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岁月

    30  年后，戴高乐在他的《希望回忆录》里，曾对四年的“自由法国”运动作
过一个阶段性的总结。他说道：“在法国史上，我是在国家灾难深重的时刻被赋予
最高权力的。我的权力首先为不愿放弃战斗的法国人所承认，接着随形势的发展为
全体人员所承认，最后冲破了许多艰难险阻为世界各国政府所承认。”这短短的几
句话里，简明扼要地说出了戴高乐坚持四年抗战的酸甜苦辣。从中既可体会到戴高
乐孤军奋战，不被理解，备受歧视的伤感，又可体会到戴高乐百折不挠，从无到有，
直至成功的自豪感。

    当运载着“六·一八”号召书的无线电波发射之后，戴高乐等待到的反响却是
那样令他失望，他真正地感受到了他从来没有感受过的那种孤独。“我开始时却两
手空空。我的身旁连一个军队或组织的影子都没有。在法国我没有人拥护，也没有
声誉；在国外我也没有名望和地位。”亲耳听到“六·一八”号召书广播的法国人
似乎寥寥无几。希特勒的军队正在法国的土地上肆意践踏，法国从上到下由于军队
的溃败和政府准备投降，陷入一片混乱之中。许多法国人在敌机的狂轰滥炸下到处
逃难；许多城市停电，在那个电子管时代许多收音机无法启用，能够收听的也都在
收听来自波尔多政府关于和平还是战斗的广播；即使有人听到，他们大多数人也搞
不清这个戴高乐将军是何许人；在马赛和里昂这两个还未被占领的城市，有几家报
纸第二天摘登了号召书，但好像也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丘吉尔虽然给予戴高乐极
大的支持，但在大多数英国官员听来，“六·一八”号召书只不过是BBC 成天价不
停顿的节目中的一段插曲。结果，由于不受重视，这份今天看来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的文献，竟然没有被录音—- 此后谁也没有听到过。保存下来的只有一份修改过的
手稿和一张英国广播公司的记录：“时间：

    四分钟。无酬金。播送时间：22  时”。

    但是，时刻注意英国对法国停战求和有何反应的波尔多政府却监听到了这份广
播。为了避免它可能引起的反响，并压服戴高乐这位胆敢抗拒的将军，贝当办公室
当即向报界发布公告，宣布戴高乐已经没有资格代表谁发表公开讲话，他已不是政
府成员，并由陆军部长致电驻英武官，下令通知戴高乐将军立即回国，不得迟延。
戴高乐的回国条件是不签订停战协定，他还要求魏刚到帝国领土上去继续战斗。魏
刚的答复是先判戴高乐服刑四年，到8 月，又以擅离职守（逃兵？）罪缺席改判死
刑。

    贝当和魏刚主持下的波尔多政府的态度，戴高乐是早有精神准备的。如果仅仅
是来自他们可想而知的愤怒，戴高乐还不至于感到那么孤独和伤感。

    使他难以忍受的，是来自他的广大同胞的冷漠，不理解，甚至反对的态度。

    1940  年6 月22  日，波尔多政府与德国政府几经交涉，终于就停战协定达成
了协议。选择举行签字仪式的地点这件事，就注定了法国屈辱求和投降的结局。希
特勒选中了贡比涅森林中间一个展览馆里停放着的卧车作为签字地点。这是第一次
世界大战结束时，协约国总司令、法同元帅福煦的卧车。

    1918  年11  月25  日，就是在这节车厢里，协约国迫使战败国德国签订停战
协定。如今，希特勒复仇的日子到了，他命人将车从展览馆里推到原来地点，作为
同波尔多政府签订停战协定的地点。他存心要以战胜者的姿态羞辱法国人。这种羞
辱是残忍的。它不仅因为战败者与战胜者交换了位置，也不仅因为选中了同一个地
点，更因为两次战争德国人都侵入法国，上一次是被侵略者迫使侵略者停战，而这
一次是侵略者迫使被侵略者停战。难怪当听到法国代表团团长亨齐格将军说“我在
那辆卧车上”时，就连魏刚也禁不住叫道：

    “我可怜的朋友！”可是，对这种羞辱，法国许多人却麻木不仁。他们看不到
停战的先决条件就是要与希特勒合作，贝当政府的下一步棋，必然是在“保护人民，
避免牺牲”的幌子下全面与敌人合作。他们好像如释重负，沉浸在“和平”的喜悦
里，他们相信和崇敬贝当这块老字招牌，相信他所说的，停战“至少我们的荣誉算
是保住了。……政府有自主权。法国只由法国人来管理。”虽然停战求和使法国蒙
受屈辱，却没有一个政治家或军队要员在国内抗议签订停战协定。正如戴高乐在回
忆录中说：“事实上没有一个头面人物出来谴责停战”。

