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从2002年9 月至10月，我大约用了近两个月的业余时间，写完了这本书。因为
亲身经历，记忆深刻，资料齐全，所以写作速度较快。它不是工作总结，也不是个
人自传，只是我长治工作三年和早年生活的粗略回顾。

    这种以自己的故事为脉络的写法，可能会给人以不够谦虚的感觉。我的想法，
党员有责任为党争光，尤其是身居重要岗位的领导干部。一个人的故事，往往是一
个地方党员形象的缩影。同时，我还坚持一个观点：作为一把手，如果我领导的地
方出了什么问题，应由我负主要责任；如果取得什么成绩，应归功于上级党委的正
确领导，归功于班子集体的共同努力和广大干部群众的艰苦奋斗。

    作为曾经是山西省政府组成人员之一和一个地级市的“一把手”，我还要承担
全省某些总体工作落后的责任。1999年，我当时是省体改委主任，在“三讲”的自
我剖析材料中我也曾经检讨到：20年时间，山西经济发展水平从全国中上游下降到
中下游，又从中下游下降到最末尾。过去的标兵我们望尘莫及，当时的追兵也变成
了我们的标兵。此时此刻，不知同志们是什么心情，不知同志们有何想法。作为省
里的一名中层干部，山西今天的落后，我也有一份责任，深感愧对人民愧对党，愧
对祖先愧对子孙。

    这一感受贯穿了我为人处事的全过程。我讲的故事中的矛盾，都是我一生中要
消化和吸收的营养，我将从立场、观点和方法中寻找自己的不足。

    从1969年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到2002年的33年间，我从农村、工厂、人民公社，
到县委、地委、市委、省委机关先后工作过10多个单位。我所服务过的省委书记从
前几任的王谦、霍士廉、李立功、王茂林、胡富国直到现任省委书记田成平同志，
先后共有6 位。至于我的上级、同级和下级，就更难以胜数。我总的印象是，大家
都想把山西的事情搞好，都想把本职工作做好。但是，怎样才能使愿望成为现实呢？

    我集中了大家的智慧，产生出自己的体会：选择了为人民服务、就等于选择了
甘心吃苦；选择了改革和发展，也就等于选择了吃亏和惹人；当好“三个代表”，
就会乐在其中。

    一

    我为什么写这本书？我想用我的实践回答两个问题：

    第一，党执政之后，如何避免脱离群众并进而加强与群众的血肉联系呢？

    我的回答是：忠诚实践江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带领广大干部重新回
到群众中！

    我认为，作为一个单位、一个部门或者一个地方的“一把手”，只要做到“三
敢”：敢吃苦、敢吃亏、敢惹人；达到“三深”：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人心；
实现“三带”：带头、带动、带领，就能把群众中蕴藏着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充分调
动起来，用党的最大的政治优势去化解最大的危险，从而解决存在于现实中的各种
突出问题。

    我分析了干部与群众的若干矛盾，将之归纳为十五“不怨”：不怨群众调产没
出路，而是干部调产没思路；不怨群众听了不干，而是干部说了不算；不怨群众无
聊，而是干部官僚；不怨群众没劲头，而是干部没带头；不怨群众不通情，而是干
部没感情；不怨群众不听话，而是干部不像话；不怨群众不明白，而是干部不清白；
不怨基层常出事，而是干部多避事；不怨群众上访成群，而是干部不深入人群；不
怨群众断马路，而是干部没给下岗职工找出路；不怨群众围堵政府大门，而是干部
没走进百姓家门；不怨群众没主意，而是干部搞形式主义；不怨群众不老实，而是
干部不落实；不怨群众不深究，而是干部不追究；不怨群众不争先，而是干部不身
先！

    我又分析了“一把手”与一般干部的责任关系，也分为十五“不怨”：不怨干
部不聪明，而是一把手不开明；不怨干部工作没落实，而是一把手追究不扎实；不
怨干部作风散，而是一把手骨头软；不怨干部不检查，而是一把手监督差；不怨干
部放空炮，而是一把手说到没做到；不怨干部不吃苦，而是一把手没辛苦；不怨干
部怕吃亏，而是一把手好挑肥；不怨干部怕惹人，而是一把手老好人；不怨干部没
信心，而是一把手没决心；不怨干部常失败，而是一把手搞腐败；不怨干部抓不好
卫生，而是一把手缺少文明；不怨干部不开放，而是一把手不放开；不怨干部解决
问题当儿戏，而是一把手爱搞下不为例；不怨老区干部思想保守，而是一把手创新
不够；不怨老区干部工作倒退，而是一把手革命传统没有发挥！

