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主持红四军“七大”

    4 月1 日，红四军回师赣南到达瑞金与红五军会合，局势很有好转。4 月3 日，
前委却接到辗转送达的中共中央1929  年2 月7 日信（后称“二月来信”）。

    这封信是在革命形势严重时写的，中共中央按照中共“六大”时布哈林演说的
精神，要求红四军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红军，隐匿大的目标，
以保存红军和分散发动群众。

    前委接到“二月来信”后，就在毛泽东主持下举行前委扩大会讨论。会议的结
果，在毛泽东写的前委4 月5 日致中央的信中得到充分的体现。这信一开头就坦诚
地指出“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并从四个方面阐明
了红军必须集中、领导者不能离开的理由，表现出理论上和组织上很大的政治勇气。

    其实，在蒋桂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也已开始改变看法。中共中央在4 月4 日
通过的给红四军的指示信（4 月7 日发出）中说：红军目前总的任务是扩大游击战
争范围，发动农民武装斗争，深入土地革命。朱、毛“若一时还不能来，中央希望
前委派一得力同志前来与中央讨论问题。”但是，二月来信要求分散游击，却使红
四军中一部分主张分兵游击的人增加了争论的借口。

    4 月8 日，红四军主力和红五军由瑞金进抵于都城。前委召开会议继续讨论红
军行动的策略问题，通过了抓紧蒋桂战争时机分兵发动群众、在赣南创造群众割据
局面的决定。

    在于都东门外河滩上召开了红四军、红五军第二次会师庆祝大会，毛、朱、彭、
陈都讲了话。其后，彭德怀率红五军回湘赣边区，毛泽东率三纵队，朱德率一、二
纵队与军部，在赣南分兵活动。

    此时，中共中央派来红四军工作的刘安恭从上海辗转来到宁都。刘安恭四川人，
早年留学德国，回国在四川省当过邮政局长，后来加入了共产党，南昌起义后，到
苏联学过军事，在军事理论上有一套。由于他是中央派来、苏联回来的，一到红四
军就受到推崇。前委通过任命他为红四军政治部主任。

    后来，在红军再次入闽，于5 月23  日一举攻克龙岩城之后，由于地方工作一
度繁忙，前委决定成立临时军委，并决定由刘安恭任临时军委书记。

    刘安恭回国不久，才到苏区，不了解中国红军的发展历史和斗争实况，就主张
搬用苏联红军的一些做法。尤其是他主持了一次临时军委的会议，竟作出决定：前
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的其他事。下级党委作决定限制上级党委的领导权，
这显然是错误的。于是就以军委的问题为焦点，加剧了红四军党内本已存在的有关
当时军队的领导、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思想等问题的争论。

    5 月底，永定守敌省防军第二混成旅黄月波团弃城而逃。红四军开赴永定的湖
雷、金丰等处游击。前委与军部驻湖雷。

    在湖雷的前委会上，有些人对前委领导提出很多意见，并要求恢复正式的军委。
会议对党的工作范围、党的组织指导的原则展开了争论。

    主张设立军委的意见是：既有四军，就要有军委；建立军委是完成党的组织系
统。这些意见指责前委“管的太多”，“权力太集中”、“包办了下级党部的工作”、
“代替了群众组织”，甚至指责前委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的倾向。

    反对设立军委的意见是：赣南、闽西的苏区尚未发展，地方工作不多，领导工
作的重心还在军队，“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
于作战，不必要重叠的机构。这些意见批评了硬要成立军委实际上是“分权主义”。

    争论结果，意见未能统一，相反地，争论扩大起来。

    问题的症结在于：当时的红四军，虽然坚决走工农革命的道路，走武装斗争的
道路，英勇善战，百折不挠，但的确存在着不少非无产阶级的错误思想。由于官兵
中许多人是从旧军队脱胎出来的，必然带着旧思想、旧习性。



    他们习惯于“军官权威”，不习惯党的领导；他们乐意“流动游击”、“走州
过府”，不乐意做艰苦的根据地群众工作。另一方面，由于红军的大部分是农民出
身，自由散漫、无组织无纪律的作风也随而来。因而，在当时部队中，单纯军事观
点、流寇思想、极端民主化等等错误思想确实是存在的。

    问题在于党和军队的领导人如何对待。

    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干部，在总路线上是一致的（见毛泽东在1944  年3 月15  
日致华中局电）他们之间的争论，在于党怎样领导军队，军队的农村武装斗争怎样
进行。

    充分重视部队政治建设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的领导干部，对部队的各种非无
产阶级思想采取从严纠正的态度，主张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思想教育，加强
组织纪律性，主张在敌情缓和时分兵发动群众。

    有的领导干部侧重于军事斗争，主张在敌情缓和时分兵远出游击，对于部队中
“军队只管打仗”的观点、流寇思想、军阀残余，以及破坏政策纪律的现象就采取
从宽对待的态度；有的领导干部对新型革命军队的民主主义有误解，主张实行“自
下而上的民主集中制”，反对所谓“自上而下的家长制”，更容易助长部队的极端
民主化思想。