    就连保罗·雷诺也是如此。

    为了使贝当的路线完全实施，在贝当以及他所选中的卖国贼皮埃尔·赖伐尔的
积极鼓动下，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在维希召开了最后一次参众两院联席会议。7 月10 
日，联席会议通过了一项法令，决定授予贝当政府全权，制定新宪法。这等于宣布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寿终正寝，法国国土上将出现一个新政权机构——维希政府。

    从理论上来讲，这次两院联席会议通过的法令是合法的。两院议员总共932 名
（参院314 名，众院618 名），由于法国当时的形势，实际上的合法议员只有850 
名，其中将近200 名无法参加这次会议，实际投票结果是：569 票赞成，80  票反
对，17  票公开弃权。

    可见，对贝当的支持在政界和政府里是一边倒的（尽管若干年后那80名投反对
票的议员都成了英雄）。众议院议长爱德华·埃里奥曾是个主战派，但这时他说：
“现在，全国人民在民族危亡的时刻，都聚集到人人尊敬的贝当元帅周围来了。我
们千万不要去破坏在他的威望下新建立起来的全国大团结。”参议院议长让纳内也
曾是个主战派，他在主持联席会议时也没有提出反对意见。

    因此，表面上看起来授权的合法性，加上对贝当这个当年凡尔登老英雄的崇敬，
人们纷纷表示效忠贝当政府。既然贝当在维希的政府算是合法，那戴高乐在伦敦创
建的“自由法国”运动，当然就是非法了。

    在文化艺术界的名流中，像大名鼎鼎的克洛代尔，弗朗索瓦·莫里亚克，保罗·
瓦莱里，安德烈·纪德等人，都曾以他们感染过多少人的笔墨，尽情地颂扬过贝当
的停战求和政策。



    法国所有的海外领地官员和驻外使节，几乎都选择了贝当，或者是既不支持贝
当政府也不相信戴高乐。

    6 月19  日，也就是在“六·一八”号召书广播的第二天，戴高乐就曾致电法
国驻北非总司令兼摩洛哥总督诺盖斯将军，表示如果诺盖斯拒绝停战，他就听从诺
盖斯指挥。接着，戴高乐还致电东地中海军区的总司令米特尔豪塞将军和高级专员
皮奥将军，印度支那总督卡特鲁将军，突尼斯总督贝鲁东先生，向他们表示要组织
一个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协调所有坚持抵抗的力量，并请这些有身份的人参加
委员会。但是，除去卡特鲁将军后来投奔戴高乐之外，其他人都服从了贝当政府和
魏刚将军的命令。这些高级人物由于等级观念和法统思想，尽管不少人希望继续战
斗，但最终还是选择了沉默和服从。

    在驻外使节中，驻华盛顿大使圣·坎坦表示，拒绝背叛贝当元帅，“不能采取
叛乱分子的立场而归顺在伦敦的一小撮人”。驻伦敦大使科尔班，在戴高乐半月前
来往于巴黎和伦敦之间时，曾与戴高乐有多次接触，他不同意停战求和，辞去了政
府职务，但也不愿跟随戴高乐。他对戴高乐说：“我是一个老公务员……违法的事，
我可吃不消”。

    在英国的难民、侨民，以及败退到英国的法国军人，其中至少包括五名军衔比
戴高乐高的将军，要求返回已经屈服了的法国。在他们看来，战争已经结束，他们
应该回国在贝当元帅的领导下过正常的生活。戴高乐另起炉灶的做法，他们难以理
解。在美国，有法国侨民大约20  万人，还有将近2 万难民，其中大多数是在法国
停战前后逃往美国的各界名流。有人作过民意测验，大多数人是拥护贝当政府的，
85％的侨民和难民不赞成戴高乐。这种情绪延续了很长时间。一年以后，当勒内·
普利文到美国，想为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组成一个驻美代表团时，仍然遇到意想
不到的困难。

    普利文想请前驻美大使、任过外交部秘书长的阿历克塞·莱吉尔担任代表团团
长，被一口回绝。莱吉尔反对停战，反对贝当政府，更反对同德国侵略者合作，但
是他也不同意由一位将军（一个级别最低的将军）来代表法国。