    第二，党执政之后，如何掌握执政规律、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呢？

    我的回答是：忠诚实践江泽民总书记“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带领干部过好
“三关”：寻找和解决问题关，追究责任关，以及在党内民主测评基础上的群众民
主测评关。

    通过寻找问题、发现问题、公开问题、解决问题和追究责任的“五步曲”工作
法，使广大干部明白“抓住不落实的事+ 追究不落实的人= 落实”的道理。

    我认为，扩大“三讲”成果，要倡导在地级市以下单位，在班子成员自觉自愿
的原则下，把年度党内民主测评和群众民主测评结合起来，增加群众民主测评的内
容。一般讲，谁决定干部命运，干部就会对谁负责。有了两测评的办法，广大干部
就会把对党和对人民负责更加一致起来，更好地落实“三个代表”的要求。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长治实践表明：不用现在的创新办法，难解历史的遗
留问题。但是，现实生活中，总有那么一些人怕这，怕那，忧心忡忡，固步自封，
怕担风险，怕被误会。说到底，还是怕丢官帽，怕个人利益受损。然而却不怕社会
矛盾危机四伏，不怕群众受苦、受穷。过去不是曾经有人怕过“大包干”吗？小岗
村农民冒了一个险，解决了亿万农民的温饱问题。长治忠实执行“三个代表”，解
决了若干社会危机。一些人担心的政务公开、舆论监督、群众民主测评都取得了良
好的效果。我认为，只要运用创新办法，便能解决社会危机。

    二

    我为什么写这本书？旨在让过去的历史，为现实服务；用个人的经历，为社会
服务；用个人的曲折经历，换来党的事业的顺利。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敞开心扉讲心里话。可能无意中讲错话，但决不会故意说
假话。我在书中的想法和做法，哪些对、哪些不对，请大家评判，让历史定论。

    有人说，你这种身份不能写这样的书。在他们看来领导是一个“模特”，言论
和形象都有特定的标准。也有人说，你这种身份要留个大背头，不能站在街上接待
上访，不能骑自行车，不能坐公共汽车，不能在小摊上吃饭，不能上街买菜，……
这些规矩我都破了，这些事情我都做了，我的身份不是依然还在吗，反倒心里更加
踏实。

    所谓身份，就是套在干部身上的“枷锁”，这种陋习于转变作风无益，于廉政
建设无益，于党的事业无益。正如群众所说，什么时候，没有了身份特征的标签，
干部就真正回到了人民中间，党同群众的血肉联系也就真正建立起来了。

    中国的政务公开从1998年开始：1998年村级公开，2000年乡级公开，2002年县
级公开。长治市从2000年开始，实行重大决策公开、花钱公开、用人公开。市委研
究工作的书记办公会纪要、常委会纪要公开了；市委常委生活会记录公开了；市委
书记检查性的发言公开了；对市委书记、市长以及班子成员的群众民主测评票数和
所提出的全部意见建议都公开了。在这本书中，我再来一个真实思想和经历故事的
公开，这是一种感情释放，也可称为一种贡献。

    我是一个普通的人，普通人有的缺点，我可能都有。我没有达到申纪兰的那种
境界和水平。但我有幸来长治工作，能近距离地向她学习，以她为从政楷模。申纪
兰曾经和我现在的级别一样，但她在十几年前，就主动放弃优越待遇，回到平顺县
西沟村当农民。申纪兰把自己说成是太阳底下晒的人，我向她学习，确定自己是群
众堆里干的人。所以，我下了决心写这本书。

    三

    我为什么写这本书？因为我觉得宣传舆论工作是党的整体工作的一部分。我在
长治以及其他地方工作，十分注重宣传和精神文明工作。在长治的三年间，我和市
委宣传部等单位编书多部。同时，我也汲取在原平县搞“搭台唱戏”引起全国新闻
媒体对我大量宣传的教训，坚决贯彻省委指示，埋头苦干，不事张扬。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多次在会议上讲，多次作批示，并提出严格要求。但长
治社会、经济发展的事实，引起了各界的关注。现代新闻媒体的传播方式，是我所
无能为力的。尽管如此，我曾先后9 次复函新闻单位，或向市里有关领导表明我的
态度。