    毛泽东在1929  年6 月14  日的一封信中，对争论的问题作了充分的阐述，大
部分在后来古田会议决议中得到红四军全党的重视和认可。

    但是在1929  年6 月，争论的双方各持己见。临时军委坚持要搞偏于军事观点
的一套，因而坚持要“分权”。这就使前委无法统一领导，不好工作。

    前委6 月8 日在白砂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讨论了成立正式军委的意见，以及相
反的意见——目前不要设立军委一级党部、临时军委应撤销。表决时，41  人参加
的前委扩大会，以36  票对5 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这样，刘
安恭担任的临时军委书记一职自然免去。政治部主任一职后来也由陈毅接替。

    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召开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简称“七大”）。
大会原定计划是通过总结过去斗争的经验、统一思想认识，解决红军建设中存在的
各种问题，以进一步提高红军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更好地担负起创建发展农村根
据地的伟大革命斗争任务。这无疑是必要的，当时集体决定召开“七大”，目的和
愿望无疑是好的，是想统一认识，解决分歧，结束争论，加强团结，以利革命。但
是在当时，解决问题的条件不成熟，指导思想也存在着缺点，前委把各方面的争论
意见原文印发给各党支部，并号召“同志们努力来争论吧”，就有“自己不先提办
法，而交下级自由讨论”、“公开提到群众中没有指导的任意批评”（中共中央
“九月来信”）的倾向。前委还决定由陈毅代理前委书记（陈毅：1929  年8 月29 
日向中央政治局汇报记录稿）。这样，陈毅势必担负起主持筹备“七大”的重任，
要统一党内意见，起草前委工作报告，并保证大会能够顺利进行不致分裂。对于28 
岁的陈毅来说真是十分艰巨的任务。

    前委成员们每天交换意见，陈毅日夜工作。

    由于蒋介石令福建的陈国辉、张贞、广东的蒋光鼐和江西的金汉鼎务必于半个
月内向闽粤赣3 省边界地区集结兵力合力剿灭闽西红军，红四军便先行动作，乘陈
国辉旅返回龙岩喘息未定，在闽西群众支援下于6 月19  日三打龙岩，攻占县城，
歼敌约2000  人。陈国辉混入乱军中才得以逃命，从此一蹶不振。

    环境又暂得稳定。6 月20  日、21  日，前委扩大会在陈毅主持下讨论修改并
通过了准备在“七大”作的工作报告。

    6 月22  日，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城一所中学内召开。

    出席这次大会的除了前委委员及大队（相当于连）以上党代表外，还有部分军
事干部和士兵代表，约四五十人。

    陈毅为大会主持人之一。他代表上届前委作了工作报告。据大会的参加者傅柏
翠、江华、肖克等回忆：会场空气紧张热烈，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讲。

    代表们对几位领导人提出很多意见。有些意见是中肯的，但有些意见偏激夸大。

    代表大会开了一天，其成果集中表现为大会通过的《红军第四军党的第七次代
表大会决议案》。这是红四军党的集体创作，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陈毅当时的政
治思想水平。

    决议首先企图回答的是过去的政策中的重大争论的问题。其中最关紧要的是要
不要根据地及如何建立、巩固和扩大根据地。这个问题关系到红军的性质和任务，
牵涉到“保守主义”，“逃跑主义”，“流寇思想”以及单纯军事观点。“七大”
决议批评了1928  年7 月开往湘南，有“农民意识的回家观念，避免边界斗争的逃
跑主义，是不对的。”决议对井冈山时期的一些历史问题和红军实行的一些制度的
结论，基本上也是正确的。如“地方武装与红军武装应同样扩大”；“宣传兵制度
……是红军非单纯打仗的工具的特征之一”，反对“宣传兵制度”的偏见“非纠正
不可”；“士委制度? 是绝对正确的”等。决议还认为“毛同志所指出的偏于军事
观点，不注意地方的武装，湖南军事行动之错误……及其他腐败思想，这些都是对
的，的确有些同志犯这个错误毛病。”在党对军队的领导方面，决议否定了在前委
之下再设立一个军委的意见，认为这确系机关重叠，无再设军委之必要。决议并说
“规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这是临时军委的错误。”决议还指出：“党代替群众
组织，完全不是事实”；说前委包办了下级党部的工作，“失于武断、不合事实”
；所谓前委领导是“书记专政”，则“纯属偏见”。

    但是，决议对于“自下而上的民主集中制”的主张、对于部队中确实存在的流
寇思想，都没有给予批评。对于争论的不少问题，都作了折中平衡、息事宁人的批
评和回答。可惜的是，毛泽东曾向大会提出了关于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克服红军中正在滋长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流寇思想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
想的正确主张，未被大多数代表所接受，因而未能充分明确地写入决议，“七大”
也就未能“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中共中央“九月来信”），未能完全解决存
在的分歧，这也是客观的历史局限性所决定，并非任何个人的主观意志所能转移。

    最后是改选前委。陈毅当选前委书记。

    “七大”决议规定：改选结果的“这个决定须呈报中央批准”，在批准前可以
开始工作。“七大”决议案包括改选结果和有关重要材料于会后不久即送中央。

    “七大”对于红四军长期存在的争论，只是作了一次展开，只是部分地解决了
一些问题，问题的展开对于以后解决问题是必要的、有益的，但不是问题的解决。
陈毅自己也认为，大会通过的决议案只是一个折中的决议案，“并没有把问题彻底
解决了”，就是写到决议上的一切，都还有待于中央的指示和批准。所以他在1929 
年9 月1 日写给中央的报告中称：“静待中央派人去主持，所谓前委，只是一个‘
过渡内阁’。”

--------
泉石书库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