    他认为，不管这位将军是多么勇敢值得崇敬，但他毕竟没有“正式受到人民的
委托”。他解释道，只有由共和国总统，或是参众两院的议长领导的救国委员会的
承认，他才能接受抵抗运动的职务。普利文又去找著名思想家、哲学家雅克·马里
坦，同样遭到拒绝。马里坦尽管严厉批评贝当政府，但认为还是应当尊重这个合法
政府；他虽然赞赏戴高乐继续战斗，但认为他没有组成一个法律承认和法国人民接
受的政府，“是毫无意义的”。让·莫内给戴高乐写信，反对在伦敦组织法兰西民
族解放委员会，认为那是在英国“卵翼”下产生的，表示赞成戴高乐坚持战斗，
“但不能把伦敦当成复兴的发源地”。

    就连那位曾给戴高乐许多方便，任过雷诺外事办公室主任的德马尔热里，也对
戴高乐说：“我受命作上海的总领事。我是经过伦敦，不是到你这里参加工作，是
到中国去。我到那里将和你在这里一样，为法国的利益服务”。

    在这位外交官看来，他接受贝当的任命与戴高乐坚持抗战一样，都是在为法国
服务。

    戴高乐曾希望有充分代表性的人物出面支持“自由法国”运动，但他看到“到
我的旗帜下来的‘经得起考验的人’，毕竟是很少的”。

    戴高乐的孤独和伤感，还来自那些他曾寄予希望的国家。法国停战求和，法国
沦陷希特勒之手，曾使许多国家感到震惊和同情，“但各国很快就承认了既成的事
实”。

    在英国，除去丘吉尔和少数几个官员之外，英国战时内阁和军队中的高级官员
们，多数对戴高乐持怀疑态度。他们想方设法阻挠戴高乐继续使用BBC 电台向法国
广播，逐字逐句审查修改他的广播稿。英国陆军部对戴高乐在英国为“自由法国”
招募士兵、飞行员和海员的计划设置障碍，竟然派员到因溃败而在伦敦的法国兵营
中，提醒他们说：“你们完全有自由在戴高乐手下当兵。但我们有责任以个人的身
份告诉你们，一旦作出这个决定就是背叛你们的政府……”。法国驻英海军使团秘
密进行反对英国和戴高乐的活动，而英国海军部和战时内阁却不愿意对这个使团采
取措施。英国的情报机构还在投奔戴高乐的法国人中招募情报员。在伦敦的法国使
馆中，仍然驻着一位领事负责两国来往事务。

    此外，在维希政府里仍然驻留着许多重要国家的外交官员——这表明这些国家
仍然在同法国这个“合法”政府打交道。他们有加拿大总领事德布依斯，教皇大使
瓦勒利阿·瓦勒利，苏联大使波格莫洛夫，美国大使李海上将，还有南非联邦的代
表。这些人在维希，无疑给贝当政权壮了威，给那些本来想投奔戴高乐的人，增添
了疑虑。

    美国，是戴高乐继英国之后寄以厚望的国家。但是，在戴高乐四年抗战中，美
国给予的同情和支持是与自己的地位和影响最不相称的国家。在那艰难的岁月里，
罗斯福总统没有会见过一位支持戴高乐的法国人，他始终对戴高乐表示怀疑和敌视，
迟迟不肯承认戴高乐的抵抗政权，美国与维希政府的关系是盟国中持续最长的。

    这些来自各个方面的观望、怀疑、不理解甚至敌视的态度，除去因为对戴高乐
的为人和作为有保留以外，最集中地反映出一点，人们的思想被束缚在合法程序的
传统观念中，他们分不清谁是谁非，他们不知道如何来界定“合法”与“非法”。
就连许多同情支持戴高乐坚持战斗的主张的人，也不愿同情支持戴高乐坚持战斗的
行动。因为在他们看来，贝当政府的行动虽然“背理”，但是“合法”；戴高乐的
行动虽然“合理”，但是“违法”。当然，要使大多数人弄清这个问题有待于维希
政府的卖国嘴脸进一步暴露，也有待于戴高乐的“自由法国”运动在艰难中逐步发
展壮大。但是，在戴高乐开创他的事业的最初阶段，这无疑是个极端严峻的问题。

    表面上看起来，贝当政府签订停战协定是合法的，向贝当政府授权、结束法兰
西第三共和国也是合法的。因为这两件事，都是经过一定的法律程序，即议会通过
的。如果仅仅从法律程序上来看，它是无懈可击的，是合法的。

    但是，那些断定贝当政府合法和戴高乐非法的人，他们在作出判断的时候，忘
记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和一个根本的原则。