    这是我在2001年1 月8 日写给一位记者的信：

    绝对不能发表这种写我的文章。因为我有过深刻的教训，你这样做会干扰和影
响我正常的工作，会使一些官场中人以为我做事的目的不纯。你要实在想写，也得
待我走了以后，或等我死了以后。官帽应当是个责任，而不是一个待遇；是个“吃
苦、吃亏和惹人”的头衔，不是一个“享福、沾光、为人”的职位。我在长治的做
法，有人说“得了民心，失了官心”。我妻子说“你这么辛苦图个啥，你这样惹人
不会有好结果”。我弟弟说：“你有神经病。10年无权，好不容易重新当了书记，
却只会吃苦受累，不懂得享福！”

    我深知，干部要享福，人民必吃苦！我要不去吃大苦，干部就不会变作风！人
说人不动，只能去带动。只有使之感动才会变成行动！而对于腐败，那是你死我活
的斗争。我们只能以党交给的办法，以自己站稳人民立场的毅力，来一点一滴地深
入人心，调动民气，使人民信任党，从而战胜恶势力。

    所以，你必须明白，写文章说我好，就是等于帮倒忙！过了年，我已56岁，我
不图钱，不图官，也不图讨“说法”。我若有所图，就干不成事！我只有保持这种
开弓放箭的速度，才能带出这支好队伍。所以，为了能让我默默地为上党人民干点
事，请你停下手中的笔。

    后来，类似这样的信，我又给作者、宣传部门和领导同志写过8 次。我们还采
取了一些过硬措施，杜绝宣传个人。正因为这样的控制力度，大约有两年的时间，
我们基本封锁了正面宣传，放开了舆论监督。

    2002年4 月，南方一家报社的记者，在长治住了十几天也没有见上我，十分生
气地走了。但也有持续恋战者。5 月份，我到德国考察，来访的记者见不到我，他
们就去采访群众，现场调查，收集资料，最后把所见所闻写成一条条新闻。就这样，
我成了2002年中国关注的新闻焦点。不管我如何的不情愿，宣传的负效却必须要承
担。有人说我“好宣传”、“图升迁”。也有极个别人想给我戴上“有争议”的帽
子。一说有争议，必然有是非，由于没人做结论，于是便成了“莫须有”。个别人
政治上的随地吐痰，一口“左”，一口“右”，很厉害。一位省领导安慰我说：
“争议你什么？无非是改革和不改革、创新和不创新、干和不干。”我对此深为感
激，也感触颇深：如果领导不能在官场见义勇为，下属焉能在市场冲锋陷阵！

    更让我欣慰的是，这场宣传风波没有改变山西广大干部对我的看法。一位省领
导告诉我，你每次在省、厅以上干部的推荐测评，得票都很高。我被动接受宣传之
后，就做好了日后测评丢票的思想准备。但是，结果却出我所料，山西各级干部和
长治市干部群众继续接受和肯定了我。2002年9 月，我被上级列为考察公示对象之
一。我又一次产生了像当年省委书记霍士廉肯定原平“搭台唱戏”，亲自给我下厨
房做饭的感受：这就足够了！如果党和人民需要我赴汤蹈火，我也会在所不辞！

    2002年9 月以后，面对各地记者的采访。我开始讲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因为我
不讲，事实可能有出入，观点可能不准确。这也是我下决心写这本书的另一个原因。
在外界逼和内心自逼的双重压力下，我感到自己既没有必要再躲避，也没必要再被
动应付，最好还是把话讲清楚、顺其自然好。

    我想，夜半盗窃只能偷偷摸摸，雪中送炭应当正大光明。如果坏事怕人揭露，
好事又不为人知，又何以进步发展呢？

    四

    我为什么写这本书？我想以这样的行动来倡导一种新风：领导干部要善于思考，
善于总结，善于亲自动手写一些东西，拿起笔为实践服务，为群众服务，为党的事
业服务。

    我认为，领导干部应当是个思想工厂，经常深入调查、勤于思考，善于把上级
的指示和当地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提出本地区、本单位落实中央精神的思路和办
法，也能抽象一些理论思维，开启人们的视野。

