火已在诗中发出怒吼，把暴风雪的雪舌伸向四处。
暴风雪已将不久前还在这里耀武扬威的“圣彼得堡”及其自诩为俄罗斯精华的
达官贵人从地表扫除净尽。
俄罗斯跟“十二个”一起奔向前方。
“罗斯啊，你往何处去，告诉我吧。她不回答。铃铛洒下一串奇妙的叮呤声…
…”果戈理写道。很有可能，在1918 年，更没有比这更让勃洛克感到亲切的话了。
不该忘记，革命的三套车的形象早在1900 年代就出现在诗人的文章里了，他
的不安的想法还被指责为“胆小怕事”和“危言耸听”。而指责他的恰好是那些在
1917 年十月革命后被“恶魔般的暴风雪”吓得抱头鼠窜的人。
“你们究竟是怎么想的？”在《知识分子与革命》一文中，勃洛克质问从前的
乐观主义者们，“革命是田园牧歌？创造在自己的道路上不会破坏任何东西？人民
是个乖孩子……? 到头来，‘不流一滴血’、‘不受一点儿痛苦’就能解决‘贵族
’与‘平民’之间、‘有文化的人’与‘无文化的人’之间、知识分子与人民之间
由来已久的隔膜？”勃洛克深深地懂得，奔腾咆哮的革命洪流是由许许多多的“水
滴”——形形色色、难以数计的动机、委屈、诅咒、复仇的渴望和崇高的理想汇流
而成的。我们不妨再回顾一下他1914 年写的一首诗的片断：
河流、湖泊、沼泽
由点点的水滴汇聚。
生在阴暗僻静处的
林间的水滴
为惊恐的俄罗斯
带来基督之火的讯息。
（《树林遮挡的峭壁……》）
无论这迸发的怒火变成怎样血腥的、残酷的——有时对那些“偶然撞上”的无
辜者甚至是完全不公平的——惩罚和毫无意义的破坏，勃洛克都不会忘记，究其根
源，总有现实的、深层的、人们可以理解的原因。所以，对他来说，“恶毒的仇恨”
仍然是“神圣的仇恨”。
“他们为何要挖古老的教堂的墙角？——因为多少年来，大腹便便的神父在那
儿打着饱嗝，收受贿赂，倒卖伏特加。
他们为何要糟蹋贵族老爷漂亮的庄园？——因为纯贞的少女在那儿被奸淫凌辱
；这个老爷和他的邻居都是一丘之貉。
他们为何要毁掉古老的公园？——因为多少年来，贵族老爷们就是在椴树和槭
树下面耍威风的：他们向穷人炫耀钱袋，向傻瓜炫耀学识。”这段摘自《知识分子
与革命》的名言，其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它的作者不是一个夸夸其谈，对如诗如画
的古老庄园一无所知从而也就对其毁灭无动于衷的理论家，而是一个连自家的沙赫
马托沃和门捷列夫的鲍勃洛沃也未能免于劫难的被严重伤害的人。贝凯托夫家也好，
门捷列夫家也罢，都不是地主；在附近的农民的记忆里，他们的名字同残酷、暴力、
不公正没有任何联系。
“有一次，”勃洛克的自传中说，“我的外祖父看见一个农民扛着一棵白桦树
从林子里走出来，便对他说：‘你累了，我来帮帮你’。很明显，这棵树是在我们
的林子里砍来的，可他连想都没想。”但“恶毒的仇恨、神圣的仇恨”并未对这些
田园牧歌式的土地所有者格外宽容，它还是殃及了勃洛克《报复》初稿中写的“距
莫斯科不远的天堂的一角”，而贝凯托夫买下这个地方时，“万没料到会遭此劫难”。
“如今，在我曾度过一生中最美好时光的故地，没有留下任何东西；也许，只
有古老的椴树还在喧响，如果没有把它们的皮也剥下的话。”勃洛克在《纪念列昂
尼德·安德列耶夫》一文中说。
由此看来，诗人在自己那篇著名的文章里并不是要长篇大论地教训其他知识分
子，而是首先表达纠缠在他自己心头的错综复杂的思想感情。
回顾“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青年时代的恋爱，在沙赫马托沃附近骑马观光
的同时，勃洛克也在想，穷人们是“知道老爷很年轻，他的未婚妻很漂亮，且两个
人都是贵族”的。
“不知老爷喜欢不，等等，停下，我们把赤练蛇给老爷和太太看看。
他们给我们看了。