    一个基本的事实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在它末日来临之前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
它的议会和政府，已经丧失了正确行使国家权力的能力。先是无能，他们制定了一
条有助于侵略者加速走向侵略道路的绥靖政策；接着是惊慌失措，他们在侵略者的
攻势面前斗志无存，致使法国一败涂地；最后是屈辱求和，将国家和民族利益奉送
给了侵略者。法国全国已陷于崩溃，首都和大片国土沦陷，军队溃败，围绕停战和
战斗的争论已导致政治上的分裂，处于这样一个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议会和政府，在
一小撮人的操纵下，绝不可能作出挽救国家和民族危亡的正确决定来。实际情况是，
在欧洲已沦陷的国家，没有一个政府愿意屈服于侵略者，更谈不上下敌人合作。它
们既使无力抵抗，也要设法维护自己国家的主权和独立的名誉。像挪威、荷兰、卢
森堡、波兰、比利时等等，都先后在英国公开了自己的“流亡政府”。唯独法国的
贝当政府例外。

    一个根本的原则是：国家法律制定的原则是什么，当然是要捍卫国家和民族的
最高利益。这一点，在任何一部独立国家宪法中都是不能回避的。国家宪法的宗旨，
就是要捍卫和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依据宪法规定产生的国家权力机构，应
当是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代表者，国家权力机构的合法性，从根本意义上来说是由这
一点决定的。一个国家权力机构，如果在危急关头不能捍卫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
尽管它是依据法定程序产生的，它用什么证明，又有什么资格说自己是合法的呢？
难道广大人民应该接受这样的权力机构吗？

    因此，根据这个基本事实和根本原则，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最后一届议会授权的
贝当政府，并不具有合法性。反之亦然，戴高乐的抵抗运动，就具有合法性。

    戴高乐从来就是将合法与不合法放在国家和民族利益这个原则上来检验的。他
坚信“六·一八”行动是一个合法行动，他随之创建的法兰西民族委员会是一个合
法的抵抗政权。因为它体现了法兰西的永恒的精神和灵魂，维护了国家和民族的最
高利益。他通过广播公开宣布：“1940  年6 月17  日那天，法国最后一个合法政
府在波尔多已不复存在了。一小撮失败主义者和卖国贼发表了一篇诚惶诚恐的宣言
以后篡夺了政权。一帮形迹可疑、名誉扫地的政客，野心勃勃的官僚和昏庸无度的
将军都纷纷钻营，争权夺利；而同时，又要俯首贴耳，任凭别人奴役。于是，一个
84  岁的老头子，一个过去曾显赫一时的可怜躯壳，利用法国的失败，被抬出来掌
了大权，向敌人俯首称臣，蒙骗这个被打昏了的国家。第二天，自由法国便诞生了。”
戴高乐认为有三条理由证明他有权代表法兰西行使权力。首先是法国已不存在别的
合法权力机构，而国家和民族利益要求有一个权力机构。其次，戴高乐本人是共和
国最后一届政府的唯一坚持战斗的成员，他是自由的，决不接受投降和篡权。最后，
广大法国人民越来越同情和支持自由法国，这就是一个永久性的选举团，证明自由
法国的权力是合法的。l944  年8 月，当戴高乐回到解放后的巴黎，全国抵抗运动
委员会主席皮杜尔请他宣布共和国成立，他回答：“共和国一直存在着，自由法国、
战斗法国、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都与它形成一体。维希政权过去和现在都是无效
和非法的。我本人就是共和国政府的主席。我为什么还要宣布共和国成立呢？”戴
高乐认为，一个对国家和民族负责任的政府，就要承担责任，它应当继承这个民族
以往的遗产，捍卫现实的利益，并带来希望。可是贝当的维希政府却恰恰相反。

    30  多年以后，戴高乐在他的《希望回忆录》里对这个问题讲得更明确了。

    他指出：“对一个政权来说，它的合法性来自它所激发的民族感情，而当祖国
存亡之际，合法的政权就体现为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继存。”正因为戴高乐具有这
种超出自我的民族感情和爱国之心，他才能在孤独的包围中保持旺盛的斗志，在伤
感之余保持不懈的毅力。在这段最黑暗的历史时期里，他愈加明白了自己肩上的重
任具有的份量。他从逆境中感受到，只有勇往直前毫不动摇地承担起光复祖国的历
史使命，才能真正获得权力和权威。只有成为捍卫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不屈战士，才
能得到广大法国人民的承认和拥护，得到其他国家的尊敬和重视。”只要自己稍一
动摇，就会导致毁灭”。

    戴高乐历来是不会想毁灭的，他只有前进，冲破艰难险阻，去争取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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