    当干部不能当成“懒汉”，不读书，不动笔。领导干部就仿佛是一架被人操纵
的“机器”，只会用别人写好的稿子，只会念抄书抄报的讲话。一位写材料的干部
对我说：他过去和领导讨论稿子时，念完第一部分，领导问：“有没有出处？”他
说：“抄某领导的讲话。”“过！”他念完第二部分，领导又问：“有没有出处？”
他说：“抄另一位领导的讲话。”“过！”他念完第三部分，领导再问：“有没有
出处？”他答：“这是我替你写了一部分。”领导说：“停，回去改，必须有出处。”
当然，这只是一则笑话，但寓意却极其深刻。

    领导干部不能在俗套中生活，说话做事，不能光看别人的脸色和眼色，工作要
有原则和有特色。社会发展如果绕过创新，无异于渔民绕过水面去撒网；抽象理论
绕过争论，无异于农民绕过土地去播种；解放思想绕过实践，无异于樵夫绕过山林
去伐木。战争年代攻堡垒要不怕枪林弹雨，创新时代攻堡垒要不怕闲言碎语，不怕
变成有争议的人，不怕个人利益受损失。人民尊敬那些为群众的利益而自己吃亏的
人，讨厌那些不顾群众利益而自己占便宜的人。

    五

    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我要用一种方式回报上党这片热土对我的关怀和支持。

    太行山、太岳山的每个山头上都埋葬着一颗烈士的心脏，上党老区的每一寸土
地上都有革命先烈流出的热血。当年八路军总部驻扎在此，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的
吃饭碗里，比别人多了一点点玉米糊糊，他便大怒骂娘：“这是让老子搞特殊犯错
误！”用他的话说：“共产党只给了我一个特权，那就是吃苦！”现在这里的群众
也对我说：你要唤回好风促发展，必须从严治党抓落实，必须咬定目标不松口，追
究责任不停步，要追到墙角无躲处。

    我要以此书感谢长治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和市政协各位领导同志对我的帮助：
三年间我们在一起互相帮助，相互理解，取长补短，积极配合，公开批评与自我批
评的成果，使我们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不管任务多重，要求多急，我的同事总能
如期完成，我们是一个能打硬仗的领导集体！大家忘我的工作精神和对我无私帮助
的态度，使我一次次受感动。我作为“一把手”，只能以这种形式来表达我的心境！

    我在长治的实践，还离不开领导班子中已经荣调到省委、省委党校和晋城、忻
州、运城市委担任要职的五位班子里的同志，我希望他们的工作更上一层楼；我也
不会忘怀已经退下来的市人大、市政协的领导同志和市政府退居二线的两位老副市
长以及一大批告别了工作岗位的中层干部，希望他们发挥余热，身体健康！

    我要以此书感谢中共山西省委、省人大、省政府和省政协的各位领导，他们多
次派来工作组支持工作。指导“三个代表”学教活动的老领导肖玉英、仲济学，作
风扎实，要求严格；考察干部的老领导王明、王全太，公道正派，观点鲜明。他们
给我树立了发扬革命优良传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学习榜样。

    这篇《后记》写完后，是2002年的10月22日清晨5 时，我又度过了一个不眠之
夜。出门一看，太行山区漫天大雪，已经拆去了围墙、完全开放的太行公园里，碧
翠的青竹枝头压满雪堆，弯着腰身随风摆动。我情不自禁地念起陈毅将军的诗句：
雪压竹枝低，低下欲沾泥……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中共长治市委办公厅李仁秀等同志为该书核实人名、地名、
数据和书稿的打印、校对等工作，有时加班到深夜。申纪兰同志不是个写文章的人，
但她应作者邀请作序。花了她很长时间，老英雄反复写、反复改，还念给西沟群众
听，请有文化的人一起改，下了大功夫。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同志在百忙之中也
挤出时间为这本书作序。我愧对他们的评价。《南风窗》杂志社和出版社的同志在
编辑过程中也付出了辛勤劳动。我一并致以深深的谢意。

    2002年10月22日于长治市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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