从那以后便经常给我们看东西。既然比我们的手脏的这些人的手（天哪，就连
这一点我也看不出来，也不想妄加评论）竟能从窝棚里拿出几本堪称革命作家的书
来，那么，作为亚历山大·勃洛克，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也许，拿书的并非是这
些人的手，或者说，并非仅仅是这些人的手，还有成千上万的不为人知的穷人的手
；也正是那千千万万的人，在注视着这一切，他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这些饥肠
辘辘、含辛茹苦的人看到过出身高贵、养尊处优的老爷骑马时的矫健身姿。另外一
些人也看见过什么，怎么，听说，那位骑马闲逛的老爷，如今为我们说话了？哈，
老爷站到我们这一边了？”（1919年1 月6 日日记）。
在日记里，勃洛克痛心地指出，许多知识分子对正在发生的事作出了另一种很
有代表性的反应：许多人，其中包括曾经拥护革命民粹派的苏尔丹诺娃- 列特科娃，
专门研究过黑暗时期、自认为有把握对时局不失去耐心的著名历史学家谢·普拉东
诺夫等，“对自己的人民感到失望”。
蒲宁惶惶不安地转述了他听来的一件事：农民在捣毁富人的庄园时抓走了孔雀，
并将漂亮的羽毛剥个净光。
也许，在蒲宁眼里，这件事具有象征意义：瞧，如今的新“主人”就是这样统
治世界的——剥去其一切鲜艳的东西，使之失去色彩，面目全非！
而同时，对那些无辜的孔雀，农民还炮制了一个残忍而粗鲁的幽默：脑袋小小、
神态傲慢的孔雀，倒有几分像自己的主人，哼，把你们鲜艳的羽毛给剥光，看你们
会怎样！
部分知识分子对“造反的奴隶”不屑一顾的态度甚至激怒了那些拒不接受革命
的人中的优秀分子。
“难道你们没有发现，”谢尔盖·布尔加科夫主持的哲学对话《在神宴上》的
一位参加者说，“这里对待人民的态度是老爷式的、卑鄙的吗？动不动就说他们是
十字军（战争期间。——作者注），或者野兽！”“把我们的人民说成一团黑，”
另一位参加者说，“不过谢天谢地，总算有另一些诗人出来捍卫人民的灵魂，谢谢
勃洛克……”虽然布尔加科夫本人绝非完全同意自己的这位英雄，但他认为不能否
认，当时确有很多人对《十二个》的作者怀有感激之情。
随着时间的推移，勃洛克的功绩得到公正的评价，而且有不少起初跟这个“叛
徒”断交的人后来也都积极地、有时还拿起武器，同起义的人民并肩战斗。
“要爱今天的饥饿、流血、肮脏、病弱的俄罗斯是很难的，”问世于1921年7
月、并标志着相当一部分侨民知识分子转而同苏维埃政权合作的文集《转折》中的
一篇文章说，“然而，爱昨天的她又太容易了，那时，她有世界上最白的面粉，最
甜的白糖，最纯净、最浓烈、最醉人的伏特加。对那些这一切都应有尽有的人来说，
是太容易了。在贫穷的俄罗斯过惯了酒足饭饱、甜甜蜜蜜的生活，所以，一旦面粉、
白糖、伏特加都不见了，便会觉得俄罗斯也失踪了……
但是……爱我们的黎民百姓吧……爱红色的俄罗斯吧，因为，没有另外一个俄
罗斯。
是很难，能做到的人不多；勃洛克、高尔基、别雷做到了，演员中沙里亚宾做
到了，学者中奥尔登堡做到了，只有职业政客中没人做到。”勃洛克确实挺身捍卫
了人民的灵魂。
“……那些优秀人物说：‘我们对自己的人民感到失望’，”他辛辣地写道，
“那些优秀人物冷嘲热讽，咬牙切齿，目空一切，除了下流和兽性，什么也看不见
（而人——就在身边）……”在革命中，勃洛克看到了从以往生活堤岸里汹涌而出
的人民的强大洪流。还在1917 年8 月，在谈到千百万人心中的“敌视与仇恨的火
焰，压迫与凌辱的火焰，野性与复仇的火焰以及鞑靼人统治下的火焰”时，诗人写
道：
“俄罗斯文学的任务是把这火焰引向应该焚毁的东西，把斯坚卡和叶梅尔扬
（即拉辛和普加乔夫——作者注）的狂暴变成刚毅的音乐的大潮。”可以说，在《
十二个》里，诗人就是试图艺术地领会这一过程的。
十二个赤卫队员自身有着各种各样的要求，直到没有节制的狂饮。在狂饮烂醉
中，他们解放了的力量，包含着由来已久的阶级仇恨和个人恩怨，都不自觉地表现
了出来。仿佛遮蔽天空的冷酷的乌云，他们心中出现了原始的野蛮暴动的回声；他
们要尝尝哪怕片刻的做主人的滋味，看看昔日的“生活主人”胆战心惊的表情和低
三下四的丑态，用“振奋精神”的有效的老方法来加强对生活中所发生的变化的感
觉：
快把房门上了锁，
马上有人来抢劫！
快把酒店全撬开，
穷人要来喝一喝！
在俄国历史上，长期的不满引起的盲目造反如此频繁，以致这一次老百姓还以
为是跟从前一样，杀人放火，抢劫财富，把有钱人从父辈、祖辈、曾祖辈那里继承
来的家当统统抢光。
值得注意的是，勃洛克早就考虑过这个问题。
“……没有必要把所有俄罗斯童话全灌输给孩子，”他在1915 年写道，“如
果你对这些故事一窍不通，就别挑那些恶毒的、残忍的讲；但如果你略知一二，就
讲讲其中不幸的受害者一方；如果你知道得更多，就揭示一下其中创造性的东西，
那‘流淌在血管中’、尚未找到用武之地的强壮的体力和坚强的意志。”在大量的
有关勃洛克长诗的论著中，不时能看见一种幼稚的观点，即要在赤卫队员中间，划
分出一条“善”与“恶”、“自觉”与“不自觉”的界限。持这种论点的人甚至认
为，“不自觉”的人中只有一个彼得鲁哈，杀死自己爱过的妓女卡奇卡的凶手。而
其余的人则是铁板一块的集体，他们对头脑糊涂的同志予以正确的教育和引导。这
种看法未必正确。让我们仔细看一看，听一听十二个人初次登场时的一段：
嘴里叼着烟，帽子皱成团，
后背上最好再贴张“方块尖”！
自由啦，自由啦，
啊哈，啊哈，不要十字架！
得拉赫——哒——哒！
好冷啊，同志们，好冷啊。
——万尼卡和卡奇卡在酒馆里……
——她的长袜上有大票克伦基。
——万纽什卡如今成了有钱人。
——他曾是我们的，却成了大兵。
——万尼卡，狗娘养的，资本家，
试一试，把我的小妞亲一下！
自由啦，自由啦，
啊哈，啊哈，不要十字架！
卡奇卡和万尼卡搞上了——
搞个啥呀，搞个啥？
得拉赫——哒——哒！
作者的勇气表现在，他是在最不利的条件下接受战斗的。1 月12 日正当勃洛
克的长诗创作处于高潮之际，左翼社会革命党人报纸《劳动的旗帜》——诗人这段
时间曾与之积极合作，在上面发表了《知识分子与革命》和《十二个》——刊登了
克留耶夫的诗：
我们的小伙子是乌云里的雄鹰，
我们的姑娘比星星还深沉！
尽管克留耶夫很快又开始唱起异样的歌曲，但这个经过雕琢和理想化的形象好
似契诃夫的“宝贝儿”，还是找到了另外一些庇护者。
而勃洛克的主人公则是一些外表狂野剽悍、性喜寻衅闹事、别人避之唯恐不及、
近乎流放分子的“亡命之徒”。“不要十字架的自由”，在他们嘴里听起来既像醉
汉和强盗的叫喊，又像“统统到船头上去”其弦外之音便是：
昨天还只是幻想中的一切，今天可以放手去拿了，那些强加于人而不是情愿接
受的“条条框框”可以统统废除了。
但危险还未过去的感觉迫使他们小心谨慎。
革命脚步迈坚定，警惕敌人来偷袭！
他们的谈话本身似乎没什么重要，不过是在绘声绘色地告诉读者，他们浑身都
被冻透了，很想暖和暖和，见万尼卡和卡奇卡坐在酒馆里，不免心生嫉妒。
然而，就在这时，诗中出现了万尼卡迷恋市俗的诱惑、背叛自己的信仰、投靠
敌对阵营的主题。
随后，在遭遇万尼卡时，主人公身上表现出来的不仅仅是对他逍遥自在的生活
和情场得意的嫉妒，还有对他背叛同志、背叛他们共同的、虽然还不够明确的事业
的报复。
“这回你该晓得，玩别人的妞儿会有啥结果！……”这是追赶万尼卡乘坐的马
车时发出的警告。万尼卡仓皇逃跑的那副狼狈相，跟不久前那些“正宗的”达官显
贵和军官逃跑时的情形，毫无一致。
万尼卡想过舒服日子？谁不想呢！十二个人都想。然而，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
他竟公然与自己和同志们所痛恨的人相互勾结，沉瀣一气。
就为这没有挑明的罪过，大家才恨他。
两个在接吻中贴紧的身影裹着毛毯，飞驰在雪橇上。
勃洛克曾这样描绘情人的约会，他似乎在用这种方式勾起我们的回忆：
这一切已经重复过不止一次了。
万尼卡和卡奇卡这对“情人”是不久前贵族生活的扭曲的缩影，也是令勃洛克
毛骨悚然的“有钱的”妓院对爱情、对人、对女人的玷污。所以，赤卫队员也同样
恨拉万尼卡的车夫，因为他们又看到了那个“神圣的罗斯”，他们要从世界上赶走
要瞄准射击的那个虚伪而又肥胖的俄罗斯：
同志，端起枪，别畏缩，
让我们瞄准“神圣的罗斯”开火——
瞄准坚固的罗斯，
瞄准茅屋的罗斯，
瞄准屁股肥大的罗斯！
可子弹打中的不是万尼卡，而是“脸蛋胖乎乎的”妓女卡奇卡。不知十二个人
明天能否兑现自己的警告，及时收拾逃掉的万尼卡，而卡奇卡却——“死啦，死啦！”
为之奈何，毕竟事已至此，毕竟这也算对背叛的惩罚：彼得鲁哈爱卡奇卡，可她呢？
曾跟军官们瞎胡混……
昨天跟了个士官生——
今天又跟了个大兵！
她值得同情吗？
怎么，卡奇卡，还高兴？——一声不吭……
老实躺在雪地上吧，你这死人！……
初次见到万尼卡和卡奇卡在一起时，彼得鲁哈不由得妒火中烧，认为自己的一
腔痴情受到愚弄。然而，在他充满怨恨的自白里，透过有意说的一些粗话，我们还
是能感觉到他仍旧滚烫的爱：
你的脖子上，卡嘉，
那块刀伤还没复原；
你的胸脯下，卡嘉，
那块青斑还很显眼！
而卡奇卡被打死后，这爱便强烈而公开地表达了出来：
——唉，亲爱的同志们，
这个小妞我爱过，
我跟这妞儿在一起
度过不少销魂的夜……
——为她火热的眼中
那倒霉的大胆。
为她右肩膀旁边
那一块红斑，
我害了她啊，我这傻瓜，
我一时性起害了她……唉！
刚刚说过，“一点儿也看不清可怜的凶手的脸”：他其实是在掩饰自己的心慌
意乱，不让同志们发现。此刻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爱着的、委屈的、痛苦的人的
脸。在匹夫之勇的背后，原来隐藏着与勃洛克抒情诗的主人公以及他自己的感情有
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个人悲剧。
就连有时被学者们宽容地称为“非凡的妓女”的卡奇卡，也充满了异样的光彩！
诗人可以把《面对法庭》一诗中的话送给她：
我不光没有权利，
也没有力量将你指责，
指责你痛苦而狡黠的
许多女人命中注定的选择……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
我比那些人更了解你的生活，
我比法官们更清楚
你如何落入远方的角落。
卡奇卡是怎样不知不觉到了“那个地方”的？或许，她也像《在铁路上》的女
主人公，怀着对爱情和幸福的朦胧的希望，“迈着优雅的步子，迎着远处林中传来
的喧闹”走去，然后，不是死在钢轨上，而是死在马路上，不过反正都一样？
类似发生在托尔斯泰笔下，被年轻的地主迷住的卡秋莎·马斯洛娃身上的悲剧
的余音回旋在彼得鲁哈饱含痛苦和深仇大恨的话里：
记得不，卡嘉，那个军官——
他没躲过刀子捅……
是想不起来了，臭婆娘，
还是脑子记不清？
她怎么能记得清呢，那些“花天酒地的商人、赌徒、大学生、军官”走马灯式
地打她这儿进进出出，就连对这一切已司空见惯的上帝好像也重新被钉在这个可耻
的房间里，在非人所能承受的痛苦中抽搐：
你含着鲜血的嘴唇
在你金色的圣像上面
（难道我们称这为爱？）
被一根疯狂的线条分为两半……
（《耻辱》）
诗人感到，整个旧的世界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的声音同彼得鲁哈的哭
诉交织在一起；“可怜的凶手”的哀歌似乎是对勃洛克整个抒情诗的琴音的响应：
啊狂热的，放荡的，空虚的，
难忘的女人，原谅我吧！
（《面对法庭》）
“爱情的遭际与背叛的整个悲剧故事，只是长诗的骨架，而不是肉身，”《十
二个》的一位研究者这样认为。这是个颇有争议的观点，无异于把“微不足道的彼
得鲁哈的个人悲剧”同伟大的时代对立起来。
“个人的”悲剧淹没在革命的大海中，其结果是怎样的呢？难道它没有向大海
报告愤怒的“水滴”，没有汇入冲击旧世界的“九级浪”里去吗？
这不仅仅是勃洛克的长诗，也是人民生活与历史的活生生的、颤抖的、受苦受
难的“肉身”。彼得鲁哈并不落后于某些不食人间烟火的理想化的革命英雄，在他
们中间，他的形象最鲜明，因为他内心的痛苦真实可信，最能让勃洛克——还有我
们一理解和接受。
令人叹为观止的是，由于描写了“微不足道的彼得鲁哈的个人悲剧”，长诗从
而触及了此后的整个苏联文学用了整整数十年苦苦探索（有时甚至走向极端和失之
偏颇）的主题之一：个人与革命的关系，个人为革命做出的牺牲。
早在新时代的曙光初现时，勃洛克便在革命的音乐中敏感地听出了这个音调。
请听，赤卫队员们，或同情，或取笑，盘问着自己的闷闷不乐的同志：
——怎么，同志，你不高兴？
——唉咳，朋友，你慌个啥？
——干嘛，被得鲁哈，垂头丧气，
莫非你是可怜卡奇卡？
有趣的是，这几行诗句的语调令人想起一首关于斯坚卡·拉辛的著名民歌——
《从岛屿的后面进入航道……》。（几乎是如出一辙：“怎么，小伙子，萎靡不振。”
试比较后面朋友们对别季卡的挖苦：“怎么，别季卡，像个娘们儿。”）
有意也好，无意也罢，那首著名的民歌的情节好像在某种程度上渗入了别季卡
与卡奇卡的故事，尽管发生了惊人的变形。别季卡的朋友们对他不满，因为他陷入
痛苦和回忆中不能自拔。他的悲痛似乎（就像拉辛的弟兄们眼里的波斯女爵一样！）
是赤卫队员的障碍：
——现在还顾不上
停下脚来哄你，
我们的压力会更大，
亲爱的同志！
“这种责备和嘲笑”——借用那首民歌的歌词——彼得鲁哈听得一清二楚，他
想像拉辛那样，以自己的方式建功立业——把自己爱情的不幸投进革命的伏尔加河
里去：
于是彼得鲁哈
开始放慢步伐。
他扬起了脑袋，
重新快活起来……
啊哈，啊哈，
乐一乐不算罪过！
然而，“在她的灵前手舞足蹈”，就像歌中唱的那样，彼得鲁哈做不到：
他的胸中郁积着对杀死卡奇卡、同时也使他受到致命伤害的真正的罪魁祸首的
刻骨仇恨：
唉，你这苦中苦啊，
寂寞的寂寞，
折杀人的寂寞！
……
上帝啊，可怜你女仆的灵魂吧！
寂寞啊！
勃洛克曾经讲过，他的长诗是从这一部分开始写起的：
我要把你身上的肉，
往下割，往下割！
这个交待至关重要：难道事情仅仅在于这两行诗的音响效果吗？
对勃洛克而言，这两行诗是否流露了《十二个》的诗歌观念：叼着烟卷，狰狞
可怖，预兆不祥的“流放犯”的强盗面孔将深刻地表现出人的本质？
就勃洛克的构思来讲，彼得鲁哈的爱情悲剧是顺理成章的：如果没有它，他笔
下的赤卫队员的行进便成了一纸标语，所谓的“皮茄克”——二十年代文学作品中
被简单化的布尔什维克形象、画廊里的预言家。彼得鲁哈的故事使他们成为有血有
肉、栩栩如生的人物。
当他们发现自己身后跟着一条“饥饿的狗”时，他们的行进获得了更大的戏剧
性。在此之前，我们曾看见它跟资本家一起站在十字路口上：
资本家站在那里，
似无声的问号，似饿狗，
旧世界如丧家犬，
翘着尾巴，站在他身后。
旧世界，资本家，狗——这些形象如此频繁地互相交织，互相渗透，互为表现，
以致当我们看到一瘸一拐地跟在赤卫队员身后的狗时，可以对这个细节作最广义的
理解：
——别跟着我们，你这癞皮狗，
不然我要用刺刀给你搔痒。
旧世界，我们要把你推翻，
快崩溃吧，像癞皮狗一样！
那狗龇牙咧嘴——饿狼一般，
它翘起了尾巴——步步紧跟……
“旧世界”由可怜变得可怕。伊万诺夫- 拉祖姆尼克已经说过，它“在伺机扑
向新世界的代言人并将他们撕成碎片”。有可能，在此，勃洛克还有一个想法。
1918 年1 月29 日，在长诗已基本完稿那天，勃洛克在笔记本上写道：
“我明白了浮士德的话。Knurrenicht ，Pudel 。”这里讲的是，浮士德散步
时，有一只狗总是跟着他，他于是立刻怀疑，这狗是人变的：
你可注意它在画着螺旋，
渐渐逼近我们的身边？
如果我没有看走了眼，
它背后一路上卷起了熊熊的火焰。
据我看来，它在画轻微的魔圈，
套着我们的双脚以结未来的因缘。
钻进浮士德的房间，这条狗眼看着越长越大，念完咒语后摇身一变成了魔鬼靡
菲斯特，竭力阻止创造者——人——要“进入笼罩着谎言的人世”的大胆行为。
由此可见，勃洛克的长诗具有高度的悲剧色彩：沿着十二个人的足迹，沿着俄
罗斯这驾奔向未知的远方的三套车的辙印，一群穷凶极恶、贪得无厌、对一切崇高
理想居心叵测的饿狼穷追不舍！
十二个赤卫队员穿行于狂风暴雪中间：他们“做好了一切准备”，保持着高度
的警惕；本能引导他们前行；他们尚未彻底明了自己的斗争、自己迈向未来的雄赳
赳的脚步的全部含义。他们的目光注视着前方，注视着寒风呼啸、大雪飞扬、“四
步之外彼此不见”的地方（即便久经沙场的政治家当时也无法预料形势的发展！），
射击着闪现在周围的讨厌的人影；他们还不知道，他们的事业是神圣和崇高的，他
们还不知道：
前面是——一个刀枪不入，
被暴风雪遮住，
踏着晶莹的雪花，
迈着轻柔的脚步，
戴着玫瑰的花环，
高举着红旗的人——
前面是——耶稣基督
约翰·里德在自己著名的《震撼世界的十天》一书中写道：“每支纠察队由十
二个人组成，荷枪实弹，在各个十字路口值勤……”或多或少属于偶然的纠察队的
人数到了勃洛克笔下便具有了象征含义：
他的十二个赤卫队员所从事的事业，尽管远非自觉的，正是从前为世界传播新
学说——“摧毁多神教的旧世界的暴风雨”（勃洛克的特写《卡吉林娜》中的话）
——的十二使徒所从事的事业。
走在赤卫队员前面的基督本身代表了对革命的道义上的支持以及革命的最终目
的和理想。
也正因为如此，基督的形象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其实，整个长诗也是一样）。
人们对其艺术价值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从明显的趣味问题到纯粹的政治判断，应
有尽有。从纯艺术的角度来看，一位作家对亚历山大·伊万诺夫的画《基督显圣》
作的批评也适合于勃洛克的长诗《十二个》：“……为什么是《基督在人民面前显
圣》，而不是《人民使基督黯然失色》呢……? ”跟伊万诺夫的画一样，我们感兴
趣的是占据长诗第一层面的人物；而基督正是诗人对待革命的态度的象征。
关于一位意大利画家，勃洛克写过这样的话：
“我们应该记住和尊重西尼奥雷利的朝圣，他拖着老迈之躯，来到怪石嶙峋的
异乡奥尔维托，谦恭地请求公民们允许他为新教堂作壁画。”长诗《十二个》在同
时代人的心目中，就是这样一幅清新的革命画卷。
我们也应该记住和尊重勃洛克的“朝圣”，他进入冷酷的革命之国，为我们绘
制了一幅至今仍绚丽夺目、色彩纷呈的“壁画”。
长诗的激情与气势、自由与豪迈，犹如呼啸飞奔的三套车和赤卫队员雄赳赳的
脚步，让人不由得想起勃洛克对之评价颇高的里查德·瓦格纳的话：
“艺术就是这样一种喜悦：保持自我，生活于社会，从属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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